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对于东汉皇权来说，除了豪族、名士以外，它所能信赖和依靠的力量只能是宦官和外戚。而在和外戚、宦官的斗争中，皇权又只能紧紧依靠宦官。
宦官本来是皇帝的仆役，并非一种政治力量，但在一定条件下，他又是最黑暗腐朽的存在。在各自政治力量的分离组合中，唯有宦官是与皇权共生存的，是皇权最为放心最为亲近的势力。可以说，没有皇权，就没有宦官，而就宦官个人来说，无论他的势力有多大，始终是一团肉身，是孤零零的皇帝奴仆。在皇权最孤立无援或受制于人的时候，只有宦官能扮演皇权最忠诚的卫士。宦官时时刻刻像警犬一样，注视着大臣的言行，唯恐他们有任何不轨之举，成为威胁皇权的隐患。因此，在皇权看来，宦官就是自己。
东汉时，皇权在危难时刻，如果需要进行种种密谋策划，它总是通过宦官去实现。结果，皇权与宦官或者同归于尽，或者在斗争中取得胜利，从而使皇权对宦官的依赖日益加深，最终成为宦官的工具。
宦官没有人格，社会地位极为卑贱，常常被士人蔑视地称为“阉竖”，羞与为伍。因此，宦官与豪族、知识分子存在着天然的对立。事实上两者的利益也不能相容。只要宦官掌握了权力，他必然会拿豪族和大姓名士开刀，将各种流氓、无赖，以及各种没有名望、地位的人提拔起来，授予官爵，赠予权力和财富，使之充当鹰犬，成为自己的权力基础。而豪族、名士们的地位和利益必然备受摧残。因此，东汉中后期，随着皇权对豪族和士人的疏远，对宦官的重用，豪族、名士与宦官（包括外戚）之间的矛盾也就越来越尖锐。
一般来说，豪族、名士与皇权、宦官，以及皇权与外戚的斗争越激烈，政局就越不稳定，皇权和宦官就越相依为命。东汉政权从和、安两帝起，越来越深地依赖宦官，和帝依赖郑众，安帝宠幸樊丰等人，桓帝依靠宦官铲除外戚，结果东汉的皇权日益成为宦官手中的玩物。
事实上，皇权与宦官的结合，并不全是皇帝幼小、无能造成的，和帝、桓帝都是很有计谋和魄力的君主，他们之所以依赖宦官，既是政治格局决定的，又是皇帝自觉选择的结果。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七对东汉皇权依赖宦官做过深刻的分析：“其开自光武乎！崇三公之位，而削其权，大臣不相亲也；授尚书以政，而卑其秩，近臣不自固也。故窦宪缘之制和帝不得与内外臣僚相亲，而唯与阉宦居。非（窦）宪能创锢蔽之法以钳天子与大臣也，其家法有旧矣。……西汉之亡也，张禹、孔光悬命于王氏之手而宗社移矣。光武弗知惩焉，厚其疑于非所疑者，使冲人（皇帝）孤立于上，而权臣制之，不委心膂于刑人，将其委乎？明主一怀疑而乱以十世，疑之灭德甚矣哉！”
王夫之的分析是符合历史情况的。事实上和帝信任宦官，不是由于昏弱或幼小；桓帝依靠宦官，打击外戚，显示了空前的政治手腕和勇气，其策划密谋之周全，非昏庸幼弱之徒可比。虽然王夫之没有看到光武“疑”大臣并非一时的失误，而是社会权力分配的政治格局引发的必然结果，但他指出东汉后期的宦官专权，起因于光武对大臣的防范，是由来已久的“家法”，不能不说触及了事情的本质。《资治通鉴·汉纪》卷四十九说汉末对大臣的防范日益严重，“灵帝时，朝议以州郡相党，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对相监临。至熹平四年（175)，复有三互法。婚姻之家及两州人不得交互为官”。
总之，宦官是东汉政治中一束奇葩的毒草，东汉后期的“党争”，以及割据体制的形成，直接或间接都与宦官集团有着联系，可以说，宦官势力的壮大加速了东汉王朝覆亡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