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性格，人的根本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相较于所拥有的外物和他人的评价，一个人的内在对他的人生幸福影响最为深远。此人为何，他的内在如何，永远都是优先的考虑因素，因为人的个性如影随形，并为他的经历描摹色彩。比如，不管是什么样的享乐，首先都由人自己决定，肉体的愉悦如此，精神的愉悦则更甚。英语中的“享受自己（to enjoy one's self）”其实是一个非常精妙恰当的表述，人们不会说“他在享受巴黎（he enjoys Paris）”，而会说“他在巴黎享受自己（he enjoys himself in Paris）”。如果一个人的性格不佳，任何欢愉于他，也好比美酒入苦口，毫无滋味可言。因此生命中的幸与不幸，与其说是取决于降临到我们头上的命运，倒不如说是我们如何面对它们，其意义取决于我们的感知。一个人是什么，他的内在，也就是他的性格及其衍生，是唯一能够直接影响到此人人生幸福的因素。任何其他因素都是间接的，其影响都可以被中和或抵消，但性格的影响却不能。这就是为什么对别人个人品质的羡慕和嫉妒是最难消化的，而且总是被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来。

此外，在我们的全部经历和行为中，意识的构成永不缺席且长久存在；在生命的每时每刻，我们的性格都孜孜不倦地，或多或少地产生影响，而其他的影响都是暂时的，偶然的，转瞬即逝，且随机遇而变。故亚里士多德说：“金钱易逝，而品格长存。”同理，我们更容易接受外界的劫难，却难以面对自身的不幸；因为时运可变，但品格不变。

所以，那些主观的幸福——高贵的品性、灵活的头脑、欢快的脾性、开明的心境和健康匀称的体态，才是人生幸福的第一要素，简而言之，就是“身体强健，灵魂高尚”；相比外界的财富和荣誉，我们应当更注重保持和发展这些内在品质。

在所有要素中，最能让我们直接感到快乐的莫过于愉悦的心境，这种心境本身就是一种即时的慰藉。一个开朗快乐的人总是能找到幸福的理由，实际上，他生而如此。再没有什么品质可以如此彻底地填补其他幸福的缺失。如果你听说一个人年轻、英俊、富有又受人尊敬，继而想知道他是否幸福，可以问问：他开朗吗？友善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他是年轻还是年老，姿态挺拔还是弯腰驼背，贫穷还是富有，又有什么关系呢？反正他已经很幸福了。早年我曾在一本旧书中读到这样一句话：“如果笑得多，那你就是幸福的；如果哭得多，那你就是不幸的。”尽管这是老生常谈，但言简意赅，所以我从未忘却它。因此如果快乐来敲门，我们应该敞开大门迎接，因为它永远不会来得不合时宜；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那么做，总是有所顾虑。因为我们总想确保满足感来得有理有据，而担心这种愉悦的心情会干扰我们进行严肃反省和深思熟虑。快乐是直接而即时的，是幸福的直通货币，而不只是一张银行代发的支票；它能让我们立刻高兴起来，这对在永恒的生死间苦苦挣扎的渺小人类来说，已经是最好的福气了。我们努力追求幸福的最高目标，就应该是快乐。

现在可以肯定的是，之于快乐，最无所谓的要数财富，而最重要的要数健康。不正是在较低社会阶层的劳动人民，尤其是乡下人的脸上，我们看到了快乐和满足吗？而那些富人和高等人，不总是脸色沉郁、忧虑重重吗？

我们当尽力保持健康，因为健康的体魄是快乐之花的土壤。如何维持健康不必多说——避免放纵过度，避免激烈和消极的情绪，避免神经过度紧张，每天去户外运动，洗冷水澡，注意卫生防护等。缺乏日常运动的人没法保持健康；所有身体机能的正常运作都需要通过适当锻炼来维持，而且不仅是活动身体的某一部位，全身都要动起来。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生命在于运动”，运动是生命之本。我们身体的每个器官都在持续、高频地运动：心脏在复杂的双重收张运动中强劲且不知疲倦地跳动着，每二十八次跳动将血液通过动脉、静脉、毛细血管输送到全身；我们的肺部像蒸汽机一样工作着，从不停歇；肠道也在步履不停地蠕动；腺体不停地在吸收和分泌；即使是大脑，也随着我们的每一次脉动和呼吸进行着自身的双重运动。当人们无法进行任何锻炼的时候，比如许多不得不从事久坐工作的人，他们外在身体的静止和内部的躁动将会形成明显而致命的失衡。因为人身体内部片刻不停的新陈代谢需要通过一定的外在运动来平衡，如果这种渴求不能被满足，就好像情感不能被释放。一棵树要想变得枝繁叶茂也必须经过风的吹打。这条规则可用拉丁语言简意赅地表达：运动在于速度。

人生幸福究竟有多依赖于我们的精神，又多依赖于我们的健康状况呢？在我们健康和因伤病而沮丧困扰时，通过分别对比同样的外部条件所产生的影响，大概就能得知：让我们感到快乐或不悦的，并不是事物或其客观本质，而是取决于它们对我们的意义，取决于我们看待它们的态度。正如爱比克泰德 所说：“人不是被事物本身所影响，而是被自己关于事物的看法所影响。”总的来说，我们的幸福有九成取决于健康。只要身体健康，一切都是快乐之源；没有健康，不管什么好东西都无法令人愉悦；即便是其他的优良品质——比如聪明的头脑和欢快的脾性，都将因为缺少健康而黯然失色。

所以当两个人见面时，首先问候对方的健康并表达祝福，这样的做法十分合理；因为身体健康的确是人生幸福最重要的因素。由此可见，世间最蠢的事要数牺牲健康去追求其他的快乐，不管是为了物质、前程、学问或者名声，更不要说是为了稍纵即逝的感官享受。这一切都应当排在健康之后。

不过虽然健康能很大程度上促进精神愉悦（这对我们的幸福也非常重要），但精神愉悦不完全取决于健康；一个身强体健的人仍然可能非常忧郁，甚至最终趋于悲观。根本原因无疑是与生俱来的，要归因于不能改变的生理构造，人的敏感性和肌肉、生命力有一定关联。过度敏感会造成精神上的不平衡，忧郁会占据主导地位，其间还有周期性失控的突发亢奋。所谓天才往往都是神经敏感的人；亚里士多德非常准确地观察到：“在哲学、政治、诗歌或艺术上有杰出表现的人，似乎都是气质忧郁的。”基于此观点，西塞罗也常说：“亚里士多德说天才都是忧郁的。”莎士比亚则在《威尼斯商人》中用如下几行文字非常巧妙地描述了这种人与生俱来的强烈差异：

自然造人，多么奇怪

一些眼中总是闪着精明和好奇

大笑着，就像风笛手肩头的鹦鹉

一些却总是愁眉苦脸

笑也就是撇撇嘴，牙齿都不露

尽管人人都觉得这是一个好笑话

这就是柏拉图所说的“开朗之人”和“抑郁之人”之间的差别，他指出，不同的人对愉快或痛苦所呈现的反应不同；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让一些人感觉悲伤的事，另一些人却会觉得很好笑。

通常一个人对不悦的感知能力越强，对愉快的感知力就越弱，反之亦然。假如说一件事最后结果好坏的可能性均等，“抑郁之人”更倾向于为可能到来的坏结局而感到烦恼或悲伤，而不会想到事情也可能会往好结局发展，更不会因此而高兴。相反，一个“开朗之人”不会因为可能的坏结局而担忧或烦恼，而会往好的方向想，因而高兴。前者即使十件事里有九件做得好，也会因为没做成的那一件而郁郁寡欢；而后者即使只有一件事做成了，也能在其中找到慰藉并保持愉悦。但这里还有一个真理：世上没有绝对的坏事。抑郁焦虑的人所面对的苦难多源于想象，相比开朗之人所要承受的苦难，他们面对的苦难反而没有那么真实。因为若一个人本来就总是看到事物的阴暗面，并做出最坏预判且为此打算，那他便不会那么容易地对世界感到失望；而那些总是寄希望于光明面的人却相反。当一个天生抑郁的人受到神经疾病的折磨，或者生理上的消化系统紊乱时，这种抑郁的情绪可能会到达顶点，长期的不适会引发他们对生活本身的厌倦，可能会由此产生自杀倾向，即使是鸡毛蒜皮的一点小事也可能会触发这种倾向，甚至在最糟糕的时候，不需要特定的触发事件，人也可能会结束自己的生命，可能只是因为他已经无法再快乐起来了，便冷漠而坚定地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比如现实中被监护的一些抑郁者，他们时常急切地等候着一个无人看守的机会，当机会来临的时候，没有一点挣扎和犹豫，他会用时下最自然易得的方式来实现解脱。其实，即使是最健康甚至最开朗的人，在某些情境下可能也会寻求死亡以自我解脱，比如当他们遭遇某些不能避免的苦难，其痛苦或恐怖已经超越了他们对死亡的惧怕。

唯一的区别是，精神健康的开朗之人如果要自杀，相比抑郁之人，可能需要更高级别的痛苦来刺激。人越是悲观，就越容易自杀，甚至到最后，不需要任何外界苦难的刺激，他们也会放弃生命。但如果一个人性格开朗、身体健康，就只有最高的苦难才能让他产生自杀的念头。这两种极端的自杀情况之间存在鸿沟，一种源于先天抑郁的加剧，一种是健康乐观的人由于外在、客观的事而选择结束生命。

美貌是健康的一种体现，也可看作一项个人优势。准确地说，它不能直接影响我们的人生幸福，却可以间接地通过给他人留下印象来影响幸福；甚至对男人来说，也不可谓不重要。美貌是公开的推荐信，能使呈上它的人得到偏爱。正如荷马所说：“人之美貌不可轻弃，唯有神祇可赐予。”

众多研究表明，人类幸福最大的敌人是痛苦和无聊。进一步说，当我们运气不错，能远离其中一项的时候，却也靠近了另一项。实际上，人生多多少少就是在这两者之间进行博弈。这么说是由于这两者互为双重对立，不管从外部或客观来说，还是内部或主观来说。贫瘠的环境和贫穷会孕育苦难；但同时，当一个人富起来的时候，又会感到无聊。同样，当下层阶级的人们在为物质需求，在痛苦中不断挣扎的时候；上流社会的人们也正与无聊陷入旷日持久的苦战。

内在或主观的对立源于个体对于痛苦的感知程度与对无聊的感知程度成反比，因为感知力有赖于精神力量。我来解释一下，对一个迟钝的头脑，没有任何外界刺激可以使它活跃，简而言之，无论是多么激烈或可怕的痛苦和焦虑，都是无法被感知到的。内心的迟钝就是灵魂深处的空洞，从很多人的脸上就能窥见，同时，这些人孜孜不倦地关注着外界鸡毛蒜皮的小事，也暴露了这种精神状态。这就是无聊的真正根源——对兴奋刺激的追求，他们打着这个旗号用一些无所谓的事排遣自己的内心和灵魂。这些人并不特别在乎自己做什么，无论是通过各种可悲的消遣来打发时间，还是加入他们所能理解的社交娱乐，如侃大山或者挤在门口窗边传八卦等。主要是出于精神的空虚，人们才会去寻求五花八门的社交、消遣、娱乐和奢侈享受，而这最终只会导致浪费和悲剧。能抵御这种不幸的，唯有内心的财富，因为内心越丰富，留给无聊的空间就越少。思想的乐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在五彩斑斓的自我、自然现象中源源不断地获取新素材，还随时可以用它们进行新的创造——除了偶尔的放松，创造也能振奋你的精神，让你摆脱无聊。

但是，另一方面，这种高智力也根植于高度的感知力、更坚强的意志和更充沛的激情；这些要素合起来构成了更强的情感力量，具备这种力量的人对精神甚至肉体痛苦都更为敏感，对于障碍更为不耐烦，对干扰也尤其抗拒；所有这些倾向都会被想象力放大，包括他们生动的思想，以及其中较为负面的部分。这条规律适用于所有智力水平的人，从最普通的人到最伟大的天才。因此，无论从主观还是客观来说，人们更靠近痛苦或无聊中的一项时，也会相对地远离另一项。

另外，人的天性会让他尽可能地改造客观世界，使之与自己的主观相符；也就是说，他会尽最大努力规避可能遭受的苦难。比如，智者会不断寻求从痛苦和烦恼中获得解脱，追求宁静闲适，并最终过上隐世朴素的生活，尽可能少地与人往来；因此，在与人同行一段时间后，他会选择隐退，如果此人有大智慧，也可能会选择避世而居。一个人的内心越丰富，对他人的索求就会越少，实际上，他人能为他做的也很有限，这就是为什么高智商的人往往不善社交。确实，如果真的三个臭皮匠可以顶一个诸葛亮，那与凡人群居也未尝不值得；然而，不幸的是，一百个“臭皮匠”也比不上一个智者。

但对于天平另一端的愚人，他们刚从困境中解脱，就忙不迭地去进行世俗的消遣，不计代价，见到一个人就急忙凑上去，唯恐独处。因为当面对自己内心的一切的时候，他真正拥有什么就显露出来了；愚人们即使身着华服，还是会被自己的悲惨人格压得连连呻吟，而有才华的人即使身在荒原，也能在自己五彩斑斓的思维中找到生机。塞涅卡 宣称“愚蠢的包袱就是它自己”，好一句真理；耶稣在《德训篇》中所说的“愚人的一生比死还可怕”，也是这个道理。而且，一个善于交际的人通常智力不高或多少有些粗鄙，因为世上的人要么倾向孤独，要么倾向庸俗。

大脑可以被看作机体的寄生虫，靠着其他器官的救济，寄居在我们的身体里；而闲暇就是人们可以自由享受意识和个性的时间，是为生存辛苦奋斗换来的果实。然而，大多数人的闲暇时光都是怎么度过的呢？——要么无聊，要么充斥着感官享乐，或是各种愚蠢的念头。闲暇的价值取决于人们度过的方式，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无知者虚度时光，多么可惜！”普通人只会想着要如何打发时间，而有才华的人才会尽可能物尽其用。智力一般的人之所以更容易感到无聊，是因为他们的才智只是工具，需要意愿的驱动才会生效；每当没有特定的目标来驱动，他们就没有意愿了，才智也就放假了，因为他们的智力和意愿一样，需要外界的刺激才能生效。结果就是此人的一切能力就此惨遭喊停——简而言之：陷入无聊。为了抵消这种痛苦，人们便诉诸那些能让自己暂时开心起来的消遣，希望能够借此唤醒自己的意愿，激发才智；也期望后者会继而刺激动机的产生。比如，纸牌游戏就是为了这样的目的被发明出来，然而，与真实自然的动机相比，好比纸币遇到了货真价实的金银，它的价值不过是被随意赋予的。如果人们无所事事，那他们可能会玩玩手、敲敲桌子、晃晃腿；或者通过吸烟来替代脑力活动。不论在哪个国家，打牌都是一项重要的社交活动。这就是它的价值，大大方方地宣告着此处思想的破产。既然人们没有思想可交流，那就交流纸牌好了。真是愚蠢！但我并不想有失偏颇，如果说打牌有什么好处，那就是也可以把这看成为认识世界和为做生意所进行的准备，因为人们通过玩牌，可以学习如何聪明地利用偶发却必然的外部条件（这里指牌），并从中尽可能多地获益：为此，人们必须学会伪装，即使手气不好也不能表现在脸上。但也正因为这样，纸牌游戏并不道德，因为玩游戏时的全部目标，就是千方百计地去赢取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一旦在牌桌上养成的这种习惯生根发芽，并延续到现实生活中，人们就会认为所谓“我的”“你的”这样的所有概念和在牌桌上一样，想方设法利用自己的优势去获取利益，只要不被法律抓住把柄就可以了。这样的事每天都在现实的商业交易中发生。闲暇是生活之花，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生存之果实，一个人只有在闲暇的时候才能真正拥有自己，只有内心富足的人，才是真正快乐的人。但大多数人都从闲暇中得到了什么呢？——唯有一无是处的自己，无聊至极，净添负担。所以，为自己感到庆幸吧，兄弟们，我们不是奴隶的孩子，我们是自由之子！

此外，正如最富足的国家自给自足，只需要很少，或根本不需要进口，最幸福的人内心往往也十分富足，不需要或很少需要依赖外界事物来维持自己的快乐。因为进口代价高昂，且暴露出自身的不独立，潜藏祸患和麻烦，而且，不管怎么说，进口的东西永远比不上本国产的质量好。人也不应该过多地指望他人或外界。每个人对他人的意义都是非常有限的：到最后，大家都是孤独的。重要的是，那个独立于世间的人是什么样的。歌德在《诗与真》第三章中说到这一真理：世间诸事，人最终只能靠自己。奥利弗·哥德史密斯 也在他的《旅行者》中吟诵道：

不论我们身在何方

幸福只能在自身找寻

一个人最好的发展或成就都要从自身寻找。人越是能够从自身寻找快乐，就越是幸福。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幸福就是自给自足。”

因为其他幸福的来源本质上都是不确定、不安全、不长久的，往往靠天吃饭；即使在最有利的条件下，也可能轻而易举地消耗殆尽，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些幸福并不总是触手可及。当人步入老年的时候，这些幸福之源必定面临枯竭——爱情逐渐消逝，人们不再热衷调笑，不再渴望旅行，觉得骑马没有意思，对社交也失去了兴趣；就连朋友和亲人，也会因死亡离我们而去。届时，人将前所未有地依赖内心世界，因为它永远也不会与我们分离；在人生的任何一个时期，内心都是唯一真诚持久的幸福之源。外部世界并不能给予我们什么，它被灾难和痛苦充斥着，而一旦人们逃离了这些，又时时面临着无聊的觊觎。更可怕的是，邪恶总能取胜，而无知的声音总是最响亮的。命运是残酷的，人类真可怜。在这样的世界里，一个内心富足的人好比圣诞时节里一座明亮、温暖、洋溢着幸福的屋子，将十二月寒夜里的霜雪挡在门外。因此，毋庸置疑，世间最幸福的事要数拥有富足的内心，这已经很稀有了，如果能再拥有良好的智力，就更完美了；这样的人生虽然不一定会非常成功，但已然是最幸福的。

笛卡儿 在荷兰隐居了二十多年，瑞典的克里斯蒂娜女王在十九岁时，仅仅从一些报道和一篇文章上对他有所了解，但她却对笛卡儿做出了充满智慧的评价：“笛卡儿先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我非常羡慕他。”当然，要做到像笛卡儿这样掌握自己的生活和幸福，必须先有充足的外部物质条件；正如我们在《传道书》中读到的：“智慧和家产同有是好的，得见天日的人获之有益。”一个被大自然和命运赋予了智慧的人，将会最急切，也最谨慎地去探索自身的幸福源泉；故而独立空间和闲暇时间都是必要的。为此，他愿意削减欲望，节省自己的资源，毕竟他已经不像其他人那样，依赖外部世界来获得快乐。因此，他不会为工作职位晋升、金钱或者周围人的掌声和赞许所误导，也就不会屈从于低级追求和低俗品位；正如贺拉斯给梅斯纳斯的信中所说：为了身外之物而牺牲内在，或者用自己全部或大部分的安宁、闲暇、独立去交换荣耀、地位、气派、头衔和赞誉都是愚蠢至极的。歌德便是这么做的，但所幸我走了相反的道路。

我在此所坚持的真理，就是人的幸福主要来自内在，可由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的观察来佐证：所有快乐都以从事某种形式的活动，或者使用某种能力作为前提，否则不能存在。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幸福在于能够自由从事自己最擅长的事，斯托拜乌在阐述逍遥学派的哲学理念时也说道：“幸福，就是充满活力地做事，且无往不利。”他用了“充满活力”这个词，意指能够掌控任何事。大自然赋予人类这些力量，最初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抵御来自四面八方的困难。然而，斗争一旦结束，这些闲置的力量就成为人的负担，必须通过工作或玩乐来释放——此处指完全漫无目的地滥用，只是避免自己陷入另一种近在咫尺的人生痛苦——无聊。上层阶级的富人们是无聊最大的受害者。很久以前，卢克莱修 就描写过他们的悲惨生活，今天看来依旧生动，每座大都市中都在上演：

富有的人们很少待在自己的房子里，待在家里令他无聊

但外面也没啥好玩的，他总要回家

或者他会着急忙慌地赶去乡下的别墅

仿佛那里的屋顶已着火

到那儿时他却哈欠连天

他或者沉沉睡去，忘记一切

或者还是急急忙忙回到城里，如来时一样

这样的人在年轻的时候一定有着过剩的体力和精力，但这些能力不像智力，不能长久地维持他们的“活力”；随着年纪的增长，他们要么完全失去了思维的力量，要么仅存的智力也不足以进行任何工作，处境悲惨。但是，他们仍然存有意愿，这是唯一取之不尽的力量了；所以，他们试图通过参加刺激的活动来激发意愿，如豪赌，这无疑是最糟糕堕落的活动了。但通常来说，当一个人发现自己无事可做时，他会选择去从事自己擅长的活动，比如，打球、下棋、打猎、绘画、赛马、音乐、玩牌，或者研究诗词、纹章学、哲学，等等。我们可以有条理地将这些爱好进行区分，最终可将它们归结为三种基础能力的外在表现，它们同时也是组成人体生理的三大要素。每个人都会依照自己的天赋，做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不从目标性的角度，单纯从幸福来源的角度看待它们，可做如下分类：

第一类乐趣来源于生命力，包括吃喝、消化、休息和睡觉。在世界的某些地方，这类快乐的活动可以说是一种全民性的娱乐。第二类乐趣来自肌肉力量，比如，行走、跑步、摔跤、跳舞、击剑、骑马和其他类似的运动，这些乐趣有时以体育运动的形式来展现，有时是军旅生活，甚至实战。最后一类乐趣来自感知，比如，观察、思考、感受，或者对诗歌、文化、音乐、学习、阅读、冥想、发明创造、哲学等感兴趣。至于这些乐趣的价值、相对价值和长久性，可讨论的内容还有许多，在此，我留给读者去思考。但大家都能看到，当乐趣的力量来源越是高尚，人能从中获得的快乐就越多；因为快乐一定伴随着某种力量的使用，而所谓幸福其实就是快乐的叠加。不可否认的是，从这方面来讲，源于感知的乐趣相比其他两类，要更高级一些，因为野兽也拥有其他两种力量，甚至更为强大。人之所以区别于野兽，正是因为拥有更高的感知力。我们的精神力量其实就是各种各样的感知，有了感知力我们才能够享受思想带来的乐趣，也就是智力的乐趣；人的感知力越强，这种快乐就越强烈。

一般来说，普通人会对某些事充满兴趣，是因为他们的意愿被激活了，也就是说，这件事有关他的个人兴趣。但意愿不停地被激活也不是一件纯粹的好事，换句话说，这也会带来痛苦。比如，打牌这项全球通用的友好社交手段，就是这样一种刺激，它只是一种小嗜好，仅能产生轻微、片刻的刺痛，不会带来真实、长久的苦难。但纸牌游戏实际上只是隔靴搔痒，并不能真正满足我们的意愿。而一个人的智力越是发达，就越能摒除意愿的影响，从纯知识的角度对事物产生浓烈兴趣。这样的兴趣对他来说是必需的，可以给他一个远离痛苦、神圣安详的空间。

让我们来对比一下这两种人。芸芸众生的生活，漫长无趣，为了个人微不足道的利益而奋斗努力，同时还要对抗各种不幸；而当他们的目标达成，只能与自己面面相觑时，生活又只剩下难以忍受的无聊，唯有一把激情的野火才能将他们重新唤醒。而一个智力高超的人，有着丰富的思想，他的生命充满了活力和意义，只要一有机会，就会被各种有价值、有趣味的事物吸引，他自己的内心就是最高尚的快乐之源。他想要获得的外界刺激，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是古往今来的人文成果，而其中的奥妙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真正领略，只有他们具备这样的理解和感受力。也只有对他们，那些伟大的先贤才真正于世间存在过，具有强大的魅力，其他人无论是对先贤本身还是对其门徒的事迹和学说，都不过是听听而已，一知半解。当然，聪明人的这种特点也意味着他们比普通人有更多的需求，包括阅读、观察、学习、冥想、实践，简而言之，就是需要不被打扰的闲暇时光。伏尔泰所言极是：“无所求，故无所乐。”一些人之所以无法感知另一些人的快乐，比如自然、艺术和文学之美，原因就在于此。将这些无意愿也无感知的人置于这样的“快乐”之中，好比期待着暮年之人坠入爱河。一个拥有这种天赋的人会同时拥有两种生活——个人生活和精神生活，而且，后者将逐渐被视为真正的生活，前者只是物质手段。但其他人却会将这种浅薄、空虚、困苦的生活当作终点。对智者来说，对精神生活的追求高于一切：通过洞察力和知识的持续增长，他的精神生活会像一个慢慢成形的艺术品，具有连贯性、持久性和统一性，而且日渐完美。相比之下，那些追求个人享乐的生活或许在广度上也有空间，但其深度实在难以挖掘，食之无味：正如我先前所说，普通人就是将这样的基本生存当作了人生的最终目的。

日常的生活，如果不被激情驱动，将是乏味而平淡的；然而，一旦它被激情调动起来，却又是充满痛苦的。那些独处也能很快乐的人，得益于智慧的天赋，这不仅足以驱动他们的意愿，还能让他们过上不受苦痛侵扰、妙趣横生的精神生活。但如果仅仅拥有闲暇，也就是智力没有被意愿所占用的那些时间，尚不足够：必须有真正富余的力量，完全从意愿的驱使中解放出来，完全投入智力。正如塞涅卡所说：“闲着而不去研究学问，与死亡无异。”智力的富余程度不同，第二人生，或者说精神生活，也会有各种发展。可能只是喜欢采集和收藏昆虫、飞鸟标本，或者是收藏石头、钱币，也可能是更高的成就，比如，研究诗歌和哲学。精神生活不仅可以抵御无聊本身，也能消弭无聊带来的消极影响。它让我们远离狐朋狗友，远离各种危险、不幸、损失和奢靡，而那些完全依赖外部世界来获取幸福的人，则无法避免这些。比如，我的哲学，虽然没有直接给我挣过一分钱，却让我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开支。

普通人将自己的人生幸福寄托于外物，比如财富、地位、妻儿、朋友，所以当他失去这些，或者这些东西不能尽如其意的时候，幸福的根基就倒塌了。换句话说，他生活的重心并不是自己，总是随着时易世变而变化。如果他很有钱，那今天他的重心可能在城里的豪宅，明天又想买几匹马，或者想开个派对，转而又想去旅行——简而言之，就是过着奢侈的生活，这就是因为他只能从外界获取幸福。就像一个人失去了健康和力量，就想要通过药品来重新获得，却未曾想激活自己的生命力，这才是他所求之物的真正来源。在讨论另一种完全相反的类型之前，让我们来看看比较中庸的一种人，这种人虽然没有非常杰出的智力，但比愚蠢的人还是要聪明一些。他可能会对艺术产生一些业余兴趣，或者会对某些科学分支投入精力——比如，植物学，或物理学、天文学、历史学，并在研究中获得极大的乐趣。当外界的幸福之源枯竭或不能满足他时，他就会通过这些来愉悦自己。这样的人可以说已经把部分重心放在自己的身上。但仅仅对艺术有业余爱好，还是和实实在在的艺术创作很不一样的；而对科学的业余追求也仅仅停留在表面，不能接触问题的核心。他不能在这种追求中完全找到自我，这些爱好也不足以填满他的生活，完全屏蔽其他事物。唯有最高的智慧力量，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天才”，才有这种强度，能一生都致力于同一个主题，努力去表达对世界的独特认知，将生命本身作为永恒的主题，不管在形式上表现为诗歌还是哲学。因此，能不受干扰地潜心于他自身的思索和作品，对这些人是一种迫切的需求；他们拥抱独处，闲暇更是上佳的恩赐，除此之外，都是不必要的甚至是负担。

可以说，只有他们是真正把重心放在自己身上的人。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屈指可数的这些人，不管性格多好，对朋友、亲人，以致广义的社会，都不会过于热情或好奇，而普通人却经常如此。因为如果他们本来就只有自己，那就不会因失去外物而沮丧。所以，他们性格独立，并且，实际上他人从不能真正让他们感到满意，因为这两种人总体说来截然不同。这种差异让他们渐渐习惯了成为人群中的异类，当指代人类整体的时候，他们更倾向于说“他们”，而不是“我们”。结论就是那些天生拥有才智的人是最幸福的。同时，主观事物对我们的影响大于客观事物，无论是哪种客观事物，都只能产生间接的影响，并且，只能以前者作为媒介，正如卢西安 所说：“灵魂的财富是唯一真正的财富，其他任何的财富都弊大于利。”一个内在富足的人对外界别无所求，除了一份不被打扰的闲暇时光，以发展他自己的才能和智慧，也就是“享受”他自己的财富。简而言之，他只希望能够做自己，每一天、每一小时，终其一生。如果他注定要在人类历史上留下自己的精神印记，那么他的幸福与不幸只有一个衡量标准——能否完全发展自己的才能，并完成作品，其他一切都没有什么意义。相对的，古往今来所有的智者都对闲暇时光推崇至极，其价值比肩他们自身。“幸福就在于闲暇”，亚里士多德如是说。第欧根尼·拉尔修 则写道：“苏格拉底称赞闲暇是最宝贵的财富。”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进而总结道：“奉献于哲学的一生是最幸福的”；他也在《政治学》中说：“只要人能够自由地使用力量，不管是哪种力量，都是幸福。”这与歌德在《威廉·迈斯特》中的阐述一致：“拥有天赋才能之人必定要使用它，并从中获得至高幸福。”

但拥有一段不被打扰的闲暇时光，对于普通人来说却是遥不可及的；这本不符合人性，因为普通人的命运就是用一辈子来为自己和家人获取更多生活所需，他们尚在物质需求中挣扎，更不要谈去追求自由的精神幸福。

这些人通常很快就会对闲暇感到厌倦，如果不能找到一个假的或者强迫性的目的来驱动他们，比如，玩乐、消遣和各种爱好，闲暇就会成为他们的负担。因此，闲暇充满了潜在的危险，“保持安静是件难事”，如果你无所事事，就很难保持安静。但从另一方面来说，由于智者的举动超乎寻常，他们在常人看来就是不自然、不正常的。但他们往往是幸福的，并渴望拥有对常人来说沉重且无益的闲暇时光；没有闲暇，他们就是被缰绳束缚的灵感之神珀加索斯 ，开心不起来。倘若外部和内部这两种不寻常的境况恰巧发生在同一人身上，同时拥有闲暇和智慧，那真是太幸运了；命运如此青睐他，他将可以享受更高层次的生活，免受两大人类痛苦之源——苦难和无聊的侵扰，不用为生活苦苦挣扎，也不必忍受漫长的无聊（这也就是自由存在本身）。只有当两者中和的时候，人才能摆脱这两个魔鬼。

不过还有一些相反的观点。伟大的智慧从本质上意味着超乎寻常的感知力，因此，这些人也对各种形式的痛苦更为敏感。而且，拥有这样天赋的人往往更容易紧张。伴随着超高的智力，他们总是有很多奇思妙想，从而情感更为强烈，有着普通人所不能及的激情，而在这世间，痛苦之源总是多于幸福之源。高超的智慧总是会让拥有它们的人逐渐疏离其他人和事，因为一个人的内心越是丰富，对外界的索求就越少；能让常人感到快乐的诸多琐事，对他们来说只是肤浅而无味的。但此处再一次应验了无处不在的“补偿法则”。正如老生常谈：愚者常乐，虽不足为羡。关于这一点，我想让读者自己判断。索福克勒斯 就给出过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方面，他说，幸福首先在于智慧；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又宣称愚者才是最幸福的。《旧约》里的先哲们对此也颇有争议，他们说，愚人的生活比死亡更可怕；但在别处又说，人有多聪明就有多忧伤，越是多识，越是悲伤。

但要我说，一个没有精神需求的人，由于其才智平平，严格来说就是“庸人”——这起源于德语的俗话，在大学中作为骂人话，后来逐渐上升到高级的语境中，指代此人没有艺术天分，并非“缪斯之子”。正所谓：落地为庸人，一生不免俗。我倾向于站得更高一些，说“庸人”就是忙于虚假现实的人。但这种定义有点太抽象，不易理解，不适合现在这部通俗的作品。还有一个更容易阐述的定义，也能基本涵盖这个词所指的那些品质：没有精神需求的人。由此，关于自己，他没有精神乐趣，正如先前说过的，无所求，故无所乐。“庸人”的一生，既不为了自己追求知识和见识，也不去体验触手可及的真正的审美乐趣。即使因为这种乐趣很时髦，“庸人”强迫自己附庸风雅，也不可能真正对它产生兴趣。他唯一的幸福之源是感官的享乐，并把它当作其他不足的补偿。对他来说牡蛎和香槟就是生活最好的享受了，因为生理的享乐就是他的人生目标。如果是这些事情给他添了麻烦，他反而很高兴呢！但要是真的过上了穷奢极欲的生活，他又不可避免地会感到无聊，为了抵抗无聊，只好寻求各种空虚的补救办法：舞会、戏剧、纸牌、赌博、赛马、女人、美酒、旅游等，但这些都不能让他免于无聊，因为如果没有真正的精神需求，就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快乐。“庸人”的本质特征是愚蠢、无趣，就像野兽一样。没什么能让他们真正高兴起来，或者兴奋起来，也没什么能让他们感兴趣，感官之乐转瞬即逝，由“庸人”组成的世界将很快变得不堪忍受，甚至连打牌也令人厌倦。不过的确，他们还有由虚荣带来的快乐，他们要么享受着在物质财富或社会地位上高人一等的优越感，要么以能使唤和用权力影响他人为荣；抑或跟在这些非富即贵的人后面，因此扬扬自得——也就是所谓的“势利小人”。

基于“庸人”的特质，因为他没有精神需求，只有生理需求，也就只和能满足后者的人为伍，不会与前者交朋友。要说他最不想从朋友那里得到什么，可能就是思考的能力了，如果不巧遇上，也只会让他反感甚至仇恨；因为这除了使他感到自卑，在他内心深处，还会生出一些愚蠢的嫉妒，甚至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有的时候这种心绪还会发展成一种隐秘的怨恨。尽管如此，他也绝不会生出要提升自我思考或价值的想法；他会继续沉溺于社会地位、财富、权力和影响力，这些对他来说才是世界上真正的好东西，而且他们期望能在这些方面高人一等。所有这些都是因为他天生没有精神需求。“庸人”之苦在于他们对理念性的事物没有兴趣，要逃避无聊，他们只能不断地向物质现实索求。然而，现实要么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要么危险重重。当他们最终失去兴趣，他们就会变得疲惫不堪。但思想的世界是取之不尽、平静祥和的，正如雪莱所说，“是出离人类悲伤的远方”。 HAhjM426mUBAHq3y9zIQwXaYcVp5IRG6UmC5cuOkDE8k9Z4jV4c+OaMhHCN821S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