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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夫子说过，“学而不思则罔”，意思是：如果光读书而不思考的话，就会稀里糊涂没有收获。世界上最难的事，莫过于思考了，而人类最伟大的发现，往往来自某些杰出人物的奇思怪想。苹果从树上掉下来，原本是再平常不过的现象，一般人见了，不会觉得有什么好奇怪的。可是牛顿却要去胡思乱想：为什么苹果不是往天上掉呢？达尔文时代，人们普遍相信是上帝创造了世间万物，可达尔文偏偏对此有一脑子的疑问，并找出了大量证据，推翻了这一信条。同样，赫胥黎也特别喜欢思考。
有一天，赫胥黎独自待在伦敦南郊家中的书房里，往窗外远望，他看到了外面一栋栋漂亮的小洋楼，一座座美丽的花园，一对对悠闲的男女在夕阳下散步、遛狗，远处还有一大片长满野草的荒地……他为眼前的这片美景深深地陶醉了。突然，他好奇地想道：2000多年前，在罗马大将恺撒还没有带领兵马到达这里之前，此地大概还从未被人类开垦，还处在所谓“自然状态”中。那么，这里会是一番什么样的景象呢？
那时候这里还没有房屋和花园，全是像远处遗留的那片荒地一样，是一片一眼望不到边的“原生态”荒原，上面长满了野草和矮树，它们为了在贫瘠的土地上占据各自的生存空间而相互争斗着。此外，它们还要跟夏季的干旱和冬季的霜雪做斗争，还得抵御一年四季从大西洋和北海不断吹来的狂风。各种鸟兽和昆虫也经常来骚扰和摧残它们。它们每时每刻都在生死的边缘挣扎。
尽管如此，像白居易诗中所写的那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些野草和灌木，仰仗着自己强大的生命力，坚韧不拔地活了下来。一年又一年，它们就是这样在不断的生存斗争中顽强地延续着自己的种族。
这种状况在恺撒到来之前的几千年甚至几万年间，也是如此。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繁生在这里的小黄芩，就是那些远古时代使用石器的原始人类所采摘、踩踏过的小黄芩的后代。如果再往更远古的时代追寻的话，它们的祖先在冰河时期寒冷的条件下，比现在还要茂盛呢。小黄芩只是一种微小的草本植物，它的祖先能够忍受冰期的严寒而存活下来，这说明它比现有的属种生命力更强呢。跟这种低等植物漫长的历史比起来，人类文明史只不过是个小插曲而已。可是，如果赫胥黎进一步告诉你，在所有这一切出现之前，这里曾是一片汪洋大海，你会相信吗？
当然，赫胥黎这样讲不是没有根据的，他发现：只要用铁锹挖起外面地表上那一层薄薄的草皮，就可以暴露出下面白颜色的石头。这种石头叫白垩，老师在黑板上写字用的粉笔，就是用这种石头做的。这种石头跟附近海岸边悬崖峭壁上的白色石头一模一样，是由无数个螺壳与蚌壳的碎片组成的。如果放在显微镜下，有时候还能看到比较完整的小螺壳呢。
原来这块地方在远古时期曾经是海洋，生活在海洋里的螺蚌外壳堆积起来，跟沉积在海底的其他泥沙胶结在一起，形成了一层一层的白垩。科学家们测定了这些白垩岩层的地质年龄后发现，在白垩形成与草皮出现之前，曾经历过几千万年的时间。在这么长的时间内，由于地壳的变动，先前的大海变成了陆地。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有句名言：“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它的意思是说，河里的水是不断流动的，你这次踏进的河，水很快就流走了，等你下次再踏进这条河时，流来的却是新的水。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说，河水川流不息，你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换句话说，世上万物都在不断地变化，变化才是自然界不变的法则。
你们或许有过这样的经历：一位几年不见的亲戚或朋友来访时见到你，一定会对你以及站在你身旁的爸爸妈妈说：“瞧这孩子转眼间长这么大了，要是在外面碰上，我们保准都认不出了。”如果你是女孩的话，他们肯定会加上一句：“真是女大十八变，越长越好看啦。”其实，这不单纯是句寒暄的话，常常也是实情。爸爸妈妈整天跟你生活在一起，你成长中的缓慢变化，他们并不觉得明显，但这些缓慢微小的变化积累下来，对几年未见的亲友来说，就感到十分明显喽。
前面我们提到的小黄芩也是这样，由于它们的变化也非常缓慢，因此亲眼看着它们“一岁一枯荣”的人们，也看不出它们有什么变化的，只有把它们跟生活在冰河时期的小黄芩祖先类型比较，才能看出明显的变化来。
同样，研究白垩中的螺蚌化石的古生物学家也发现：这些生活在海水中的螺蚌，经历了千百万年，也发生过很多缓慢的变化，比较明显地反映在螺蚌壳的形状以及表面花纹的变化上。
看来无论是植物还是动物，即使在没有人类干预的情况下，自身也都会不断地变化着，这就叫生物的演化（又称进化）。
我们前面提到的小黄芩，是外表看起来很不起眼的草本植物，它在冰河时期严酷的环境条件下，在激烈的生存斗争中胜利地延续了下来，一直到今天还在茁壮地生长着，而那些跟它同时代的猛犸、披毛犀等庞然大物却早已绝灭了。按照生物演化论的观点，小黄芩能够生存下来，就证明了它是生存斗争中的胜利者。
通过赫胥黎的这番思考，我们看清了生物演化原来是一种自然过程，就像从一粒种子发育成为一棵树或从一个鸡蛋孵出一只小鸡那样，完全不需要上帝或其他超自然力量的干涉，从而破除了人们对上帝造人或女娲造人的迷信。
赫胥黎真不愧为科普大师，他通过前面所描述的这一番遐思，就把达尔文理论的基本内容解释清楚了。他还曾从一支粉笔说起，向英国的煤矿工人讲清楚白垩是如何形成的，而且介绍了整个英国地质历史，并讲述了英国的煤矿是在什么时候以及什么情况下形成的。
严复在翻译前面这一节内容时，是分成三节来介绍的，并不时插入自己的想法。除了赫胥黎对达尔文理论深入浅出的解读之外，真正使《天演论》在近代中国名声大噪的原因，是严复译文的优美以及他在每一章节译文后面写的按语。例如，他把“生存斗争”翻译成“物竞”，把“自然选择”翻译为“天择”，“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朗朗上口，迅速流传开来。
“适者生存”一词来源于英国哲学家斯宾塞的“最适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达尔文从《物种起源》第五版开始，才在华莱士的建议下，开始采用“最适者生存”作为“自然选择”的同义词。达尔文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斯宾塞很快借着这一表述，把达尔文的进化论从生物学推广到社会学领域。斯宾塞因此变成了公认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从而也成了严复心目中的偶像。
小贴士
斯宾塞（1820——1903），是19世纪英国著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作家，他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运用到人类社会、教育以及阶级斗争中，因此被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