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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怡小学毕业后，父亲秦粟臣决定送她进入中华职业学校商科专业。这是一所名校，大姐秦德贞之前从这所学校毕业，顺利地在银行找到了称心的工作。
秦怡从小成绩优秀，父亲一心望女成凰，要秦怡进入名校，将来能衣着光鲜，在银行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当时的上海，能在银行做事，好比捧上金饭碗，秦粟臣满心希望女儿能有幸福而清闲的生活，一辈子享福。
秦怡的愿望却不一样，她不喜欢去银行和数字打交道，她从小爱看书，文笔佳，她自己的人生规划，简单而又真挚，就是长大想当老师或者作家，寻找自身的热爱和潜力。
但秦怡的生活不会平静如水，不久，抗日战争爆发。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三省，激起全国人民的怒火，抗日的烽火燃起。中华职业学校的学生们纷纷行动。校园里，抗日墙报、文章和标语随处可见，号召大家时刻准备着，为反抗日本侵略者贡献力量。高年级同学奔走相告，呼吁大家投身抗日，决不做亡国奴。
秦怡热血沸腾，立即报名加入学校的红十字会，学着做急救包，制作担架，也学会了清洗和包扎伤口。她做什么事都丝毫不含糊，很快就把这些本事都学到了手。眼看局势动荡，她一点儿不惶恐，立志要去前线当一名战地护士，为抗日尽一份力。
其间，她多次参加上海各界的示威游行，勇敢地参加广场剧《放下你的鞭子》的演出。这部剧讲述了九一八事变后，一对父女流离失所、以卖唱为生的故事，秦怡在剧中出演沿街卖艺的穷苦姑娘。
在学校、在进步电影和进步书籍里接受了新思想的秦怡不甘心接受大伯和家庭给她安排的闭塞的生活，不愿向那些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低头，她一直盼望自己有朝一日能离开陈旧的一切，奔向更自由、更广阔的美好天地。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不久，上海沦陷。秦怡的父亲秦粟臣带着一家人逃离南市，在租界栖身，秦怡劝说父亲带全家人离开上海去大后方，父亲一脸苦笑，茫然地摇头。
秦怡义愤填膺，感觉在租界一天也待不住，下定决心到前线抗日，她整天谋划如何穿过沦陷区找到抗日队伍。一九三八年八月，秦怡遇到一个要好的女伴小朱。小朱有正义感，像个小女侠。她言谈中明确表达了要离开家前去抗日的意愿。
两个女孩一拍即合，约定一起去前线，各自用攒下的零花钱，买好去武汉的船票。
她们之所以将目的地定为武汉，是因为从报纸上看到日寇向武汉发起猛烈进攻，武汉保卫战已经打响。于是，两颗想去武汉抗战报国的心跃跃欲试。
和好朋友小朱结伴去抗日，秦怡感觉是天赐良机，也是一个最佳途径，年少的秦怡喜欢和朋友在一起，没有朋友，仿佛日子就是一片空白了。
小朱家境富裕，对生活要求颇高，她担心离家后会吃苦，偷偷备上好吃的奶油太妃糖、新毛巾、雪花膏，还有一大堆日用品，原本小小的行李渐渐膨胀，体积越来越大，都藏不住了。
到乘船出发的那天，小朱正要悄悄离家去码头，不料她父母早觉察了那件异样的大行李，一番追问后，他们扣下了小朱。
不仅如此，小朱父母还将秦怡当作心怀不轨之人，送去了巡捕房。在巡捕房，她交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才被放出来。但这场插曲并没有打乱秦怡的步伐，她又匆匆赶到码头。船要离岸了，船工正在撤搭在船舷上的跳板。
虽然秦怡心情低落到谷底，几近绝望，但她没有后退，抗日之心促使她不管不顾，急追几步，把行李交给船工，闭上眼睛纵身一跃，终于上了船。
秦怡只身上船去武汉，只带了一个小布包，里面装着几件换洗的寒酸的衣服。船如同没有轮子的车，缓缓前行。一路上，风浪很大，透过舷窗能看见天边厚厚的灰色云层翻滚，豆大的雨滴开始落到水面，秦怡的眼泪噼里啪啦掉下来。
船上有一批去武汉的大学生，他们对这位孤苦伶仃的“小妹妹”的遭遇深表同情，纷纷为她打气，向她介绍武汉的形势。其中一个女大学生得知秦怡小小年纪，孤身一人闯荡他乡，倒吸一口气，说：“小妹妹，你面临的不是十字路口，而是丁字路，是到头的路，太危险了，你到武汉之后不如打道回府。”
虽然“出师不利”，但秦怡沮丧过后，默默地鼓励自己，报国的心开弓了，就没有回头箭。她暗暗对自己说：勇敢向前吧！这下，即使你不坚强也必须坚强起来了。
初到武汉，秦怡举目无亲，后经人介绍进入军队，去了没几天，发现是误入了一支杂牌军。她决计逃离，想不到这支杂牌军看到武汉失守在即，自行溃散了。
秦怡辗转到重庆，当地慈善机构办了一个女青年会，给全国各地的抗日女青年提供价格低廉的宿舍。那里接纳了秦怡，同宿舍的一个女孩介绍她去教育局刻写蜡纸，每月赚七八块大洋，作为糊口之用。
秦怡暂时安顿了下来，每天在山城狭窄、起伏的道路上奔波。好几次，她半夜惊醒，看着寥寥晨星，似乎无法预测将会遇到什么事，未来该是什么样的，但她从不怀疑努力是正道，相信在这条崎岖路途的前方必是宽阔而华丽的大路。
于是她内心充实了，仿佛透过眼前的黑夜，隐约看到一个新的光亮的空间，她相信过不了多久，一定能找到机会去前线做战地救护工作。
武汉失守后，山城重庆成了战争的大后方。很多人千里迢迢赶赴重庆，有的寻找出路和生机，有的寻求庇护。一时间，重庆云集了全国各地的大批知名教授、艺术家、作家、企业家。因此，虽然当时是处于经常遭到轰炸的战争时期，但话剧、京剧、川剧等演出从未中断。
一直在寻找上前线机会的秦怡喜欢看戏。一天，她和朋友一起去看话剧《八百壮士》，散场后，朋友要去盥洗室，秦怡在剧场大厅里等候。
这时，从后台走出了应云卫和史东山两位导演，他们一边走一边谈论剧本，和长着一双水汪汪的美丽大眼睛的秦怡擦肩而过。他们已经走过去了，突然两个人不约而同地站住了，又回过头望着秦怡。
应云卫问她说：“小姑娘，我问你，你现在在哪里工作或读书啊？”
秦怡说：“现在没办法念书，我在女青年会暂住。”
“你不像重庆人，过来多久了？”史东山问。
“我一个人从上海流落到重庆，就想上前线去抗日。”秦怡说。
“哦，是这样子啊。那你到我们厂里来好不好？”应云卫说。
秦怡问：“你们厂是做什么的？”
应云卫说：“我们两个是导演，演话剧的。你刚才不是看了话剧吗？喜欢吗？”
秦怡说：“看话剧是喜欢的，可是演话剧，不知道。”
两位进步导演应云卫和史东山成了秦怡的伯乐，他们敏锐地发现秦怡之美，以及她身上散发的艺术潜质。在他们和师友的鼓舞下，秦怡就此与表演结缘，也把最初的名字秦德和正式改为了秦怡。
秦怡没能如愿成为战地护士，但成了一名话剧演员，找到了她热爱的事业，找到了在舞台上用艺术表演唤起民众抗日救国的使命。
一九三九年，她登上舞台，参演了人生中的第一部话剧《中国万岁》。作为一名群众演员，她的动作只是背对观众握拳，台词也只有四个字“我也要去”，但她异常认真，练习了无数遍，就连平时吃饭、走路也会握着拳，轻轻地对着前方说好几遍台词。
练久了，自然滚瓜烂熟，一颗心才松弛下来。到登台演出的那一刻，她轻松地融入剧情，该说台词的时候，想也没想，烂熟于心的台词脱口而出，非常自然。她从此明白一个道理：功夫在台下。
在重庆期间，秦怡遇到一件特别又难忘的事，以至于过了几十年，她还会对身边的朋友说起。当年在重庆，她和周围的一批文艺工作者很想到延安去。有一次，她们遇到一位从八路军办事处来的干部，他向她们宣讲抗战形势，从国际讲到国内，从正面战场讲到敌后战场。
他还热诚地劝导说，文艺战士在前线是抗战，在敌后也是抗战，在延安是抗战，在重庆也是抗战，只要能唤起民众一致抗日，就都是优秀的抗日战士。
这位八路军办事处的干部风度翩翩、循循善诱、侃侃而谈，还问秦怡最近在忙什么。
秦怡回答：“演了些抗战戏。”
那位干部说：“你的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千千万万的人都是在你们作品的鼓舞下，走上前线，浴血奋战，取得胜利的，你知道吗？你要好好演。”
秦怡大为感动，连说“好”。她这么说，一定会这么做的。
事后，大家打听到了，这位八路军干部叫周恩来！从那时起，秦怡决定安心留在重庆，积极宣传抗战。
后来，秦怡经人推荐，加盟中国电影制片厂，正式成为一名演员。正当她踌躇满志，梦想用艺术表演参与抗日，为中国演艺事业贡献一生时，却发现现实并没有按照自己的想象发展，设想好的美丽人生似乎被命运的大手改写了。
秦怡参与排演《好丈夫》《保家乡》等，导演看好她的认真和艺术潜力，为她安排了重要的角色，排演后的作品也获得很多观众喜爱，应该是很成功的。
但秦怡那一阵经常会在半夜里突然惊醒，坐起来，心里沉沉的。她陷入了一种怀疑，心里茫然，感觉自己在舞台上不自如，莫名紧张，有时不敢睁大眼睛。尽管观众反响不错，同行也认可她的表演，她在舞台上的动作、步态、台词也没有异常，但她自己却感觉欠缺的还有很多，并没有达到期望的表演高度，有时找不到演绎角色的乐趣，感觉自己在根据剧情需要，机械地进行表演。秦怡的心非常纯真，她珍爱演员工作，将它看得无比神圣，得过且过绝不是她的风格，她最怕自己演不好，会拖累其他演员，也拖累电影制片厂。
“没本事何必硬撑？”她严厉地对自己说。一来二去，她勇敢地提出，自己不是当演员的料儿，不如离开电影制片厂去前线，或者去当一名思想进步的小学老师教育小孩子。
当然，促使秦怡产生离开中国电影制片厂想法的还有另一个重要因素。她在排演《好丈夫》时，结识影星陈天国，两人结了婚。婚后不久，秦怡发现他们不适合。骨子里刚强勇敢的秦怡做出决定——离婚，离厂，去新的地方开始全新的生活。
战时时事艰难，当时秦怡的生活陷入困境，她患上了严重的营养不良症。她女儿出生时，只有四斤多重，像一只小猫。秦怡离婚后，独自承担着抚养女儿的责任。不料就在这时，秦怡不幸患上恶性疟疾。
电影制片厂的领导和同事，以及周围的文艺精英们给予她无私的帮助，纷纷劝她不要意气用事。
有的朋友说：“你是遇到瓶颈了，不要灰心。”
也有的说：“你的表演有闪光点，不要废弃，天降大任于你，总会先磨炼你。”
身边那么多好友为自己鼓劲，秦怡心里热乎乎，脸儿红红的。
也是机缘巧合，在患病期间，秦怡向朋友们借了很多文学、艺术类的书籍来读。系统地博览群书进一步开阔了秦怡的思想和艺术视野，她用艺术审美的视角审视自己的表演，感觉站得高了一层，仿佛一下顿悟了表演艺术的内涵，也意识到自己深爱着表演艺术，难以割舍对表演艺术的热爱。
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周恩来提出要以话剧为突破口，在重庆坚持斗争。于是，应云卫导演牵头发起的名为“中华剧艺社”的民营剧团很快组建起来，剧艺社吸收了不少中共地下组织成员和进步演员，秦怡也积极加入。
深秋时节，中华剧艺社搬到了重庆国泰大戏院对面的一个古旧院落，前面是一个茶馆，中间有个院子，后面有幢楼房。秦怡住的房间只有一个天窗，大概放了十张竹床。一开始，房间里住了七个人，后来就挤满了。
楼下厢房就是排演场。剧艺社的第一场戏《大地回春》就在这里紧锣密鼓地开始排演了。秦怡在排演《大地回春》，演绎黄树蕙这个角色时，第一次感觉化为了剧中人黄树蕙，可是这股兴奋劲儿很快被寒冬腊月冻得所剩无几。正式开演时，秦怡穿着齐肩袖旗袍，脚踩高跟鞋，一身夏季装扮，丝毫不保暖。她冻得瑟瑟发抖，胳膊冻僵了，腿冻僵了，脸也因为冻僵，做不出生动、自然的表情。
第一场正式演出之后，秦怡对自己很失望。怎么办？难道现在还能退下来吗？摇摆不定的思绪缠绕着她。
第二天下午，她小心又期待地问导演：“应先生，昨天您看了戏，觉得怎么样？”
应先生笑容满面地回道：“很好，很好，很不容易！”
正当她为新戏愁眉不展时，家里却传来了噩耗，从小对她呵护备至的大姐突然去世。秦怡受到重重打击，心如刀割，泪如雨下。秦怡将难以自抑的悲伤注入表演中，忘却了寒冷。这种无限悲伤的情绪感染了台下的观众。《大地回春》一炮打响，连演二十二场，场场爆满。
在那之后，秦怡又在杨村彬执导的话剧《清宫外史》中饰演珍妃。这时的她已积累了一定的艺术能量和表演功力。她细细地研究珍妃这个人物，认为珍妃并非一个平庸的“小可怜”，而是一个有头脑、有主见的不凡女子。珍妃甘于冒着生命危险，违忤权倾一时的慈禧太后，竭力维护光绪皇帝，无悔无怨地付出。从某种程度上讲，珍妃是坚强的、有见识的、有棱角的女性。当时，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光绪皇帝身不由己，宛如傀儡，珍妃这样的女子肯定会被赋予悲惨的命运。她照着这个思路去演绎珍妃，既感性又深刻、独特。这出戏果然再次轰动整个山城，场场火爆，民众都竞相去看，一票难求。
秦怡参加中华剧艺社后，凭借《大地回春》《清宫外史》等剧作一炮而红。她还参与排演了老舍的作品《面子问题》、俄国讽刺作家果戈理发表于一八三六年的代表作《钦差大臣》，以及法国作家亚历山大·小仲马的代表作《茶花女》，还有《天国春秋》《戏剧春秋》《野玫瑰》《结婚进行曲》等二十多部话剧，得到广大群众的认可，成为最受欢迎的演员之一。在抗战大后方重庆影剧舞台上，她与白杨、舒绣文、张瑞芳并称为“四大名旦”，而在“四大名旦”中，秦怡年岁最小。
其实，在重庆中华剧艺社演抗战剧的生活异常艰难，经常遭到日军飞机轰炸，但只要日军不轰炸，她们的戏就开演。秦怡一年演六部话剧，演足二百八十天，都是主要角色。各个不同的角色，给了她不同的人生体验。每一场戏、每一个角色她都尽力演好。
当时经费少，在城里没地方可住，演员们只好跑到乡下租一处农居。秦怡住的地方拥挤，一间房里放上十一张竹床，住十一个女演员。她所谓的行李，不过是几件衣服包成一个包裹放在床边。春天、夏天、秋天也只有两件旗袍，到了冬天北风呼啸，窗上的冰霜结成了花，她只好将两件旗袍对着缝起来，中间填一点儿棉花御寒。虽然没有炫目的华服，衣着寒酸，但她内心充实，感觉到正在追求理想，夜里醒来，看着四周漆黑一片，依旧能发现发光的小火苗。
剧艺社每天只有几块钱伙食费，大家填不饱肚子。一天，有位朋友“捐”出了二十块钱请客，给大家改善生活。负责去买菜的秦怡走了十多里小路，从乡下跑到镇上，买到一块肉，不料在回来的路上摔了一跤，买来的肉变成“泥巴肉”。大家好不容易将肉清洗干净，煮熟，刚端上桌，还没来得及品尝，却碰上敌机来轰炸，佳肴被炸，一片狼藉。
历经艰难困苦，秦怡全都咬牙挺住了。后来，她居然慢慢适应，不认为这算困难。她发现一个人要是喜欢挑战，方法就会越来越多；要是总想放弃，借口就越来越多。只是抱怨，烦恼就越来越多。经得起生活的敲打，才能获得战胜困难的能力和信心，让自己变得不凡。
几年后，秦怡在演绎由茅盾编剧的《清明前后》时，再次感受到艺术表演的极大乐趣，一时间仿佛羽化为一个艺术精灵，进入特别的艺术境界。这让她欣喜若狂，从此更加珍惜这份神圣的工作。
尽管秦怡在重庆时时经历生活窘迫、舞台突破、艺术探索方面的困难，但她心里特别充实，而且欣慰，因为自己虽不在前线，但同样在为抗战出力。在这个基础上，她找到了自己热爱的事业，还找到了表演艺术的创造真谛，再也没有离开过演员这个岗位。
这些经历也成为她一生的精神财富，自从她有了献身演艺事业的信念，哪怕一场太平洋的风暴都吹不动她。她每天沉浸在剧中，付出辛劳，小心揣摩艺术，带着信念默默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