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萨里

文艺复习时期，盖伦的权威开始遭遇挑战，一场摧枯拉朽的科学革命正在悄悄酝酿，盖伦建立起来的这座看似牢不可破的学术大厦，在黑暗时代坚挺了千余年之后，即将迎来新时代的疾风骤雨。

首先是宇宙观的颠覆，当尼古拉斯·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1473—1543）的《天体运行论》横空出世以后，人们赫然发现，原来千百年来我们自以为宇宙中心的地球却是要绕着太阳转的！另一件不太广为人知却几乎同等重要的大事是安德烈亚斯·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1514—1564）《人体构造》的出版。该书纠正了盖伦的解剖学谬误，使人们第一次确切地知道了人体这个“小宇宙”的基本结构，彻底更新了人体观。

两件在科学史甚至人类历史上同样石破天惊的大事件，齐齐地都发生在1543年。今天的外科医生如没有精熟的解剖学知识作为基础是不可想象的，可我们的那些前辈，居然在没有对人体准确了解的前提下，凭着超凡的智慧和过人的理性，顽强地将柳叶刀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到了维萨里这一代，医学的面貌将有所不同了，科学精神再次强势介入，终于让医学与神秘主义又一次渐行渐远。这一次分别，医学再也没有回头。

解剖学对于医学的发展尤其是外科学的发展的重要意义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维萨里凭着他在解剖学的贡献开创了一个时代。维萨里之前的解剖学教学在今天看来是可笑又荒唐的，教授们照本宣科，任由一个助手盲目地解剖一具尸体，另外有一个示范者装模作样地指指点点，而教授自己却从未真正瞧瞧人体的真正结构，他们向学生宣讲的仍是千年之前盖伦的经典教义。这样的解剖教学，毋宁说是糟蹋尸体。

思想上的懒惰也许是人的本性之一，即使在今天，骄傲的医生们因为临床惰性而对新知识、新见解置若罔闻的事情也屡见不鲜，这样的局面真是让人感到憋闷。然而盖伦的影响力再广泛，终有其不可及的人群。因为对解剖学有需要的不只是将盖伦视为偶像盲目崇拜的医生群体，还有一些旨在发现人体奥秘的艺术家。

为了使他们的作品更接近于真实的生命与死亡，他们公开参加解剖，通过研究完整和分解的人体来了解肌肉和骨头的结构。这其中有一位是对解剖学的发展功绩最为显赫的，也是文艺复兴运动最伟大的先驱之一，他曾做了前所未有的努力来探索和解释宇宙，这个人是莱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

很显然，达·芬奇涉足解剖学研究并非因为医学目的，因此医学界经院哲学的传统羁绊对他毫无影响，这就使得他可以在解剖学研究领域完全不受盖伦权威的影响。他以一种超乎寻常的眼光观察人体结构，不知疲倦地献身于人体解剖学研究。为了使研究工作在技术上完美，他应用了超群的解剖学技术，比如使用静脉注入法，用液体蜡注入体腔，开创了人类使用凝固媒介定义器官形状大小的先河。他还曾通过向牛脑注入蜡的方法获得了脑室的塑形。

也许达·芬奇是历史上第一个不受盖伦传统影响能够客观地考虑人类解剖学的人，但他的工作在当时并没有在短时间内得到医学界应有的重视，他的手稿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而且大都不是医生。实际上这些原稿在几百年后才从湮没无闻的境地中解脱出来，卡斯蒂廖尼在其著作《医学史》中提到：“看来维萨里或许知道一些达·芬奇的手稿，并在他的绘图中还模仿了一点。”研究达·芬奇解剖学派的学者肯尼斯·基里（Kenneth Keele）也曾说道：“达·芬奇刺激了艺术与解剖学之融合，他为大师级学者维萨里准备好了土壤。”

类似的这些观点大概可以说明，达·芬奇才智的光芒虽在当时不足以照亮尚处于黑暗中的医学界，但也或多或少地影响了这位医学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解剖学家维萨里。历史的面目似乎总是模糊的，如果医学上所有重大的进步都源自某个天才人物灵光乍现的构想，那么医学史可能要简单得多。然而事实上所有有价值的重大发现与进步只能基于先前有价值的探索，这正如牛顿所言“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上。”

如果说在希波克拉底（生活时间介于孔子、孟子之间）、盖伦时代（大约与张仲景同时代），中国的医学水平还与西方难分高下的话，那么自维萨里之后，中国医学至少在理论层面，已经被远远抛在后面了。

但在医疗实践的效果方面，一直到此时东西方也仍然是半斤八两。在外科方面，中国医学还颇有可观之处，成书于南北朝时期的《刘涓子鬼遗方》及唐代《仙授理伤续断秘方》，记载了许多针对外伤的治疗方法，比如后者记载有对开放性骨折主张快刀扩大创口，以煎水洗净，缝合后用洁净绢片包扎，并强调不使伤口着水，以免感染，这多少已经有现代外科无菌术的影子了。只可惜中国古代医学中这些基于实践经验，闪耀着理性光辉的外科传统，最终没能发展繁荣起来，殊为遗憾。但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古代学者一样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优良的学术传统，中国古代的医学实践相比于其他古代民族的传统医学亦毫不逊色。

中国古代其实也曾有过解剖人体的探索，经常被学者提及的是《黄帝内经》中的记载：“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尸可解剖而视之……其脏之坚脆，腑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皆有大数，诸血皆属于心……心主全身血脉。”

除了这样的经典记述之外，故纸堆中还有一些零散的记录，谨摘录如下：

翟义党王孙庆捕得，莽使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刳剥之，量度五脏，以竹筵导其脉，知其终始，云可以治病。——《汉书·王莽传》

汉末，有人得心腹瘕病，昼夜切痛，临终敕其子曰：“我气绝后，可剖视之”，其子不忍违言，剖之，得一铜枪。——《太平广记》

沛郡相县唐赐，往北村饮酒还，因得病，吐蛊虫十枚。临死，语妻张氏曰：“死后刳腹中病”，张手破之，脏悉糜碎。——沈约《宋书》

广西戮区希范及其党，凡二日，剖五十有六腑，宜州推官吴简，皆详视之，为图传于世。——南宋赵与时《宾退录》

余先是以医从征，历经贼腹，考验脏腑，心大长于豕心，而顶平不尖，大小肠与豕无异，惟小肠上多纹，膀胱真是脖之室。——明·孙一奎《赤水玄珠》

可为什么古代中国就没能发展出合乎客观实际的解剖学呢？

清道光年间王清任（1768—1831）的《医林改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解剖学的巅峰之作。王清任出生时，维萨里早故去204年矣。但若将其书中所绘的解剖图与维萨里的相比，真是惨不忍睹。现代医学受惠于维萨里之解剖学甚多，但也有人认为受惠于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提香、拉斐尔等人更多。倘若没有这些艺术家所拥有的复杂的画技，利用透视法表现人体，维萨里又如何精确地记录其研究呢？中国解剖学的落后、画艺落后也许是部分重要原因。

维萨里播撒的种子，结出了丰硕的成果，解剖学研究观念深入人心，他的后继者们又陆续有一些解剖学方面的发现，但囿于盖伦这样的权威，关于血液运动的潮汐学说，并没有人敢发起挑战，对于传统的敬畏，使研究者们难以得出富于逻辑的结论——即使他们曾留下许多精准的科学记录。

少数有思想的人，看待世界的方式已发生了变化，1609年伽利略（1564—1642）自己制作了一台望远镜，因此他可以观察到更深邃的天空，银河系的真面目也逐渐开始清晰。

当哈维开始思考心血运动的问题时，他意识到揭示这一奥秘不能只靠记录细节，更需叩问自然。基于前人的研究，结合大量的动物实验，哈维提出了在当时看来石破天惊的血液循环学说，在医学界掀起了巨大争议。《动物心血运动的解剖研究》出版后的几十年间，哈维一直饱受攻击，撼动一个传统的权威观点，从来都不是容易的事，更何况在当时，这一理论非但没有给治疗方面带来什么突破，还给医疗界带来了比以往更多的困惑和谜题。就当时而言，哈维的贡献是为医学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真正开启了一个实验医学的伟大时代。

值得一提的是，在哈维提出确切的血液循环学说之前，中国古人也产生过血液是循环的这一萌芽思想。《黄帝内经》中有如下记载：“经脉流行不止，环周不休……气之不得无行也，如水之流，如日月之行不休，如环之无端，莫知其纪，终而复始”，在今天看来，这确实是令人惊艳的洞见，但若与哈维相较，则仍属于玄妙的哲思，而非基于精确实验缜密思考之后的科学结论。因此，有些学者据此认为中国人提出血液循环学说比哈维早了1500多年，多少有一点偷换概念、自欺欺人。1957年德国医学博士费利克斯·博恩海姆（Felix Boenheim）写成了一本书《黄帝内经与哈维的血液循环学说》，世人方知中国早有这种萌芽思想。

以当时的职业划分，无论维萨里还是哈维，其实都算解剖学家，更确切一点说，哈维算动态解剖学家，开创了生理学研究的先河。虽然他们同时也都有外科医生的身份，但若论这一时期对外科治疗学方面的直接贡献，则非法国外科大师安布罗斯·巴累（Ambroise Pare，1510—1590）莫属。从巴累开始，有关外科的故事逐渐精彩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