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累

早期的外科医生在战场上处理的伤口都是由冷兵器造成的，对于这类伤口的治疗，他们积累了足够多的经验。但巴累所在的时代，外科医生遭遇了其前辈们所不曾面对的挑战，由中国人发明，并由阿拉伯人引进西方世界的火药，成就了战场上第一批火器。巴累认为：“这种火器可以说是人类文明中最不幸、最恶意的发明，就连闪电造成的伤害，也难以和这些来自地狱的杀人工具相提并论，我们要诅咒那些致命武器的发明者，同时，对那些努力以其手艺在这些武器造成的伤势上给予正确医疗的人，我们要予其崇高的褒扬。”

但是，这种新时代由火器造成的伤害，怎样治疗才算正确的呢？

其实在巴累之前，他的外科同行们在治疗这类外伤时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坚持所谓“正确的治疗”。因为他们认为火器伤一定伴随着火药导致的污染，因此必须用滚烫的油来消毒。这对已遭遇不幸的伤员来说，真是雪上加霜。对于这种现在看来显然错误的治疗原则，巴累在最初也毫不怀疑地接受了。

1537年法国与意大利开战于意大利北部的都灵，作为随军医生，巴累用于治疗的沸油很快就被不断涌来的伤兵消耗光了，于是他不得不用一种温和的乳液代替沸油涂抹于伤口。可这样离经叛道的治疗方法能行吗？如果因为没用沸油给伤口消毒而出现不良后果，那巴累的饭碗就必然会被砸了。忧心忡忡的巴累一夜不得安眠，生怕那些没有接受传统治疗的伤兵，会因为火药之毒发而身亡，于是一大早就去探视，结果他意外地发现，反而是用温和方法处理的伤兵恢复得较好，而那些经过沸油处理的伤兵却痛苦不堪。巴累在不经意间通过一次对照试验，获得了既往从书本和师傅那里不曾学到的宝贵经验。在另外一次战事中，巴累重新发现了血管结扎的价值，在截肢的伤口处理上，结扎血管远优于烧灼止血。血管结扎并非巴累的发明，而是被遗忘的古老传统。巴累在实践中复兴了这种做法。

在随后的军旅生涯中，巴累见识到了战争的残酷，目睹了战争造成的伤害越来越复杂，外科手段无论如何进步，总也赶不上破坏的技术。但在这种绝望的氛围中，巴累仍然努力改进着治疗方法。这些治疗方法泽被后世，在漫长的岁月中，又将拯救无数的生灵。那么，伴随着这些血腥罪恶的战争而来的医疗进步，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抵消因此而造成的生灵涂炭，又有谁算得清楚呢？在一次又一次凶险的战斗中，巴累侥幸活了下来，他甚至有一次被俘，居然也死里逃生。一连串战事终结之后，巴累已然声名远播了。他的著作包括《遭受枪类、镖类兵器及炮击火药烧炙所致之伤口的实用疗法》《尸体解剖施行摘要》《御前首席外科医生顾问巴累著作全集》《教谕书》。巴累对外科学的影响之巨是难以估量的，他的一生，改写了外科学在医学中的地位，留给后继者的知识遗产，足可作为现代外科学的重要奠基，的确无愧于“外科学之父”的称号。

除学术遗产之外，巴累的为人处世之道也颇为世人赞许。他曾先后是四位法国国王的御医，但对平民也一样尽心尽力地诊治。据说有一位他曾服侍过的国王对他说：“我希望你照顾国王比照顾那些穷人更好一些。”巴累答道：“不，陛下，这不可能。”国王不解，问为什么？巴累说：“因为我一直像对待国王那样去照料穷人。”巴累安然无恙地度过了一次又一次战乱和凶险，于80岁那年仙逝于自己家中。

回望医学史，巴累以其高大的身躯矗立在现代外科学的入口。法国一度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占据外科学的领导地位，这主要应归功于巴累。法国下一次站在医学领域的最高端，已是19世纪现代医学诞生的前夜，一代巨人巴斯德的细菌学说横空出世。巴累最为世人所知的名言是：“敷裹在人，治愈在神”。作为今天的医生，我们无须苛责古人的宗教情怀，在那个时代，宗教与世俗生活密不可分，上帝的恩典见证于所有的事件之中。即使在今天，外科学已经如此进步完善，我们已经能在很多时候预计治愈的结局，但也做不到绝对控制疾病的转归。我们这一代外科医生倾其所能，也只会无限接近绝对治愈这种理想。也许彻底征服疾病这种今天看来遥不可及的乌托邦，这医学的至高境界会成为后来人熟视无睹的日常。

这位伟大的医生在其著作中曾说过：

“如果水平更高的同道在翻阅拙著时发现了本书的不足或作者的错误，我诚挚地希望对方能理解我只是凡人而不是圣人，若为公众之利益，澄清这些问题，并激励后继者做得更好，我希望他能相信，这绝非对我的冒犯，我反而会第一个对他表示感激，并赞扬其如此可贵的进取精神。”

诚哉斯言，柳叶刀的传人正是不断地在继承前人经验、纠正前人错误的基础上砥砺前行，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堡垒。自巴累以后，作为医学之花的外科学，才逐渐次第开放，我们的故事，也由此正式拉开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