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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叫南。
这是我第二次在火车上见到他时他告诉我的。少年有一双鬼火般蓝色的眼睛，脖子上挂了一把锈迹斑斑的铜锁。他总是穿一件大大的黑色长衫，肤色苍白，略微有些病容。他似乎在寻找什么东西，从他的表情可以看出来。那种略带焦急又失落不安的神情一次又一次地吸引了我。他喜欢蹲在两节火车厢之间，尽管那里常年站着一些抽烟的中年大叔，但丝毫不会破坏他那虚弱的美。
他对我绽开一个令人惊艳的笑容：“我叫南。”
第一次和南相遇是在梅雨不断的五月。我背上照相机，打算去彩云之南拍摄一组照片。我并不是一个职业摄影师，但我靠这个生存。碰上好的风景，或者建筑，或者人物，我把它们拍下来，向媒体投稿八九篇，所得的稿费差不多够我一个月的开销。然而好的风景并不多见，多数稿费又被我花在寻找的路途中。
火车一路颠簸。在火车上我总是失眠，只能在车厢间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以此消遣。南就是在这时出现的。车厢另一端传来骂骂咧咧的争吵声，离我越来越近。有些乘客醒了，趴在铺上好奇地盯着昏暗的长廊。乘务员带着一个男孩从走廊那端出现，身后跟着一对中年夫妇。男孩身体瘦小，十三四岁，睁着惶恐的双眼。就是那双幽魂般的蓝眼睛使我瞬间注意到他，那男孩正是南。中年夫妇口中不断冒出“不学好”“小偷”等词语。我有些明白情况了，似乎南拿了那对夫妇的钱。
他们带着南经过我的身旁，南看见了我，用眼神向我发出求救的信号。这是南第一次看我，我却一辈子都忘不了他的眼睛。它们是多么澄澈，不含一丝杂质。他是无辜的，他被冤枉了，但他不懂该如何开口用他拙劣的言辞辩驳，就像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婴儿，摔倒在地上，却没有人伸手扶他一把。
他们很快就走过去了，看热闹的乘客也都缩回了头继续各自被打断的梦。一个少年的偷窃事件不过是这无奇不有的大千世界中再正常不过的一件小事，不会影响别人的人生轨迹和心情。我默默看着南被推搡着远去的背影，感觉到他在战栗。我的良心不允许我再这样袖手旁观了。我快步跟上了他们。
南在被询问的过程中始终一言不发，嘴唇微微颤抖。我不忍心他们继续折磨这个脆弱的少年，从钱包里拿出相应数额的钱给了那对夫妇，然后带着南走出警务室。我把南带到我的床位，招呼他坐下，又给他拿了瓶矿泉水和一些吃的东西。他似乎饿了，并没有和我客气。我揉了揉他凌乱的短发，知道他不愿说话，只是温和地对他笑了笑：“我相信你，今晚你就睡我的床吧。”
那晚我竟破例睡着了。一觉睡到天亮，伏在桌上的胳膊有些酸痛，我回头看向床，南已经不见了。
这就是我和南的第一次相遇。到云南的时候我问过列车员那个男孩是谁。
他惊讶地看着我：“不是你的亲戚吗？”
我没有再说什么，就这样下了火车。
从这件事开始我便感到南似乎是有魔法的，我拍风景时老是想到他单薄的嘴唇和他的蓝眼睛，镜头底下的东西都变得失去光彩。我住进一家青年客栈，在附近的杜松子酒吧和一个应召女郎在一起。凌晨四点钟的时候我从床上爬起来看电视，云南卫视正在重播一段纪录片，关于一个少女和一个老人的孤独生活，然后是领导前去探望。我觉得很无聊，失落地关了电视，起身去拿照相机，开了床头灯。那个女人睡得很香，卸妆以后面容平整清秀。我对着她的脸胡乱拍了几张，或许“咔嚓咔嚓”的快门声吵醒了她，下一个镜头里那张脸突然睁开了眼，惊奇地盯着我，眼神中流露出些许不安。她并没制止我，也没有尖叫着骂我变态，只是无辜地盯着我，像一只胆怯的麋鹿。我又想到了南，不知他现在流浪在何方。
第二天我离开了云南，回家以后把那个女人眼神的照片投给了一家名叫《晚秋》的杂志，取名叫《蓝眼睛》。杂志发行时编辑给了我样刊，《蓝眼睛》被放在几张“二战”时美国大兵的怀旧图片中。我看的第一眼就觉得这个创意挺好：战争、硝烟、纯洁的眼神，尽管年代不同，但这张图片绝对可以以假乱真。在那个眼神里你能找到无论何时都存在的动荡之感，我也因此拿到了一笔丰厚的酬劳。只是有点可惜，它并不是真正的蓝眼睛。
我本以为和南之间只是短暂的交集，我只能把它当作一个意味深长的神话收藏进回忆里，那个少年似一阵风、一枝残弱的花朵、一片洁白的浮云，颓废而又顽强地活在某个城市的某个角落。我从没想过我们还会再次相遇。
那时候已经到八月了，我打算去丽江住上一段日子，再去西藏。我在北京上的火车，还是前往云南的方向。本来可以坐飞机直接到香格里拉，不必这样大费周章，但我的内心渴望着还能见到南，看看他的生活。没有人告诉过我，但我觉得他应该在这一趟趟南来北往的列车上。
行了约摸半个钟头以后我开始起身走动，一节一节车厢地仔细察看，但都没有，于是我放弃了，走到尾节车厢的吸烟处抽烟。那时我戴着耳机，耳机里面循环播放着Jackson的We are the World。火车飞快行驶，风景太匆匆，我看不清，就靠在那儿眯了会儿。后来歌结束了，估计是没电了，我迷迷糊糊地醒来，余光瞥到一抹黑色的身影，我一下子清醒了。是南。他蹲在另一侧门处，手里捧着一枝葵花，下午三点钟的阳光淡淡地落在他的脸庞上，一切都美得不像话。直觉告诉我快拿相机。然后我像捡了钱的大傻子般兴奋地大笑。这是我见过的最美的风景，我拍了整整一卷胶片。拍到最后几张，南突然看向我，他的发色和葵花瓣几乎融为一体，蓝眼睛像两团迷离的鬼火，他露出一个惊艳的笑容：“我叫南。”我迅速地把那一瞬间抓拍了下来。
我走过去，挨着他坐下。他还是穿着大大的黑色T恤。我无比真诚地看着他：“你还记得我吗？”
他点头：“嗯，好人哥哥。”
南说出这些话的时候没有丝毫做作和迟疑，这本就是他赤裸裸的真心。我问：“你怎么总是在火车上？你一个人吗？”
“嗯，我在等人。”
“等谁？”
南又沉默了。他就像一团谜，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又消失，不为人知地一个人过活。突然，南做出一个令人吃惊的举动。他扯下那些葵花花瓣，放在嘴巴里迅速咀嚼。我看呆了，都忘了制止他。
“我想妈妈时就吃这些花。”
南总是让我有一种亲切感，仿佛是我失散多年的弟弟。他透着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那种气质是与生俱来的。我看着他沉睡的稚气的脸，在心底叹气。
南的故事得追溯到他八岁那年，他被母亲遗弃在陌生的火车上。南告诉我那是他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感到恐惧，不知道这个会动的机器要把他送到哪里去。他说那时候他曾真切地感觉到自己快死了，没有眼泪，也没有悲伤。抱着妈妈留下的唯一的东西——一枝葵花，站在空荡荡的车厢里。
我问他：“那后来呢？”
南的脸上露出自豪的表情：“后来好多了。”后来他会混票，会在乘警不经意时蹿上火车。“没有人注意到我，因为我很会躲。”他像一条在清澈泉水里游荡的小鱼，得心应手地穿梭在这个污秽的世界里，用他最单纯的认知嘲弄着社会。
“然后，我就这样长大了。”南不会哭，只会笑。
我难以想象这种独特的生存方式，他艰难的童年在他看来是一个既然无法改变就坦然接受的事实。在这个夜晚，火车寂寞地行走在大地上，我第一次深刻地感受到孤独。我再次失眠了。
南凌晨五点钟的时候就醒来了，他说其实他一直没有睡着。
“妈妈走的时候说过她会很快回来的。”
“所以，你要一直等吗，南？”
火车到楚雄了，我让南同我下车，他却无论如何也不肯。我理解他的苦衷，拿了一些钱给他，至少让他不再落魄地生活。然后我们约好他在火车上等我，我会再来看他。南的出现使得我的计划有所改变，我在丽江待了一个星期，没有再去西藏。我把南的照片投给了《晚秋》，由于题材新颖，杂志居然将它们做成了一册特辑，名字是《火车里的少年》。那张南微笑着看向镜头的照片毫无疑问成了封面照片。我凭借南的照片开始在摄影界小有名气。后来在接受北京一家晚报的记者访问时，他问我如何看待摄影，我独独记起了南，我告诉他“技术是小事，机遇才是大事”。
我就这样贩卖了南的单纯与无邪，甚至没有经过他的允许。
一个月以后我准时登上与南约好的火车。我发现南时，他正病恹恹地卧在地上。我过去摇醒他，并没想到他是真的病了。南对我露出虚弱的微笑。我感觉他像是要消失了一般，只得擅自把他带下了火车，在医院陪他输液，然后把他带回家。南清醒过来以后我又替他洗漱换衣。他变得更加圣洁了，尤其是他的蓝眼睛，日益澄澈。
他指着我挂在客厅里的那张巨幅照片，傻呵呵地笑：“好人哥哥，你把我照得真好看。”
我心里一阵愧疚，南绝不曾想到过这张照片带给我的收益。
那段日子我不再摄影，成天和南待在一起。我们一起晒太阳，一起去动物园，一起种花，像一对父子般亲密无间地生活，但我不知道其实南并不快乐。
直到有一天南告诉我他要走了，他要回他的火车里去。然后第二天他就消失了。我去找过他，但他已经不在原来那班列车。我惊扰了南原本艰难却单纯的生活，现在我又把他弄丢了。曾经有一个晚上我看着逐渐长成城市少年模样的南，莫名地揪心，不知道我的行为对南来说究竟是对还是错。总之南消失了，我再外出摄影时偶尔看见背影瘦小的少年或者碎屑花瓣，就会失神好一阵。
我曾问过南，他那双美丽的眼睛是如何来的。
他告诉我其实那是一种病，在他从前居住的山村里，他一旦睁眼就会被嘲笑。
我那时多想告诉他并不是这样的，他的眼睛是我一生见过的最美丽的事物。然而我说不出口，他仿佛来自遥远的冰蓝世界，我怎能轻易改变他原有的观念？
南走的第四天，我打电话到杂志社要求停止出版南的画集。大家都说我疯了，试图阻止我。只有我清醒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不愿有更多的人认出南、去打扰他。
就让南回到他的世界吧。
如果有一天，你在火车上遇到一个有鬼火般蓝眼睛的少年，请你不要去询问他的姓名，也不要好奇他来自何方。我现在统统告诉你了，他叫南，来自虚无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