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祖先的不同后代
带着满脑子的问题,达尔文一回到英国,就找有关专家帮助鉴定他采回来的各种标本。其中对他帮助最大的是鸟类学家约翰·古尔德——他很快地告诉达尔文,加拉帕戈斯群岛上每个小岛的地雀,都属于各不相同的种。
他在南美发现的化石与现在的动物十分相似,更让他好奇地想到:这不正体现了一种祖先与后代之间的“连续性”吗?
这时他开始在一系列(A——E,M,N)秘藏的笔记本上,记录着他的想法。在1837年7月左右开始的“笔记本B”中,他就认为:某种演化已经发生,不仅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上,而且涉及一切,包括人类。
1838年9月,达尔文无意间读到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对他来说,这真是拨开迷雾见青天!
马尔萨斯的理论很简单:人口总是增长很快,食物生产却跟不上趟,但由于饥荒、疾病、战争等因素,很多人会死掉,结果人口大致保持平衡。
哇!达尔文一想:自然界中不也是这样吗?
1838年9月28日,他在笔记本D中写道:太多的生物个体出生,自然界中有战争和生存斗争。结果,劣者或弱者先死,留下优胜的、健康的或更能适应的个体。这些个体留下了后代,如此反反复复地传下去,生物就变得越来越适应它们的生存条件了——这就是“自然选择”。
西方宗教告诉人们,世上万物都是上帝在大约6000年前的6天之内创造出来的,物种是固定不变的(即“物种固定论”)。现在,达尔文却认为生物是在漫长时期内通过自然选择逐渐演化而来。连他本人都觉得这一想法太可怕了。他给植物学家约瑟夫·胡克的信中写道: “我确信,物种不是固定不变的,这就像承认是杀了人似的,真是可怕。”
1844年他把这一想法写了下来,深藏了15年,直到一封远方来信使他抓耳挠腮、坐立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