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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民族与华夏族之间的交往与冲突早在商周时代就开始了。从根本上说反映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之间的交互。
傅斯年在《夷夏东西说》一文中提到了这一交互的早期形态。他认为华夏和蛮夷在初期的分化是东西分裂，这与从东周开始的南北分裂完全不同。他把黄土高原的居民与大平原的居民分开。黄土高原的居民聚居在河谷中，平原居民则居住在高地上以避洪水。黄土高原易于防守，并且是对外扩张的基地。大平原则很容易被侵入，也不是良好的对外发展的根据地。黄土高原的农业生产力较差，但却是饲养牲畜的好地方。平原的生产力要高很多，但不利于牲畜的饲养，尤其是在黄河下游的沼泽排干之前，是很难饲养牲畜的。黄土高原有向蒙新草原移民的趋势；大平原有向东北地带迁徙的趋势。
平原和高原的居民互相影响。黄土高原的居民有两大群体：一个是集中于汾河河谷并发展到河南的夏；另一个是陕西三大河流，上游都达到甘肃的渭水、泾水和洛河谷底的周。
平原则聚集着两大群体：居住在河南北部及河北的商；散居在山东、河南东部、江苏北部以及东北南部的夷。商族控制着黄河下游平原的北部，夷则从这个平原的南部伸展到淮河流域，并通过短近易行的海程，与东北南部及沿海保持原始的交流。商人和夷人不但土地接壤，并且时代相同。但在黄土地区，夏和周之间有一段时间上的空缺。
根据傅斯年的观点，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民族的交替兴起形成了早期华夏文明。夏统治下的第一黄土高原时期，这个时期有夏和夷的战争；商统治下的平原时期，商人利用夷人的人力和经济资源加强了自己的力量；周人统治下的是第二个黄土高原时期。
公元前770—前769年，周人把都城从黄土高原的陕西迁到大平原上，从此，周朝的统治开始衰微。从楚国崛起于南方，尤其是公元前546年弭兵之会后，东周“政霸”体制最终确立，形成了“弱联邦”式的政治治理结构。整个华夏由楚、晋、齐、秦共同治理，中国进入了第一循环期南北对峙的局面，这个转变的中枢是长江流域的楚国，加剧这种对峙的是西部的势力秦国。
综上所述，无论是前期的东西对立，还是从东周开始的南北对峙，以农耕为主的华夏文明在这两次对峙中逐渐形成。秦末，反抗的势力主要集中在淮河及长江流域，利用这些反抗势力，公元前206年西汉建立起来。这个帝国立刻建都于黄土高原，同时又完成了对长江流域的征服，确立了帝国的统一与北方的优势。东汉帝国的建立更加强化了北方的优势。但是这种优势从孙氏称霸江东开始逐渐被打破。
正当农耕文明在蓬勃发展的时候，蒙新草原、海藏高原、东北地带、云贵高原正在崛起新的力量。尤其是蒙新、海藏的少数民族，成为游牧文明的主体，与华夏文明进行着全方位的博弈。
如果说东周时代是农耕和游牧文明交互的形成期，那么两汉至魏晋便是这两大文明的博弈期。从西汉开始，游牧民族深入中国内地，汉族也更远地深入游牧民族的腹地。双方的势力在边疆地带此消彼长，任何一方都很难彻底征服另一方。尤其是这些游牧民族，被驱赶到游牧生活的根本地带，压缩成较小却更有力量的核心团体，占据着最容易抗拒汉族势力的土地，这些都给华夏帝国的统治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到了东汉末年，整个帝国内忧外患，尤其是西面的游牧民族，成为威胁帝国安全的隐患，尤其是凉州的羌人，幽州和并州边境的乌桓，以及鲜卑贵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