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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二日，苏联发射了人类第一个到达月球的无人探测器——“月球2号”，这个向着无限深空进发的第一个“地球流浪者”，终于真正离开那蔚蓝色的摇篮，抚触到地球之外的星球世界。
九月十四日，“月球2号”撞击在月球表面。这个静谧而皎洁的美丽天体，在宇宙中寂寞旋转了数亿年后，终于第一次被轻轻叩响。
很快，美国时任总统肯尼迪提出，要在十年之内将美国人送上月球。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有关逐月的无声竞速，宣告着人类探索宇宙空间时代的正式到来。
从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二年，美国成功完成六次载人登月飞行任务，先后顺利将十二名宇航员送上了月球。
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日，当美国“阿波罗11号”载人飞船载着三名宇航员来到月球时，一贯被死死封闭的舱门第一次打开了。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向着空茫寂静的月球，投去了属于人类的第一眼。
怀着满心的激动和难以遏制的狂喜，他扶着登月舱的梯子走下来，留下了属于天外来客的第一个脚印。对一个人来说，这不过是小小的一步，但对于全人类来说，却是一次巨大的飞跃。
“阿波罗11号”宇航员对月球的成功访问，将人类航天史上第一股探月热潮推向了顶峰。以此为契机，日本和欧洲航天局也陆续加入了这场探月之旅，并先后发射了“缪斯-A”“月亮女神”等月球探测器。
就在“阿波罗11号”飞船成功抵达月球的前一年，也就是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日，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正式成立。
当然，这一切并没有在国际社会引起多大的波澜。在各国熙熙攘攘的探月大军中，中国刚刚建立起的航天队伍显得格外单薄，像一名稚拙的小学生突然挤进了高谈阔论的学者群中。当发达国家的科研人员正热火朝天地计划着月球和火星研究勘测时，我们国内科学家的主要研究方向还是如何让人民吃饱饭，尽快建立起工业化的基础。
对于月亮和地球之外的世界，除了遥远，我们一无所知。
改变这一切的，是“东方红1号”人造地球卫星。
早在一九五一年，为了培养我们自己的高级技术人才，国家选送了三十多名优秀学子前往苏联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深造，这些学生中有一个来自辽宁的年轻小伙子，他的名字叫作孙家栋。
孙家栋是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颗遥感探测卫星、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总设计师，中国通信卫星、北斗导航卫星等第二代应用卫星工程的总设计师，他是业内公认的中国“卫星之父”，曾经获得“共和国勋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很多年后，这个名字总与许多荣誉、功勋连接在一起，闪闪发光地出现在人们面前，而他本人在航天领域的赫赫功绩亦被载入史册。
但当时，孙家栋和身边的年轻同学一样，刚刚走出国门，单纯、热烈、好奇、勇敢。
一九五七年，毛泽东来到莫斯科接见中国留学生，并发表了那场著名的演讲：“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当浪潮般一阵接着一阵的掌声在礼堂回响时，孙家栋和无数年轻的学子一样心潮起伏。在离开祖国千百个日夜后，强烈的思乡之情与科技兴国的愿望再次汹涌地将他包裹。
一九六七年，在钱学森的推荐下，三十八岁的孙家栋成为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1号”的技术总负责人。那时候，“东方红1号”的主要数据计算靠的是手摇计算机，有时候一条简单的轨道数据，都要大批科研人员算上足足一年。
在回忆那段经历时，孙家栋很坦然地表示，我们没上过天，不知道天上是什么情况，甚至不知道至关重要的运载火箭是什么，只能边干边学。
除了技术上的难关，还有生活物资上的匮乏。那时候，国家经济还在缓慢恢复，科研经费每一分都要数着花，一线的工作人员从没想过要什么待遇，因为更多时候，他们连吃饱饭都很不容易。为了尽量改善大家的伙食，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同志想办法去部队征集黄豆。有几次运气好，恰好赶上部队打来黄羊，一年中难得有这样改善伙食的时候，但当羊肉真正发下来，才发现根本不够，于是元帅就说，给技术人员分，政工人员谁也不要动。
可尽管如此，一线人员的日子还是过得紧巴巴。在最困难的时候，不少人饥肠辘辘地工作到深夜，只能找个碗倒点白水，加些酱油，泡点葱丝来充饥。
就是这样一群人，在连肚子都没法儿填饱的年代里，他们的眼睛却始终望向苍穹，向往着天外的世界。
也许有人会问：国家花这么多钱搞卫星的意义究竟在哪儿？
面对质疑，孙家栋解释，中国最初的那一批航天人，出生在旧社会，那时候，汽车还叫洋车，火柴叫作洋火，大街上叫卖的一切新鲜漂亮的东西，好像都甩不开一个“洋”字。只有刚刚起步的中国航天事业，尽管还稚嫩，尽管看上去距离最终目标还很遥远，但它切切实实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
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四日，在我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巨大的轰鸣声响彻苍穹。火光中，“东方红1号”无愧于它的名字，如一朵绚烂流云，掀起滚滚烟尘，直冲霄汉，以排山倒海、雷霆万钧之势，立起中国航天事业的第一座里程碑。
“东方红1号”卫星是一座丰碑，更是一种可能。它代表着中国或许已经拥有了同当年的美国和苏联一样的力量，能够将我们自己的航天器送入深空。
一九九四年，中国月球探测工程首任首席科学家、天体化学与地球化学家欧阳自远点燃了这个可能。
一九三五年，欧阳自远出生在江西的一个医药世家。十七岁那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地质学院（现中国地质大学），当时，举国上下刚刚掀起一股学习苏联的热潮，计划在未来几十年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工业化国家。
当时，高校毕业的学生中也流传着这样的口号：“年轻的学子们，你们要去唤醒沉睡的高山，让它们献出无尽的宝藏。”唤醒高山，就是挖掘山中的矿藏，这与欧阳自远的大学专业不谋而合。于是在大学毕业后，他开始一心一意投身于矿产开掘、矿石研究等工作中。
直到一九五七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消息传到中国时，这名年轻学子的内心仿佛瞬间被某道电光击中，倏然惊醒。他第一次意识到，目前国内的地质研究存在着怎样的局限性。
当我国搞地质的队伍还在地面上爬来爬去，苏联人的卫星已经高悬于天际，将地面所有参数计算得清清楚楚。
一股从未有过的冲动，在欧阳自远的胸膛中起伏。中国人的深空时代何日才能来到？中国人是否也能够凭借自己的力量去探访月球？
我们有沃土千里，人民关心粮食和蔬菜，却还没有抬头注视天空，也没有去思考即将到来的世界航天时代。
渐渐地，欧阳自远的研究方向有了一些微妙的改变。他开始从传统地质研究，转向研究天外陨石。
我们国家的航天学者是在一九九一年整体提出开展月球探测工程的，但实际上，他们早在几十年前，就默默准备着与月球相关的研究。
欧阳自远说：“我得不到月亮的，得不到火星的，搞不起得不到这些东西，但是天上会掉下东西来。”他开始默默地准备着，三十多年里，他研究过无数形态各异的石头，揣摩着陌生而遥远的月亮。
二〇〇三年，欧阳自远等人正式提交了中国首份月球探测立项报告。二〇〇四年一月二十三日，经由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批准，中国探月工程正式立项。
欧阳自远被任命为中国月球探测工程首任首席科学家，总指挥则被确定为当时的国家航天局局长栾恩杰。
如果说总指挥是探月工程的统筹者，那么首席科学家就是推动工程顺利实施，在前进道路的关键点做出正确选择的思考者。而现在，他们还需要一位重要搭档——探月工程总设计师，也就是那个执行者，负责将飞船、火箭送上太空，带领科研队伍攻克一系列技术难关的人。
在当时，国家航天局最远的卫星轨道距离地球有三万六千公里，而地球与月亮之间，却隔着三十多万公里的天堑。
执行者的能力与魄力，决定着整个探月工程究竟是切实可行还是成为一道幻影。
欧阳自远和栾恩杰同时想到了一个人。如果是他，那么一定可以！
七十五岁高龄的孙家栋再度披挂上阵，成为“嫦娥工程”的总设计师。
实际上，在接受正式任命前，很多人都曾旁敲侧击地劝过他，“嫦娥工程”前路未知，风险极大，万一失败了，将会给他半生辉煌的航天事业成就蒙上阴影。但孙家栋却说：“国家需要，我就去做。”他的神情一如既往地平静和坚毅，然而在接受任命时，他的手指、挺直宽阔的肩膀却忍不住微微颤抖。
就像很多年前，在莫斯科的大礼堂里，在潮水般的掌声与欢呼声中他所感受到的——
世界是我们的，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这颗八九点钟炙热的太阳，如今终于可以自由地追逐属于我们的月亮。
孙家栋的加入，宣告着我国探月工程第一代“黄金铁三角”的正式组成，这时候，他们中最年轻的栾恩杰也已经六十四岁。时光匆匆过，风霜磨砺，却难改初心。关于那些有关星月的畅想，他们常常聊到深夜，说到兴奋处，默契地会心一笑，谈到关键点，也全情投入地讨论。岁月改变了他们的性情和容貌，但那种永不熄灭的追梦精神、报效祖国的雄心、对航天科技的专注与热情，却在一代代航天人的心里茁壮生长。
“嫦娥工程”“绕、落、回”三步走计划即将展开，瑰丽的探月之梦正在酝酿，勇敢的宇宙之旅将从这里起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