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尔森的夜

文／韩晗

韩晗

男，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传媒大学文学硕士、武汉大学中文系博士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文学学会理事、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会理事、黄石市黄石港区政协常委。已出版《大国小城》《侧影年华》两部散文集，以及其他学术专著、长篇小说七部。

我们抵达捷克工业重镇皮尔森时，已是下午6点，这座城市与德国接壤，是斯柯达汽车的生产地。为了方便，我们在市区一家名叫Clarion的酒店住宿。

与妻安顿好之后，决定徒步走出去看看这里的风景，酒店的斜对面有家乐购（Tesco）超市——这是捷克最多的超市。据说这家超市在捷克生意极好，以至于连世界连锁业巨无霸——家乐福（Carrefour）超市都无法进驻捷克，只好向乐购妥协，采取部分入股的形式，分得一杯羹。

待我们走到乐购超市门前时，忽然发现，乐购超市停止营业了。

仔细一看，晚上7点是下班时间，里面有几个服务员在拖地。

我们决定向城区走走看。乐购超市的门前，有一座古老的石板桥，桥下是区分皮尔森新城与旧城的拉布扎（Radbuza）河，桥边的石柱都已经发黑，估计有八九十年的历史，石板桥的人行道与车道都是碎块石拼成的老路，而且这样的石块路与周围的马路、人行道天然地连成了一片。当我们从石板桥上走过时，忽然发现周围零散的路人加起来，不过三五个人。

按照常识判断，这是“高峰期”刚过的下午，应该有不少回家的人才对，但越往前走，行人越少。走到一家快餐店门口时，我们发现，偌大的皮尔森街道上，只剩下我们两个了。

而且，我们所看到的店铺，没有一家开业的。

夜晚的皮尔森虽然安静，所有店铺都打烊了，但这也给我们带来了不方便。譬如口渴了，想买瓶水都买不到。

妻只好用手机导航，寻到了一条近路，准备回到酒店，但是整条路上，除却路灯之外，似乎就只有楼房屋舍里的灯光，没有其他光亮处。

我强忍口渴，一度有过望梅止渴的打算，可惜周围没有梅树，于是只好继续往前走。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远处的路边，我看到了一间亮着白色灯光的小屋，常识告诉我，那是一家社区超市。

我与妻加快了脚步，待到走过去之后，忽然惊讶地发现，超市里的老板与服务员都是华人！

而且，常识再一次告诉我，女店老板与男服务员是母子关系。

“你好！”我大声用汉语同两位同胞打招呼。

他们面面相觑地看着我，似乎听不懂我的话。

“你们是中国人吧？”只有我们亚洲人才能够分辨出中国人、韩国人与日本人的差异，这两个人一看就是中国人。

“您需要什么？”女老板勉强挤出了很生硬的英语，而正在里屋搬运货物的儿子，也探出头来，用非常奇怪的眼神看着我。

他们完全听不懂汉语。

“您是中国人吗？”我继续用英语问。

“是的。”女老板这次听懂了，“但我们并不是来自中国。”

异国他乡遇到同胞，相互之间却不能说汉语，这听起来有点儿可笑。记得我们念中学的时候，为了训练大家的英语口语能力，老师突发奇想，让同学之间用英语交谈，结果教室里笑声一片，一个平时敢发言的同学很大声地提出不同意见：“大家都是中国人，干吗聚在一起讲英语？”

教室里爆发出哄笑，老师无奈，这个提议只好作罢。

但是我在皮尔森，却对自己的同胞说英语，因为他们实在听不懂汉语，这种感觉是尴尬的，好似你回到了自己的故乡，还不能说方言，要讲标准国语。我买了一瓶矿泉水，妻子买了一盒酸奶，结账时他们也不问我们是否来自中国，冷淡得几乎让我们觉得很失落。

从这家店铺出来，外面夜幕更沉了，远处的屋顶，仿佛和苍穹衔接成了一片。

在黑夜里，哪怕是最微弱的光明，也会被迅速、准确地捕捉到。走出这家店铺，我发现，不远处还有一家店铺。

手头的矿泉水已经被我一饮而尽，需要再买一瓶，我决定到下一家店铺去看看。

和上一家店铺一样简陋，货架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杂物，许多非易耗的日用品来自中国，如指甲刀、塑料篓之类，也有一些食品，但都是满足日常所需的，如意大利面、白糖，等等。店主又是两个中国人，像是兄弟俩。

同样听不懂汉语，同样面对我们没有显示出“他乡遇故知”的欣喜。

我回头发现，门上贴着李小龙的旧海报，早已斑驳不堪。

捷克人不喜欢拍照，这几家店主也是如此，我原准备为他们的店铺拍些照片，没想到当我举起相机时，他们脸上有些愤怒的神色似乎在制止我这种无礼的行为。不会说汉语的中国人，就在夜晚的皮尔森，我相信，任何一个去过皮尔森并在晚上出过门的中国人，一定会对这些同胞记忆深刻。

在皮尔森，这样的商店有近十家，最大的一家，有一百多平方米，老板雇用的店员也是华人，但他们都用最为熟练的捷克语交流。

在回酒店的路上，妻说：“还是我们中国人最勤劳，大家都睡觉了，仍在拼命做事的还是中国人。”

我没有接话，因为我不确定，甚至不知道，并非来自中国的他们，是否真的是中国人。

去年底，我在台湾成功大学参加该校80周年校庆活动，席间遇到一位漂亮的女生，她告诉我，她来自台湾实践大学，但她是湖北武汉人，算是我的老乡。

当时大陆生在台湾并不多，我很惊讶，问她是哪一年到的台湾。

“我就是在嘉义出生的。”她回答。

我更为惊讶，嘉义女孩，何以成为我的老乡？

“我从未去过武汉，但是我知道武汉人管‘吃饭’叫‘齐饭’，你们还有一句骂人的话，叫‘苕’，苕就是我们所说的番薯。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软糯的台湾腔里蹦出武汉话的发音，听起来有点儿别扭，但很可爱。

我再一打听，她的爷爷原来是武汉会战时参战的国军，后来因为内战，从大陆撤到了台湾。他的父亲从小在眷村长大，后来出去经商，时常往返于大陆和台湾，总给她带一些武汉的特产与风光片，久而久之，她对武汉非常熟悉，以至于会模仿电视里的人说几句不地道的武汉话，但因为时间的缘故，她一直都未曾去过武汉。

在台湾，我一直遇到与我攀老乡的人，从桃园巴士站到士林捷运站，从台北“故宫”到台南“国家文学馆”，我遇到过很多没有去过湖北的湖北人。当然，这种情况在大陆也有发生。曾经有一次在南京大学开会时，我遇到了台湾“中央大学”的涂蓝云博士，她是湖北鄂州人，可惜她从未去过鄂州。当她知晓我的新居就在鄂州时，很兴奋地告诉我：“下次我去鄂州一定要联系你，我好想去鄂州看看，我从小就知道自己是鄂州人。”

民族的认同，基于文化的共同——这文化也包括语言、环境、文字与性格。虽然我在皮尔森也遇到了没有去过中国的中国人，但他们对于中国却是这样陌生。皮尔森不是台北，当“China”这个单词从这些捷克华裔的嘴里生硬地蹦出时，与“apple、water”这些单词没有区别。我甚至怀疑，他们是否是因为对顾客客气才说他们是中国人。如果他们一辈子遇不到一个中国顾客，他们是否会忘记自己的身份，而天然地认为自己是捷克人。

这种感觉非常奇怪，也一度让我觉得匪夷所思。以前在历史档案馆查阅资料时，我曾看到过一个记载。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中国政府曾经派遣了劳工队赴欧参战，这时就有一批中国人留在了东欧，其中包括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与罗马尼亚等国家。战争结束后，这些中国人因为没有学历，又语言不通，只好在当地做非常苦累的工作，譬如运尸、掏下水道等。第一代人立足之后，中国又相继爆发抗战、内战，而沦为德国治下的捷克却相对太平许多。第二代人自然也不想回国，然后就开始经营中餐馆、做保姆等，从事比父辈稍微轻松一点儿的工作。到了第三代人成年时，捷克已经成了红色波西米亚的世界，对于大多数华裔人士而言，他们早已入乡随俗，有的搞外贸，有的从事超市经营，部分人还进入政界与学界，当选为议员或受聘于大学任教，已完全融入了当地社会。

因为他们的出身，决定了他们的交往、婚姻，所以，东欧的华裔多半还是选择和华裔结婚，所以后代还是华裔，只是他们早已不是中国人，他们自然也听不懂中国话。除了中餐馆老板外，绝大部分东欧华裔的日常生活早已西化，有的全家信仰天主教，每周赶到教堂去做礼拜，有的日常三餐均为西餐，早已不习惯南北菜系之味。甚至在个人习惯上，也被逐渐地打上了西方人的烙印，他们不愿意被拍照，不喜欢讨价还价。

但是，在骨子里他们依然保留了中国人最本质的特征：勤劳。

有朋友在国外的大学实验室留学，回国之后大为感叹：西方人工作八小时之后就下班去喝咖啡了，为了几十美元加班费，熬夜加班干的，永远是中国人！

我相信，入夜之后的皮尔森，一定不会是无人之城。有的家庭早已开始了他们的家庭聚会（home party），有的一家老小开着车子到剧院去听歌剧，还有人或许已经钻到地下室酒吧里去畅饮一番，当然也不乏驾车到周边去旅游度假者。但是放弃休假，为了赚一点儿口粮而坚持在晚上营业的人，始终是中国人。

“这一晚上，你说他们能多挣多少钱？”妻问。

我不知道，所以我无法回答。整条街道上正在行走的，只有我与妻两人，我们在两家店铺买的东西，总共加起来还不到一百克朗，也就是四美元。而夜晚在皮尔森街头“昼夜营业”的华商店铺，有近十家，就算他们每个店铺都可以遇到我们这样的顾客，他们每天晚上毛利润也就只有两美元，如果算上成本，他们最多只能挣几十美分。

在一个高福利的发达国家，几十美分有什么用？

我相信在这里开店铺的每一个华商，都有捷克的护照——否则他们根本拿不下经营执照。既然这样，那他们也可以享受高额的医疗、养老保险以及连美国人都羡慕的欧盟福利，但他们为了这几十美分，还在彻夜坚守。我相信，这笔账与金钱无关，全在骨子里的民族性当中，就算过了五代人、十代人，或许也无法抹掉。

多年之后，我若想起皮尔森的夜晚，恐怕脑海里第一个浮现的，就是昏暗灯光下那同胞的熟悉面孔，这印记，无论多久都难以抹去。

【原载于《读者》（原创版）2013年第4期】 j3kEVp/suuoLEzOF+wLuMgy8cJsJ37lK4Nr6OED3ykrKFB4KGRZjTZbEhEhWI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