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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贼如狐

其实,对于厚葬的危害,古人早已有所认识。

早在西汉中期,著名学者杨王孙就曾指出:“厚葬诚亡益于死者……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发,此真与暴骸于中野何异!”

另一位大学者刘向也说:“丘陇弥高,宫庙甚丽,发掘必速!”

东汉时的一道诏令写道:“今百姓送终之制,竞为奢靡,生者无担石之储,而财力尽于坟土。伏腊无糟糠,而牲牢兼于一奠。靡破积世之业,以供终朝夕之费,子孙饥寒,绝命于此,岂祖考之意哉!……有司其申明科禁,宜于今者,宣下郡国。”

晋代大文学家张载在《七哀诗》中描述了汉代皇陵被盗后的惨状:“借问谁人坟,皆云汉世主……季叶丧乱起,贼盗如豺虎。毁壤过一抔,便房启幽户。珠柙离玉体,珍宝见剽虏。”

但可惜的是,这些理智的声音在当时的世俗社会里是那么微弱。在“事死如事生”思想的支配下,厚葬之风虽在历史的某个阶段有所回落,但其愈演愈烈之势浩浩荡荡、难以阻挡,于是出现“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的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

管仲墓

历史上有记载的盗掘事件最早出现在2770多年前的西周晚期,最早被盗的著名墓葬是商朝第一代王——商汤之冢,距今约3600年。后来汤王冢又数次被盗,穴内几乎成空。据《垄上记》载,北魏天赐年间,河东人张恩又盗掘汤王墓,仅得到了些古钟磬,深觉无用,于是全部投入河中。

商末名臣比干墓,北宋时被陕西转运使李朝孺所盗,据说从中盗出直径2尺多的铜盘、长3寸多的玉片等物。

周朝天子周幽王之墓被西汉时的广川王刘去疾盗掘。据《西京杂记》载:“冢甚高壮,羡门既开,皆是石垩。拨除丈余深,乃得云母,深尺余,见百余尸,纵横相枕藉,皆不朽,惟一男子,余皆女子,或坐或卧,亦犹有立者,衣服形色,不异生人。”这个记载与长沙王吴芮墓被盗情形颇为相似,只是真假无法考证罢了。

春秋战国时期,盗墓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高潮。《吕氏春秋·安死》说:“今有人于此,为石铭置之垄上,曰:‘此其中之物,具珠玉、玩好、财物、宝器甚多,不可不 之必大富,世世乘车食肉。’人必相与笑之,以为大惑。世之厚葬也,有似于此。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无不亡之国者,是无不 之墓也。以耳目所闻见,齐、荆、燕尝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赵、魏、韩皆亡矣,其皆故国矣。自此以上者,亡国不可胜数,是故大墓无不 也。”当时盗墓之猖獗由此可见一斑。有关史书上有记载的被盗名墓就有晋灵公墓、齐景公墓、管仲墓、吴王阖闾墓、魏襄王墓、魏安釐王墓、魏哀王墓、赵简子墓等。

据现代考古调查所知,1949年之前,非正式发掘或被盗掘的春秋战国墓葬有三处。

一是1923年河南新郑农民打井时发现的郑公墓,出土了一批重要青铜器,因非科学发掘,文物与资料自然无法全面收集保存,导致墓主与年代难以确定,研究者根据一些文物推断,此墓可能是郑国一个君王墓。所幸的是,这批青铜器大多数还存于国内。

管仲墓碑文

二是洛阳金村周王墓,1928年夏天,天降大雨,墓坑下陷。其时正有一盗墓贼借住在一个瓜棚内观风视雨,时值夜半,忽闻野外有坍塌挤压声。于是披上蓑衣,冒雨前往察看,未多久,借着雷电的闪亮看清了眼前塌陷的大墓,盗墓贼复回瓜棚睡觉。待次日东方欲晓,风住雨停时,盗墓贼便找了铁锹等物对着墓坑掘动起来,不到一个时辰便轻而易举地进入墓室,内藏的精美文物被洗劫一空。更为不幸的是,这批文物于民国战乱中几乎全部流散到海外,中国本土学者很难一窥真颜,只能到海外特别是美国各大博物馆一睹风采。有研究者如大陆青铜器专家李学勤等,根据铭文推断,这些器物显然属于周王室之器,这座墓葬很可能就是周王之墓,因整个墓的资料大多分散和损毁,到底是周王朝哪个王,尚不清楚。

三是著名的楚幽王墓连续三次被盗掘。1933年安徽寿县暴发大饥荒,一时间,人相食,死者相望,饿殍遍地,尸骨成壕。该县朱家集附近的地主、豪绅眼看社会秩序已失,天下大乱,便乘机纠集一批流氓地痞,在光天化日之下盗掘了当地一座叫作“李三孤堆”的古墓,获得了一大批价值连城的青铜器和上千件珍贵文物。正在盗徒们挥汗如雨地大肆盗掘之时,有恪守社会正义者,瞪着被饿得发绿的眼睛,两腿打晃,一步三摇地来到县衙报案,并通电全国报馆。事发后,报纸竞相刊载,全国震动,舆论沸腾,纷纷要求严查案情,对罪犯处以极刑。国民党地方政府迫于各方面的压力,立即出动警力进行侦办,所涉罪犯多数被抓获,盗掘文物大部分被缴获,送于省文物部门收藏(现藏省博物馆),只有一些便于匿藏的小件器物未能追回。由于盗掘者胆大包天,自以为风平浪静,盗掘进展缓慢,加上报案及时,警方出动还算迅速,此墓尚未盗空即被迫停止,这为再次被盗埋下了伏笔。

1935年,当地一些不法之徒,乘新一轮兵荒马乱之机,于月黑风高之夜,再次对这座劫后残存的墓葬进行盗掘,所出文物数百件,全部被歹徒瓜分,未久即失散,大多数被外国人弄到境外。

1938年,桂系军阀、国民党第11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驻守寿县之时,偶闻李三孤堆古墓尚未被盗空,大量珍宝尚在墓穴深处,贼心顿起。经过一番密谋,仿照10年前国民革命军第12军军长孙殿英率部盗掘清东陵的诡计,以军事演习和剿匪为名,由交际科长邓峙率领3个运输连的兵力,浩浩荡荡地开赴朱家集古墓现场,明火执仗地公开进行盗掘,据说整整挖了3个月,直到把墓内劫余的青铜礼器、乐器、兵器、玉器、石器(磬)等数百件珍贵文物洗劫一空。盗掘的官兵深感几个月来费力劳神,流血流汗,所获珍宝并没有想象中之多,愤懑之下,索性把墓中棺椁一并弄走。至此,整座大墓的随葬器物算是被彻底洗劫一空,只留下一个黑乎乎的土洞向世人展示着世事沧桑。

李品仙所劫得的墓中文物,大部分通过上海码头秘密运往香港销赃,后来这批文物全部失散,下落不明。当时只有一件青铜大鼎(高1.13米,口径0.87米,重400多公斤),因重量超群,当地的盗墓贼无力弄出坑外,因而两次盗掘均未损毫发。李品仙部虽凭着人多势众,把这件大鼎弄出了墓坑,用汽车拉到了寿县营区,但因躯体过于庞大,无法掩人耳目,难以偷运至香港销赃,若锯成一块块废铜又实在可惜(著名的安阳后母戊大鼎在被挖出时就被锯掉一耳),在两难中,李品仙迟迟未能想出处理的办法,随着抗日战争愈演愈烈,国军步步退却,李品仙部移防他处,这件大鼎被扔在营区成了无主之物。后来安徽省博物馆将其收藏,并陈列展出。1958年9月17日,毛泽东视察安徽省博物馆时,曾专门参观了这件大鼎,并说过“这么大一件鼎,能煮一头牛”的话,并专门在大鼎前留影。由此可见此墓和出土文物的重要。然而因多次盗掘,究竟墓中有多少文物,墓坑的具体情况如何,都无法追本溯源,弄清原状和内情了。有研究者仅根据墓中出土的一些器物上的铭文考证,认为此墓为楚幽王墓或幽王妃子墓。

1949年以后,科学发掘的王侯墓也不多,其中春秋阶段的墓主要有安徽寿县的蔡侯墓和吴君夫人墓。蔡侯墓封土有盗洞,但未盗至墓室即停止,出于什么原因未能继续盗下去,不得而知。发掘得知,棺椁、漆木器等均无腐烂,出土青铜礼器、乐器、兵器、玉器等重要文物480多件,究竟属于哪一个侯,各路学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经过长说、短说甚至胡说地激烈争吵,终于有一种判断突出重围,暂时占据了上风,即墓主为死于公元前491年的蔡昭侯申。

与蔡侯墓齐名的吴君夫人墓,即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墓上有7米高的封土,发掘后有大型墓道,棺椁俱全,墓主是一女性,死时30岁左右,椁内外有17具陪葬人棺。墓内被盗墓贼几次光顾,从留下的痕迹判断,多数珍贵器物被盗走,令人遗憾。考古人员在其中一个器物坑内清理出礼器、乐器、漆木器、车马器及肩舆等大量文物,通过对一件器物铭文的释读,知是宋景公为其妹(勾敔夫人)所做的媵器(陪嫁品),于是有学者认为此墓为吴君夫人墓。但亦有学者认为仅凭这件器物的铭文不能断其为吴君夫人,认为此墓不是吴墓,而是一座楚墓,墓主为一个楚国的贵族夫人。到底谁是谁非,未见胜负。

1950年10月,中科院考古所派遣的首次发掘团一行12人在辉县琉璃阁考古工地合影。此次行动标志着1949年之后,大规模考古发掘的开始。立排左起:魏善臣,徐智铭,郭宝钧(左4),苏秉琦,夏鼐,安志敏,马得志(右3),王伯洪,石兴邦。坐排:王仲殊(右3),赵铨(右),白万玉(左3)。

战国阶段的大型墓葬主要有三处。第一处是河南辉县固围村的魏君墓。固围村大墓共有三座,“一”字排开,旁边还有两座陪葬墓,墓地约于1929年被盗墓贼侵扰。1937年,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进行过发掘,因抗战爆发未能完成。1951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人员再度进入墓区进行勘察,发现墓葬封土之上有建筑遗迹,台基、柱础、散水及筒瓦、板瓦、瓦当等皆可辨识。经发掘得知,每座墓均为两条墓道的“中”字形,墓室遭盗墓贼劫掠,棺椁已腐,人骨尚存,只残存零星的铜器和陶器,研究者根据九件一组的陶鼎,推断墓主为诸侯一级的人物,应是魏王的陵墓。此种论断遭到了一些学者的反对,他们认为此地距魏国都城大梁较远,魏王不会远离都城葬到这里。此墓墓主问题遂成为一桩悬案。

第二处是河北平山的中山王墓,从已发掘的两座墓葬看,亦为两条墓道的“中”字形,墓上的建筑和固围村大墓相仿,墓室全部被盗墓贼洗劫,只留下一块名为“兆域图”的陵墓设计图,可能是盗发时认为无用吧。墓中发现盗墓贼使用的工具、兵器和生活用具,其中铁䦆7件、铁锄2件,均出自盗洞。在墓主人的棺椁旁则发现铁斧5件。考古清理人员发现,凡出于盗洞的盗墓工具大都完好,有的因击砸建筑壁柱石而遭毁坏,遂被遗弃于柱石之下。从遗弃的工具推断,当为一个较大盗墓团伙所为,或许是兵匪也未可知。所幸一间椁室旁侧的两个单独的器物坑没有被盗,从中出土了一批精美的随葬器物。

中山国是古代北方狄族所建之国,其疆域大致是现在的保定到石家庄市的南部。公元前314年,中山国曾乘燕国之危,对其讨伐,夺地“方数百里,剌(列)城数十”,战利品无数。公元前296年,赵国、齐国、燕国联合灭掉了中山国。在欢庆胜利的同时,三国军队按照惯例对失败国“毁其宗庙,迁其重器”,盗掘了中山国的王陵。

第三处是河南淮阳的楚顷襄王墓,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拔郢,占领楚都,楚顷襄王率残兵败将逃往安徽寿县。这一番血与火交织的惊心动魄的周折,成为著名的历史事件。顷襄王死后,葬于今河南淮阳。经发掘得知,墓为“中”字形,北去40多米还有一座一边有墓道的“甲”字形大墓,其墓规模更加宏大,据推测可能是顷襄王之母怀王夫人墓。两座墓葬皆为夯土版筑的台阶一级一级内收,两墓的两边均有大型车马坑。发掘时考古人员发现不止一个盗洞从封土深入地下,直至穿透墓室。待发掘到底部时,方知墓内珍贵物器被盗一空,只出土了一些陶器等残物。好在顷襄王墓的车马坑尚未被盗掘,发掘出随葬车23辆、泥马20多匹。而怀王夫人墓的车马坑,则出土了随葬车8辆、泥马24匹、狗2只,另外还有一些精制的车马饰。

春秋战国之后的秦汉时期,随着封建王朝的大一统和不断强盛,陵墓的规模空前庞大,厚葬之风又烈,但这些陵墓最终也难逃被盗掘的命运。秦始皇陵面积之大令人咋舌,而据文献记载,其先后几次遭到盗掘,并留下了众多传说。西汉诸皇陵在赤眉军攻入长安后,悉数被掘,无一幸免,而其后,汉文帝的霸陵、汉武帝的茂陵,以及汉宣帝的杜陵也曾多次被盗掘。东汉皇帝的陵墓,在东汉末曾被董卓及吕布指挥的军队大规模盗掘,破坏殆尽。除皇陵外,众诸侯王及一些名人冢墓也多被盗掘,如长沙王吴芮冢、梁孝王墓、刘表墓等,甚至汉代大儒董仲舒之母的衣冠冢也未能幸免。

当世人在为马王堆汉墓出土女尸的防腐术感到惊叹、为古代中国人民的智慧再一次击节叫好之时,有谁会想到,这座墓葬也曾遭到过盗掘。

1972年,考古人员在发掘马王堆一号墓,即出土女尸之墓时,曾连续发现了三个盗洞。这三个盗洞,两个呈方形,一个呈圆形。三个盗洞的发现,令当时的发掘人员心灰意冷,凭以往的经验,只要盗墓贼“光顾”过,此墓几乎空空如也,就连考古大师夏鼐也萌生了退却的念头。

1951年,夏鼐大师曾率湖南考古调查发掘团,在长沙调查、发掘了几百座墓葬,但结果证明,多数古墓均遭盗掘,完整者实在是凤毛麟角。为此,夏鼐大师曾在其发表的《长沙近郊古墓发掘记略》一文中,以抑郁的调子和淡淡的感伤写道:“我们所发掘的最大的一墓,长5米、宽4.2米,大多是木椁墓,椁木保存的程度不一样,有些只剩下放置棺木的漕沟的痕迹,木质已完全腐朽不见,有些椁木保存得非常完整,盗掘者须用锯或斧把椁盖的木板切一缺口才能进去。”又说,“这次我们所发掘的西汉墓葬,仅有两座大墓内木椁保存比较良好,但也只有平铺墓底的地板及其下的枕木保存较佳……墓道向北,墓穴深度距地面8.8米……后半是主室,室中是一个长10.8米、宽6.8米的木椁,放置木棺及重要的殉葬品。前半分为两室,储藏陶器等,可惜这墓已被盗过好几次了……另一木椁大墓是在伍家岭,这墓的主室也被盗过了……”当年夏鼐大师曾亲自到马王堆勘察,并有发掘的念头,但鉴于已发掘的事实,最终还是选择了放弃。直到20年后由于挖防空洞才又迎来了发掘的机缘。

1951年夏鼐率部于长沙近郊发掘古墓群图示

因为墓葬遭到破坏,马王堆一号墓属于抢救性发掘性质,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必须发掘到墓底,并弄清墓内的一切情况。所以,盗洞出现后,考古人员在大骂了一通盗墓贼后,又挥动工具发掘下去。当挖到一米多深时,他们在一个方形的盗洞中,发现了一只胶鞋底,显然这是盗墓贼的遗留之物。为了弄清盗洞出现的年代,考古人员将这只鞋底拿到一家科研单位做了鉴定,结果被认定为1948年左右上海的产品。由此可见,盗墓的年代不远,但盗墓者究竟是谁,至今也未搞清楚。

后来的发掘证实,一号墓虽遭盗掘,但值得庆幸的是,盗墓贼并没有成功。否则,马王堆女尸——这个举世皆惊的考古发现,特别是那具神秘的女尸将会成为泡影。这是墓主人的幸运,更是当今人类和后世子孙的大幸。

继秦汉之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战乱不断,不少名人陵墓在当时即被盗掘,还有一些在后世遭到不测。由于史料的缺乏,许多情况未能尽知,单是有记载的被盗掘的名人墓就有刘备墓、孙策墓、东吴大将吕蒙墓、诸葛亮之兄诸葛瑾墓、东晋大臣桓温墓、南朝陈武帝陈霸先墓等。

唐朝的皇陵集中于关中。十八陵除唐高宗的乾陵外,其余的如高祖献陵、太宗昭陵、中宗定陵、睿宗桥陵、玄宗泰陵、肃宗建陵、代宗元陵、德宗崇陵、顺宗丰陵、宪宗景陵、穆宗光陵、敬宗庄陵、文宗章陵、武宗端陵、宣宗贞陵、懿宗简陵、僖宗靖陵等全部被五代后梁的静胜军节度使温韬盗掘。

五代时期的帝王陵墓被人盗掘的也为数不少,后人有记载的就有晋王李克用墓、南汉王刘 墓等。

马王堆一号墓内棺

内棺打开后,女尸身着多重丝织物躺在棺中

北宋九帝,除宋徽宗和宋钦宗被金国所掳,囚死于漠北外,其余宋太祖永昌陵、宋太宗永熙陵、宋真宗永定陵、宋仁宗永昭陵、宋英宗永厚陵、宋神宗永裕陵、宋哲宗永泰陵七座皇陵都集中于河南巩县(现为巩义市)。巩县东依虎牢关,南屏嵩岳少室山、太室山,北靠九曲黄河,伊洛河横贯全境,“山水风脉”俱佳,但这并不能使皇陵摆脱厄运。北宋灭亡后,诸皇陵先是被伪齐皇帝刘豫派兵大肆盗掘。金朝末年,宋太祖赵匡胤的山陵又遭盗贼发掘,从中盗走玉带、宝器等物。金朝灭亡后,蒙古人的铁蹄又踏进了巩县宋陵,将陵园“尽犁为墟”,只留下几尊巨石雕刻。比之北宋,南宋六陵(宋高宗永思陵、宋孝宗永阜陵、宋光宗永崇陵、宋宁宗永茂陵、宋理宗永穆陵、宋度宗永绍陵)的情形更为悲惨。

明十三陵与清东、西陵,或遭火烧,或遭盗掘,特别是清东陵,除顺治皇帝的陵墓未遭盗掘外,其他的全部为兵匪盗掘洗劫一空,酿成了中国文明史上的大悲剧。 iJruwAF9nCFhq03B5G8YnXcES7d/74zAAsF8JDaCzP4oFk6IlXOiyQxE5/NSFZ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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