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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一号立项了，现在的人们可能很难想象出当时的情况有多窘迫。北斗一号研制初期面对的是一无技术，二无经验，三无人才，四无卫星通信频率资源的“四无”局面。其实，准确来说应该是“五无”，因为北斗一号总体设计团队连一个正式的办公场所都没有。
北斗的第一批六名专家到位时，没有地方办公，测绘部门只好在招待所订下四间房，三间用来居住，一间用来办公。但是没过多久，总体设计团队迅速发展到了二十多人，继续住招待所不现实，产生的费用也不低。于是，领导又想方设法给他们腾出一间不足二十平方米的铁皮屋作为研究设计的场所。就这样，北斗总体设计团队就挤在这间不足二十平方米的铁皮屋里，用着五台286电脑开始了这项重要性不亚于“两弹一星”的国家战略工程。
设备落后，技术也落后，既没有双星高精度定位成熟的理论可以借鉴，也不知道确保定位精度的地面标校站如何分布，于是，设计团队从西安请来高级工程师谭述森。
那一年谭述森五十二岁，已做了二十九年的军事测绘工作。他上大学时读的是雷达专业，曾到西藏地区探索运用雷达技术进行地形测绘。随后，当南海地形资料需要完善时，他作为南海测绘大队的分队队长，带领队员们爬礁登岛，完成了我国对西沙群岛大地的联测工作和海上岛礁的摄影，为西沙群岛高精度测绘成果纳入中国地图做出了关键性贡献。
当时，谭述森科研成果卓著，已经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对于他来说，选择北斗，就意味着选择风险和挑战。但当接到担任北京卫星导航地面应用系统副总设计师的邀请时，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事儿，我干！我太想干了！”
回到家，谭述森对他的妻子张玉华说：“上级领导让我去北京工作，困扰我多年的复杂地形测绘问题终于有望解决了！”
张玉华替老伴儿高兴之余，又有一丝忧虑：“我们这么大年纪了，岂不是又要两地分居？”
加入北斗团队，对于谭述森的家庭来说也是一个艰难的选择。谭述森和张玉华是大学同学，谭述森毕业后分到西安工作，而张玉华分在北京工作。后来谭述森从西安调到武汉，张玉华也追随丈夫去了武汉，再后来他们一起回到西安，张玉华彻底放弃自己的专业，在一家石油仪表厂工作。好不容易安定下来在一起生活，不再年轻的谭述森却又要从西安调到北京，投入到北斗导航系统的建设中。
面对妻子的疑虑，谭述森握着老伴儿的手说：“这是最后一次了！”
于是，老两口只能分居北京、西安两地。后来，为了照料谭述森的生活，让他专心工作，张玉华选择提前一年退休，来到北京。谭述森加入北斗团队时，摆在他和科研人员面前的是不够雄厚的经济实力，技术基础薄弱和人才的匮乏，以及还没起跑就已落后西方发达国家二十多年的现状。
接下来的路要怎么走，大家也想法不一。有人建议：“美国的卫星导航已经搞了二十年，非常成功，北斗就按照他们的路数搞，可以避免走弯路。”
“北斗卫星导航是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是国之重器。这样的大工程我们千万不能照葫芦画瓢，踩着别人的脚印走。”谭述森坚持道，“真正的核心技术是花钱买不来的，走引进仿制的路子也走不远，更重要的是不能把登山的保险绳交到别人手里。”
北斗一号建设阶段，谭述森创造性地提出了集定位、通信和授时三大功能于一体的工程建设方案，从国家安全和发展的高度将命脉牢牢地掌握在了中国人自己手里。
除了研究技术，谭述森还深深知道频率对于卫星导航系统的重要性，“频率是国家战略资源，要像捍卫国土一样捍卫频率资源”。多年来，他带领频率协调团队与几十个国家进行了数百次协调会谈，实现了北斗卫星导航频率占有量从无到有，并跃居世界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