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特

现代外科手术给很多人的感受通常是手起刀落之后，疗效立竿见影。按理说，这种非常依赖实践而非理论的技术领域，不应该是神秘主义的阵地，但在17世纪，却也曾出现过一种如今看起来非常邪门的治疗刀剑伤的神药。该药物的发明者是皇家学会创始会员肯尼姆·迪格比爵士（Sir Kenelm Digby，1603—1665）。其主要成分包括蚯蚓、氧化铁、猪脑、木乃伊粉等，看起来似乎比鲁迅笔下的原配对的蟋蟀好像还容易凑些。但最神奇的还不是这种药物的成分，而是它的使用方法。因为这种药物发挥作用的方式并不是如我们想象的那般涂在病人的伤口上，而是抹在使人受伤的刀剑上。有些读者可能听说过中国民间曾经流行过的一种类似的方法，即把病人服用过后剩余的草药渣倒在路上希望路人踩到药渣时将病带走。踩药渣这个步骤尽管多余，倘若这种药物本身恰好有可以治疗疾病的成分，至少在逻辑上还有对病人有益的可能，可迪格比的药物根本就没用在病人身上，这要是还能起作用，岂不是见鬼了吗？很显然，这是一种交感巫术，无非是给人以心理安慰，反正有一部分伤口迟早是会愈合的。但这种药物和用法居然能够被相当一部分人认可，也就足以说明，当时的外科治疗手段有多么的不令人满意了。

外科学以极其缓慢的速度发展，相比于内科医生的社会地位，外科医生给人的感觉就像是野蛮人。如果我们试图用最简单的话来评价巴累在漫长医学史上的地位，那就是他的一生改变了外科学在治疗方面的角色和外科医生的社会地位。在此之前，对临床医学有如此重大贡献的只有希波克拉底，而在其身后，可堪这种评价的也只有英国的外科医生约翰·亨特（John Hunter，1728—1793），他使外科由粗糙的手艺转变为一门实验科学。

英国皇家外科医学院的亨特博物馆中至今仍有大量可供游客观摩的医学标本藏品，这些都是当年亨特费尽心力搜罗而来的。在其众多藏品中，有一具高达7英尺6英寸半（2.3米左右）的骨骼格外引人注目，这具骨骼矗立在展厅中央，它生前的名字是查尔斯·布莱恩（Charles Bryan），绰号为爱尔兰巨人。布莱恩在生前就害怕自己死后落入亨特之手，于是在死前就将不多的积蓄给了爱尔兰朋友，恳求他们在其死后将遗体装入棺椁运到北海沉入水底。这几位朋友在布莱恩面前发誓不会辜负他的嘱托，一定会亲眼看着他的棺材下海。不过，亨特还是出了高价买通了他的朋友，最终获取了巨人的遗体，剔去皮肉，制成了骨骼标本。友情的忠贞终于没敌过金钱的诱惑，当然，这几位朋友确实把布莱恩的棺材沉入海底了。但布莱恩之名，却因此被永久地记载进医学史，成就了一段吊诡的传奇，尽管这绝非布莱恩的本意。

医生盗尸这类暗黑事件在18世纪属司空见惯，因为彼时外科学的训练需要大量的尸体，那时人们的观念虽然比达·芬奇、维萨里时代好一些，但又有谁希望自己死后被放在解剖台上千刀万剐呢？上进的医学生为了学习外科学，也都得通过这种见不得光的勾当获取尸体。1788年4月13日，有人发现自己母亲的墓被盗，尸体被医学生偷去解剖，他带领愤怒的人群袭击了医学院，柳叶刀的传人们被棍棒砖石打得四散奔逃，不用说，他们狼奔豕突的姿势一定不怎么优雅。

从长远来看，获取尸体是为了拯救生命，对于具体的医生而言则是手术训练之必须。亨特认为“解剖乃手术之根基，熟知解剖则头脑清晰，双手敏捷，心灵亦对必要的残忍习以为常”。亨特的学生阿斯特利·帕斯顿·库珀（Astley Pston Cooper，1768—1841）也曾直言不讳地说：“如果一个外科医生不曾在死人身上操作，他就必定会糟蹋活人”。库珀曾经做过手术的那些人，他会一直保持关注，如果听说哪个人死了，他就花钱雇盗尸贼把尸体挖出来解剖，以此来验证当年的手艺维持得如何。

亨特总是像个猎人一样能通过各种极端的手段搞到他想要的尸体以满足外科训练及教学——hunter一词也恰好是猎人的意思。就当时而言，贫民们千方百计想逃脱死后被盗尸的命运，外科医生们则不择手段地与盗尸贼狼狈为奸，这还真就像极了一场残忍的狩猎。当盗尸成了一门收获不菲的生意时，利欲熏心的盗尸贼就可能无恶不作了。比如报纸上曾报道过有人因此杀害了16个人，然后再把尚温热的尸体卖给爱丁堡的外科医生罗伯特·诺克斯（Robert Knox）……这些丑闻影响之巨，终于导致了1832年《解剖法案》的出台。该法案规定了某些情形之下的尸体可以供外科医生合法解剖。但其实直到今日，尸体缺乏的情况也没有完全得到解决，直至在我读书期间，解剖学实践课也是一组16人面对一具尸体，要不是有很多同学偷懒逃课，有外科之志的几个同学根本就轮不着动手的机会。稍早一些时候，20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医学生，甚至也需要到乱坟岗上去拣骨头学习解剖，为了避人耳目，多是在夜里从事，夜幕森森，鬼火荧荧，这种情形，想想就令人毛骨悚然。

美国人菲利普·桑·菲齐克（Philip Syun Physick，1768—1837）在求学期间曾拜亨特为师。其父问亨特应该为孩子准备什么书，亨特说：“跟我来，先生，我让你看看你儿子应该读什么书”，亨特把他们带进解剖室，指着尸体说：“呶，这就是你儿子应该读的书。”1792年菲齐克返回美国行医，1800年开始讲授外科学课程，影响了一大批美国外科医生，在溃疡、骨折、整形手术方面多有创建，终成一代宗师，被后世称为“美国外科学之父”。

亨特的工作和研究都极有价值，尤其是在利用实验动物来理解外科疾病的病理生理的基础上，更是开创了实验外科的先河。最有名的一个例子是，通过对鹿角血管分布的观察，他推测到一段血管闭塞后，周围会出现侧支循环。他抓来一头公鹿，对其右侧的颈部血管进行了结扎，结果，右侧鹿角降温，而且停止了生长，而左侧鹿角生长速度则不受影响，也温度正常，但有趣的是，仅仅两周之后右侧的鹿角便恢复了温度而且重新开始生长。他处死了这头鹿进行解剖之后发现，果然侧支循环建立起来，血管走了旁路重新畅通了！根据这个原理他设计了动脉瘤的手术。对一个腘窝处搏动性动脉瘤实施了动脉结扎动脉瘤切除的手术。而在此前，这类病人难免要截肢。这类手术，亨特一共实施了4例，其中3例获得成功，第4例病人死于出血。

像所有可以开创一个时代的大宗师一样，亨特也总是将前辈的谬言视为无物，他能够通过自身的智慧能力去探知疾病的本质，并对其进行描述，他不带成见地去解决问题，因此他发现了许多隐藏于传统医生视野之外的东西。19世纪爱丁堡解剖学家罗伯特·诺克斯（Robert Knox）在评价亨特时说：“伟人不是由他们所生存的时代创造的，他们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时代。”亨特的贡献使外科医生们愕然发现，原来我们不只是熟练的工匠，也可以引入科学的方法。医史研究先驱、传记作家菲尔德·哈德森·加里森（Fielding Hudson Garrison，1870—1935）曾说，亨特使外科学由一门机械性的手艺升华为一门实验科学。更重要的是，亨特打通了传统上内科与外科的界限，通过观察和实验所得的结论，使所有的医生都能用到。以对炎症的研究为例，他认识到所有的炎症现象都是机体对某种形式的有害影响的反应，这是自古以来第一位将炎症理论提高到这一高度的研究者。

虽然亨特拥有高超的手技，但他却认为外科医生最重要的品质是判断，绝不勉强开刀。他将那些做不必要手术的外科医生的行为称为野人的巧取豪夺或文明人的诱骗。他说：“我的所为不会超过同等情况对自己进行操作的限度，若无敬畏之心，外科医生就不该走近病人。”这样的观念，在今天也仍有意义，因为时至今日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每年实际发生的非必要的手术仍然很多，在亨特的时代，避免非必要的手术意义更是尤其重大，因为手术给病人带来的疼痛实在太难以忍受。

亨特的弟子阿斯特利·帕斯顿·库珀曾列出外科同僚所需具备的素质：鹰之眼，狮之心，妇人之手（Eye of an eagle，heart of a lion，hand of a woman）。鹰之眼，要求外科医生要有敏锐的观察能力；妇人之手，要求医生操作要轻柔——这一点巴累也十分推崇，唯其如此才能尽可能地减少对组织的损伤。但是这个狮之心应该如何理解呢？坚毅？果敢？冷静？这些似乎都对，但是更重要的很可能是当一个病人在无麻醉的状态下接受手术时，其痛苦的哀号和挣扎的情形就跟被狮子捕杀准备咬死的猎物的拼死反抗是一样的，绝对是惨绝人寰，可狮子会停止撕咬吗？当然绝不会，外科医生会因病人的哀号就双手发抖或停止操作吗？当然也不会，亨特教导我们说，外科医生要习惯必要的残忍。

无麻醉状态下的手术有多疼，没有极特殊原因的话，一般人可能体会不到，回忆一下我们无意中受过的锐器切割伤吧，手术的疼痛，还要比这严重许多，因为意外总是瞬间发生，但手术却需要一定的操作时间。英国女作家范妮·伯尼（Fanny Burney）描述过自己的乳房被切除时的情形：“恐怖的钢刀刺入乳房，沿着血管肌肉神经切下，我大声尖叫，整个手术过程一直尖叫，那种剧烈至极的痛苦，任何语言都无法描绘。”

今天的外科医生，是没法想象在这样病人的哀号声中如何进行精细的外科手术的，当时的外科医生，除了体格方面必须孔武有力以外（首先得按得住病人，其次一旦病人反殴医生，医生可以迅速把病人打晕），下手的速度也必须极其迅速。古龙的武侠小说世界里虚构过诸如傅红雪、小李飞刀、萧十一郎之类以快取胜的刀客，但纵使这些经过夸张的小说中的人物，其用以杀戮的刀法比起历史上这些以快制胜的外科医生的柳叶刀，也相形见绌。比如亨特的学生威廉·卡西尔登（William Cheselden）摘除膀胱结石一分钟，英国外科医生罗伯特·李斯顿（Robert Liston，1794—1847）截掉一条腿只需28秒，闪电侠一般的速度。建设从来不如破坏容易，救赎的难度大于杀戮的技巧何止万倍。刀光血影的背后，是一个又一个鲜活生命的涅槃。

如此快的速度，自然不可能发展出更复杂的外科术式，也解决不了更重大的问题，可是疼痛的问题，该如何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