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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六日，张伯礼出生于天津市南开区一个普通家庭。一九六四年，他考入天津医学专科学校，经过四年的学习后被分配到天津市大港区上古林医院。
那个时候的乡医院条件有限，没有大型的检查设备，也不能做手术，平时主要负责接诊附近的居民，给他们做一些简单的治疗。如果遇到危重病人，只能送到二十公里以外的区医院。
张伯礼每天早早来到医院，把诊室打扫得干干净净。没有病人的时候，他就坐在一旁看书；如果附近有人生病了，他就背上药箱，骑着自行车出诊。
一个冬天的早晨，医院来了一个病人。几个人用一辆木板车把他推进医院，又七手八脚地把他扶到医生面前。
大家焦急地说：“医生，快给他看看吧。他一直喊肚子疼，疼得差点在地上打滚儿。”
病人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他的脸色灰白，豆大的汗珠不停地从头上滚落，乌黑的短发全被浸湿了。他痛苦地捂着肚子，不停地呻吟着。
一个医生连忙走了过来，戴上听诊器，一边在小伙子的肚子上轻轻按压，一边仔细地听着。过了一会儿，医生问小伙子：“你这几天大便了吗？”
小伙子愣了一下，咬着嘴唇，无力地摇了摇头。
医生又转向送他来的人，问道：“来的路上他吐了吗？”
一个陪同的人急忙说：“早晨起床就一直吐，一直吐。不光把吃的东西全吐了，连喝下去的水也给吐出来了。”
医生放下听诊器，严肃地说：“前几天我们也遇到一个和他症状一样的病人。这可能是急性肠梗阻，我们处理不了。必须马上送到区医院去做手术，否则会有生命危险。”
“可现在这天气……”几个人不约而同地望向了窗外，只见铅灰色的天空中飞舞着大片大片的雪花，停放在院子里的木板车上已经积了一层厚厚的雪。
“我们去找车。”几个人说着便跑了出去。
过了一会儿，他们又垂头丧气地回来了。还没等医生问，其中一个人就拉着医生的手说：“雪那么大，没有车去镇上。医生，求求你再想想办法吧！”
医生想了想，对他们说：“要不，你们找中医看看吧？”
在医生的建议下，几个人请来了一位胡须花白的老中医。老医生给小伙子诊了诊脉，写下一张处方，说：“先喝药吧。喏，这是一剂大承气汤。马上熬药喝下去。”
大家都忙了起来，配药、熬药，很快就将一碗热气腾腾的药汤送到了小伙子的手里。他艰难地撑起身子，在大家的注视下，喝光了一碗药汤。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一个多小时后，小伙子突然捂着肚子喊道：“我……我……肚子更疼了，我要上厕所！”几个人搀扶着他，马上把他送进了厕所。
过了好一会儿，小伙子才从厕所里出来。他惊喜地喊道：“医生，大便以后肚子不那么疼了！医生，我全好了吗？”
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老中医。老医生微微笑了笑，说：“没那么快，药还要继续吃。如果回去之后再疼得厉害，还是得到医院来。”
“谢谢医生！”几个人说着感谢的话走了。在一旁目睹了整件事情的张伯礼看着他们的背影，突然想到了什么。他来到药房找到那张处方，只见上面写了几味中药的名字——大黄、厚朴、枳实、芒硝，每个名称的下面标注着剂量。为什么这几味药搭配在一起就能治病呢？他百思不得其解。
张伯礼拿着药方去问老中医：“老医生，大承气汤是什么？这样的几味药就能治那么严重的病，简直太神奇了。”
老中医缓缓地说：“大承气汤出自《伤寒论》，不要小看它，它虽然只有四味药，却可以治疗实热内结、胃肠气滞、腑气不通。刚才的疗效你也看到了。”
“中医真是了不起。可惜我在学校没有学过中医课程。”张伯礼有些遗憾地说。
老中医笑着说：“你要是有兴趣，我可以教你一些汤方歌，也叫汤头歌。大承气汤的汤头歌是这样的：‘大承气汤用硝黄，配伍枳朴泻力强，痞满燥实四症见，峻下热结第一方。’学中医要先学汤头歌，再学根据病人的病症增减药量。”
从这天起，张伯礼便经常向老中医请教。平日里只要听说有好的药方，他就连忙拿出小本子记下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张伯礼对中医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学习中医的愿望更强烈了。
虽然能经常向老中医请教，但张伯礼不满足于只是知道几个方子，能对一些简单的病症进行治疗，他希望能够系统地学习中医理论，但医院的条件有限，很难在这里学到更多的东西。
多方打听之后，张伯礼报考了中医函授学习班。经过一个学期的刻苦学习，张伯礼对中医的认识更深了。一九七三年，他争取到一个脱产学习的机会，从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七五年两年间，张伯礼参加了天津第四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
张伯礼很珍惜这次学习机会。两年时间里，他每天都如饥似渴地学习着中医理论，把能借到的理论书籍带在身边，一有机会就读。同学们都记得，每天晚上十二点前，张伯礼房间的灯都是亮着的。他把能搜集到的名医名家的方子都记录下来，整理的常用汤头歌摘录记满了整整一个笔记本。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长时间的刻苦学习和潜心研究，张伯礼的中医理论和诊疗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后，张伯礼又迎来了新的机遇，一九七九年，天津中医学院（现在的天津中医药大学）决定招收第一批研究生。张伯礼得知自己能够报考后，马上报名参加了一个考前辅导班。
每天下午下班后，张伯礼都要从大港区骑车到市区学习。两地相距几十公里，骑车要很长时间。因为第二天还要上班，下课后他必须马上骑车赶回大港区。虽然很辛苦，但张伯礼硬是坚持了大半年时间，风雨无阻。
经过超乎常人的努力，张伯礼终于成了天津中医学院首届中医研究生。这批研究生的报考难度非常大，经过层层筛选，最后只招收了十四人。张伯礼凭借着自己扎实的理论水平和诊疗能力在众多考生中脱颖而出。
入学后，稳重勤奋的张伯礼被选为班长。在校学习的三年中，张伯礼继续刻苦学习，每天都是图书馆的常客。《黄帝内经》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医学经典著作，张伯礼深知这部著作对于中医的重要性。他把这部著作通读了三遍，还认真做了笔记。
张伯礼的导师是阮士怡教授。阮教授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学贯中西，勇于创新，遵古制而不拘泥。他创建了天津中西医结合心血管学科、老年病学科等。阮教授认为，学习中医就应遵循“审证求因，从因施治”的原则，临床诊病时要“善于辨证，求因论治，以治其本”。
中医说的“证”，也就是证候，可以概括为一系列有相互关联的疾病症状；而“辨证”，就是在治疗过程中，对通过“望闻问切”四种诊断方法收集到的有关疾病的所有资料，运用中医学理论进行分析，辨清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及发展趋向等，然后概括、判断为某种性质的证候。
阮教授时常提醒自己的学生：“医学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进步的，社会制度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风俗习惯的改变，使人类的疾病谱发生了新的变化。因此，医学的发展要适应这种新的变化。”在校三年时间，张伯礼跟随导师学习了扎实的医学基础知识，同时也领悟到了导师对中医药发展的远见卓识。
阮教授一生致力于中西医结合、辨证施治，这给张伯礼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上学期间，他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将中西医结合在一起给病人治病？他只要有机会就向导师请教这个问题，阮教授也毫无保留地和他一起讨论。
毕业前，该写毕业论文了。同班同学大都写的是古典医籍和中医理论，或者是对某种中医治法的讨论和研究。张伯礼经过深思熟虑，选择将《浅论中西医结合》作为毕业论文的题目，他希望能够在中西医结合这个课题上有所发现。论文中，张伯礼主要讨论了舌诊研究。中医的诊断方法主要是“望闻问切”四种，舌诊是中医的“望”诊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医生可以通过观察舌质、舌苔和舌底来判断病人的病情，然后对症下药。传统的舌诊都是目测，这种方式倚重经验，判断也因人而异，很难做到客观和科学，难免会有误差。张伯礼希望能够找到更科学的方法，尽可能做到科学诊疗。
一九八二年，张伯礼从天津中医学院顺利毕业，获得了中医内科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张伯礼选择了留校任教，后来又担任了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在后来的几十年中，为了能够更科学地对患者进行舌诊，张伯礼一直坚持不懈地对这个课题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