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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明
男，1986年生，黑龙江人，现居江西。
有小说、散文作品见于《青年文学》《山花》《长江文艺》《百花洲》《黄河文学》《山东文学》《散文选刊》等刊。
江西省作家协会会员。
砰！一声巨响划破了我们六场的夜空。
人们从梦中惊醒，找棉袄的找棉袄，穿棉鞋的穿棉鞋，然后几乎同时推开了门。他们望着东山燃得通红的天，双手在鼻孔呼出的那团白气中搓着。“怎么了，怎么了？”没人能给出准确答案。
母亲说，那一刻，唯独云婶的家黑着灯。
“怎么回事？”云婶从梦中惊醒，推了推身边的男人。她起身，刚要拉灯绳，动作瞬间被男人制止：“傻了吧你？”云婶恍悟。
“该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被窝里的男人瑟瑟发抖，他下意识地掀开被子奔窗户去了。
“大冬天的往哪儿跑？慌什么慌，瞧你那点出息！”云婶用手拍了拍男人的头，“我先去看看。”随即，她披上了棉袄，像冬夜里的一只田鼠，蹑手蹑脚地下了炕，穿过厨房，然后用力把冻得结实的门推开了一条小缝。与此同时，她看见了六场东面火红火红的天。
“着火了吧？”胡大爷扭头看父亲。栅子另一侧，胡大爷的脸在满院白雪的映衬下，清晰明朗。
“不像，八成是林场油库爆炸了。”父亲说。
“不能啊！看那位置可明显比厂部远得多。”
父亲也犹豫了。
人们开始动用他们所有的脑细胞想象那声音和那团火的出处，可以肯定的是，一定是什么东西爆炸了。那些年，对蜗居在山沟沟里的六场来说，爆炸，无疑是一起骇人听闻的事件，让六场一下子活了起来，像一条缓慢流淌的河流，总算激起了一个浪花，还是巨浪。
“走！去看看！”
“嗯！”说着，胡大爷和父亲纷纷回屋换衣裤，然后朝那片火光走去。
雪在他们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
这些都是母亲的描述，但我仿佛记得自己亲眼看见了他们忙乱的那一幕。
“我是灵魂出窍了吗？”
“出你个头！”母亲冲着我头就是一巴掌，“你记得个屁！大半夜的不回家，你哪里就看到了？”
噢，我想起来了，我那时正和生哥还有翔子准备从北大地往回走。
“砰”的一声巨响吓得我们直哆嗦，紧接着传来的警笛声把夜撕了个大口子，属于我们的夜的喜悦瞬间被释放。看着东天那团猛烈的火，听着刺耳的警笛声，再看看我们在冰面上烧的那堆篝火，我们猜测着毫无关联的这三者之间可能产生的联系。我和翔子怕极了。生哥故作镇定指挥着：“赶紧的，愣着干吗？放水呀！你俩想被抓走啊？”
我们在生哥的恐吓下纷纷脱下裤子，冲着火堆一顿扫射。见效果不明显，生哥和翔子又赶紧把周围的雪往火堆里踢，沾了尿的雪泥伴着烟灰冲了过来，溅了我满脸满身。他们笑得前仰后合，我看着他们，也笑得前仰后合。
林场的冬天黑得早。住在一栋房的人们通常是聚在一起打几圈牌，约莫8点钟的时候就各回各家了，而我们则几乎都要疯玩到10点以后。我们那片区的孩子们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军团，在北大地上燃篝火、堆雪人、打游击、讲鬼故事。那些年，北大地就是我们的乐园，沉睡在六场中的一个游乐场。
我那时并没意识到，这种欢乐，会随着那场爆炸渐行渐远。
我们是在云婶家门口碰见父亲和胡大爷的。我背着一捆干黄豆秧，攥着一根苞米秆的右手立在胸前打着节奏，生哥在我身后叼着小烟，翔子则拿“枪”指着我，时不时地踢下我屁股。那晚，我是一场游击战的战俘，被押着往回走。胡大爷冲生哥嚷：“这熊孩子，说过你多少次了，别欺负小军，没点当哥哥的样子。”
“没事儿，孩子们一起玩嘛！”父亲说。
父亲看着吸溜着鼻涕的我，摇摇头，心中生出无限悲凉。“我是指望不上这傻孩子了，说他傻吧，脑子也不比人家差；可总时不时跟个缺心眼似的，就是一副放个屁都蹦不出个响的窝囊样儿。还得亏生子他们带着他玩，都是不当真的游戏，要是换了别人，我还真担心他被人家欺负。”父亲和胡大爷聊着天，背影渐渐消失远去。
是蒸汽机车爆炸了。这是父亲带回来的消息。带回来的另一则消息竟是：胡大爷被砸伤了。
我们赶到的时候已经有很多看热闹的人往回走了。车轨完全报废了，火车更不用说，炸得铁皮到处飞溅，地上一个大坑，两个司机当场就死了。听说是螺栓脱落还是什么加水的问题。父亲在被窝里跟母亲絮叨着：“那冲天的火光啊！你是没见着。”父亲说，那些人都在附近捡残铁皮片，我就和胡二哥也跟着捡呗。总能有点用处，卖个废铁啥的。说来二哥也是点儿背，他就看到挂在一棵水曲柳枝头的最大的一片铁皮了，他就去够，可还没等够到呢，那铁皮反倒自个儿下来了，不偏不歪刚好砸二哥脑门上了，划了个口子。我陪他去卫生所缝了几针，包扎好才回来的。
父亲说着说着，就不出声了。我背靠着他和母亲，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他们似乎也感受到了因蒸汽机车爆炸带来的异常，或者体会到了生命的脆弱，竟长久无言。
偶尔，父亲呢喃一句：“你说火车怎么会爆炸呢？”
月光如水，静静打在我们身上。
我倒觉得这实在无须大惊小怪，蒸汽机车爆炸，多么正常的事。云婶曾对我说，蒸汽机车有六个鲜红的大轱辘，而且每次开动时都会喷出很多白色气体。那得多吓人！所以，我断定它早晚都会爆炸，不爆炸才怪！我没见过火车，火车道打六场南面过，自南向东北方向绕过，东山那个爆炸处算是离六场最近的地方了。但我猜云婶不会骗我，云婶是坐火车来到六场的，她见过火车。
虽然心中有数似的，但当爆炸真的发生后，不安还是迅猛地笼罩了我。好奇心和爆炸一齐在梦里开了花。那晚，我梦见自己和生哥还有翔子穿着生哥用木板和铁丝做成的冰鞋，我们滑着滑着，滑了很远。六场被我们抛在了脑后。终于，我们滑到了蒸汽机车爆炸的东山脚下，我们第一次看到了蒸汽机车拉来的罕见玩意儿——块状或颗粒状的黑色固体，它们多数油光锃亮的。生哥拿起一块，激动地说“是煤是煤”，我便在生哥的叙述中头一遭知道煤这种东西。生哥说是用来烧火的，我问他那会不会烧出跟它一样黑色的火，生哥摇头说不知道；我们还看到蒸汽机车拉着绿色车厢，里面坐着形形色色的人，他们衣着光鲜，吃着我梦寐以求的康师傅碗面……蒸汽机车拉来的是我们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外面的世界，它们让我们欣喜若狂，它们的呼啸而过又让我们忧伤。然而，砰的一声巨响，车头爆炸了，火车就停下了。外面的世界瞬间在六场停住了，和六场一起停住了，从此有了六场的血液。
更让我惊奇的是，我还梦见了母亲向我描述的那些场景，那些突如其来、让他们准备着出发去看爆炸的场景；梦见了母亲说的为什么只有云婶的家黑着灯。她们妇女总是关注着和男人们迥异的话题。母亲在爆炸的第一时间，发现了云婶家黑着灯。她说：“她会不知道爆炸？她会睡得那么死？不可能！指定是屋里有人，不方便开灯开门。”
父亲说：“你别没事找事这么三八。”
母亲气急败坏：“怎么的？那贱货风韵犹存你心痒痒了？心疼了是不是？你们男人没一个好货！”
我在梦里竟然笑出了声音。我梦见我就是那个胡子拉碴的男人，在夜深人静的午夜敲开了云婶的门。
夜，如期而过。
人们是从第二天开始大规模地谈论那起爆炸事故的。人们像围成一堆的无头苍蝇，变换着句式：“我听说……”“你知道吗……”他们明明都远远地看见了那爆炸的火光，可他们仍然像谈论一场除了叙述者外其他人都毫不知情的一个秘密、一场阴谋似的窃窃私语。好比听者听到了世上最惊世骇俗的新闻，得到这样的消息对于听者来说该备感荣幸、该对叙述者感谢万千似的。
“你知道吗？我昨晚正在和面，就看见窗户上一片通红，那一声地都颤了几下。”
“你知道吗？我还以为地震了，我摸黑打开灯，啥都不知道了。”
“我听说那是一列油罐车呢，你说这幸亏抢救及时，要不然这要是整列车都爆炸了，那还不得把咱六场掀个底儿朝天？”
“可不是。听说离得近的人家，窗玻璃都被震碎了。”
“我听说炸出了一个大坑，都能做池塘养鱼了。”
“你知道吗？那火一下蹿出几十米高，都赶上楼房那么高了。”
“我听说，副驾驶是个刚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可惜了。”
……
人们开始在林场的各种公共场合谈论，爆炸一下从东山脚下遍布到了场门口、街道、山冈、田地以及各家各户的炕头、炕梢。版本更是五花八门，每一种都说得有模有样、亲眼所见一般，每一种版本和另一种版本之间却又相差十万八千里。
“咦，云婶，你昨晚在干啥？怎么没见你家有动静？”母亲终于忍不住道出了她的犹疑。
“我……”云婶思虑了几秒钟，“我也听到了，我都吓坏了，没敢出门。”
母亲和胡大娘轻蔑地望着云婶：“你那么胆小啊？”
“哈哈哈！”接着母亲和胡大娘笑作一团。云婶低头不语，面露尴尬。
当然，人们谈论最多的还是：好好的机车怎么会爆炸呢？
“憋的呗！”母亲说，“这东西跟人一样，憋不住了，就爆炸了呗。简单！”说着，她瞄了一眼身边的云婶，从手中甩出一对红桃4。
众人哄笑成一团，云婶迎合着。
母亲、父亲、胡大娘和云婶四个人又在胡大娘家的炕上围起了牌局。这次胡大爷没有加入他们，而是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炕梢，手时不时摩挲着额头的绷带。
父亲用脚触了一下母亲。
“七嫂说得在理儿，这车跟人一样，憋不住了，也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憋不住了，就来个下马威——炸弹！”说着，云婶把手里的牌一股脑死命摔在了炕上，她又赢了。
“你今晚运气倒不错。”母亲心有不甘地说。
“还行。拿钱拿钱，麻溜地。”云婶摊开两手，手心朝上，翘兰花指般往里扣着手指，做出收钱的动作，从耳根泻下来的波浪大卷发微微晃荡着。母亲和胡大娘的口袋眼瞅快见了底。
这一晚，胡大娘没有和母亲站在同一条战线。整晚，她的牌打得心不在焉。手里攥着扑克，心却早变成了绷带，把胡大爷的头缠得紧紧的。
“你说这点儿背真是喝凉水都塞牙，人家开车的给炸死了倒情有可原，你看这去捡便宜的便宜没捡成反倒挂了彩。这说出去都叫人笑话。”胡大娘心不在焉，对身旁的胡大爷努了努下巴。
“人生就是这么不可测，有些事就是没办法。你就拿我来说，谁能想到我家那口子突然有一天就双目失明、卧床不起了？命中注定，你说我是欠谁的了？”玩牌的云婶把她的遭遇说得轻飘飘的，像是说一件和自己不相干的事，没有任何感情色彩。
这话让胡大娘极为不满。“呸呸呸！”她夸张地吐着云婶。
云婶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叙述足以让身边的人大为不满。母亲理解成她这是在诉苦，诉苦体现出了一种让母亲痛恨的软弱。假使是母亲，她会做得更好，她会把全部的担子都担起来，比她云婶做得还要好几倍。因此，母亲充满了不屑。
胡大娘的不屑则更多了讽刺的意味，她说：“生活中还是离不开男人啊！”她声音很大，却没半点理解之情，反倒同样是不服气，盛气凌人。仿佛是在说：若是我，准能洁身自好，没有男人又能怎样？我挺得住。
云婶没挺住。
众人口中的那个神秘男人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没人知道是谁。人们只是有几次在华灯初上时看见有男人的背影闪进云婶家，却并不知道男人是何时离开的，更不确定他们看到的是不是同一个男人。
云婶不是土生土长的六场人，也不是闯关东到此地的外乡人。六场这地方的人，归结起来由三部分组成：土生土长的本地人，父母和胡大爷那辈闯关东过来的外乡人，以及更年轻些、从“山下”上来的人。云婶正是这从“山下”上来的。这一部分人通常是到六场最晚的，也是不系统、零零散散陆续出现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上小学那会儿，云婶和她男人——一个叫张小云的小个子男人从“山下”上来了。在六场，通常把六场以西称为“山下”，出了六场往西也就立马出了小兴安岭了。六场是进小兴安岭往山坡上爬的第一个林场，西边所有的市、县都远比六场地势低得多。
“山下”的人就是不一样，叫张小云的男人又黑又瘦的，远比不上山里男人高大。他穿一套劳动布的蓝色衣裳，一双脏兮兮的解放鞋。云婶却人高马大，足有一米七的个子，比她男人高出整整一个头。在六场，像云婶那样三十出头的已婚妇女全都剪了短发，云婶却是一头长发盘在脑后，拧成了一个馒头大小的发髻。她也不像六场的妇女粗布麻衣，而是披红戴绿的，十分鲜艳，可即便再鲜艳仍旧掩盖不住云婶细滑白净的皮肤。她没六场的妇女们结实，体型有些虚胖。用六场女人的话讲，一看就不像个能干活、会过日子的人；六场男人则背地里咬牙切齿。她太水灵了，看她那低头的莞尔一笑，这不整个就是个豆腐西施嘛！太招人稀罕了！哈哈哈……男人们酒足饭饱后蹲在门口抽着烟议论着：怎么就跟了那么个矬子了？糟践人了。唉……
云婶和她男人是带着手艺来的，那就是做豆腐。他们带来了六场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个豆腐坊。我们平常人家都是用铁锅，云婶家却有一口有整个铺炕大小的水泥锅，四围一圈平整的水泥锅台，锅底比寻常人家的要尖，像一只巨大的陀螺扎在她家的仓房里。
云婶和丈夫每天天刚擦亮就开始忙。他们把豆子用石磨磨成豆浆，把磨好的豆浆倒进水泥锅里煮，边煮边点卤，变成豆腐脑，再变成豆腐。等我们早上起来时，云婶家的豆腐刚好出锅。云婶不仅卖大豆腐，还卖豆浆、豆腐脑、干豆腐。那些年，母亲最爱吃云婶做的豆腐脑，加点葱花、香菜，再加点酱油，一搅拌，香气就足以让整栋房都醉了。父亲则偏爱云婶家的豆浆，母亲就隔三差五地用暖壶去云婶家装豆浆。我则最喜欢看云婶和她丈夫扯干豆腐。“嚓——嚓”，一张接着一张的蒙布被揭开，像学校里复印卷子的复印机一样。只是不像复印机弄得人满脸满手都是蓝墨，反而是那么干净的白。不一会儿，白蒙布被揭了一大堆，干豆腐揭出来厚厚的一摞。云婶把蒙布一条条洗净，晾在院子里，她整个院子就随着白布不停地在风中起舞，仙境一般。孩子们就围着那一片片白蒙布捉起了迷藏。
云婶和丈夫日复一日地忙着豆腐坊的生意，却并没有你耕田来我织布、夫妻双双把家还的甜蜜。他们白天围着豆腐忙、晚上蒙着棉被忙，可转眼两三年过去了，云婶的肚子仍旧不见动静，夫妻俩的豆腐做得就越来越没劲头。渐渐地，他们不再起大早了，每天一锅的豆腐生意变成了两天一次、一周一次，或者心血来潮随便什么时候想起来就做一次，其他时候一律关门大吉。
“云婶，今天有豆腐卖吗？”
“没有，没有。”人们越来越多地得到否定的答案。久而久之，自家的生意倒被自己给做砸了。
都说孩子是生活的调味剂，那意思听上去好像不调味生活也能继续似的，可事实却是，即便能继续，那也不叫生活了。生活变得平淡如水，偶尔的波澜也不是喜悦，而是绵绵不断的家庭斗争。矛头自然是云婶的丈夫引起的，他骂云婶是只不会下蛋的鸡，然后隔三差五地抽出腰间的皮带，拿鸡练练手。
云婶的皮肤不再像几年前那么白皙了，取而代之的是青一块、紫一块的。我无数次看见云婶被丈夫扫地出门，然后她在门口看见了我。她对我喜爱有加，她说：“小军你放学啦？过来过来，让云婶看看，我这有块糖。”
她蹲下来说：“你脱下裤子，我这一把糖都给你。”
看着云婶手里的糖果，我觉得这生意真划算，于是“噌”地把裤子褪下来。
每次碰见我，她的身上总是很巧合地带着糖，这让我以为她要转行做糖果生意了。她一边给我剥糖一边摸摸我的后脑勺。一次两次熟识了，她就开始像母亲似的关心我的学习、我长高了没有。跟别人不同的是，她总对我说：“傻孩子，你别和生子、翔子他们玩，会把你带坏的。”
我就不爱听她这样挑拨离间，于是愤愤离去。她很惋惜又很喜爱地望着我。
不知是谁建议云婶和她老公去哈尔滨的大医院检查，看看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不孕。起初，叫张小云的男人不同意，后来考虑到传宗接代的光荣使命，也就勉为其难了。
检查的结果更令云婶大失所望，问题竟然出在张小云身上，他患有先天性不育症。云婶气不过，觉得一段时间的挨打受骂让她蒙受了巨大的委屈，这回总该得到好好补偿了吧？可是没想到等着她的却是变本加厉的挨打。张小云接受不了这样的现实，把这归咎于云婶，“不正是你这婊子拉老子去检查，才让老子这么难堪的？”他逼迫云婶不能将检查的结果外泄于人，他更是开始酗酒，每次酗酒后云婶就会遭受一场皮开肉绽的劫难。后来，夫妻俩走向了分居的道路，不再睡一张床，而是一人占一个屋，各睡各的。做饭归云婶，她做好饭后把饭菜匀出一半来端到张小云的屋里去。夫妻关系，名存实亡。
事情发生在一个冬天的夜晚。
那晚，云婶照例把炒好的菜放到小碗里单独端到男人的屋子，她发现男人没在屋。等到她打算去睡觉时，仍不见他回来，云婶就有些发慌了，赶紧跑出去寻他，发现他竟躺在离家几步远的雪地里一动不动，满身酒气。她搀着他去了林场诊所后，又连夜赶到林业局医院，第二天晚上的时候又到了哈尔滨。张小云被诊断为视神经出了问题，具体什么问题，医院也确诊不了，建议他们去北京的大医院。从那以后，张小云就双目失明了。
男人双目失明后，家里的担子全部压到了云婶身上。即便如此，她也并没放弃给张小云治病。仗着自己有些力气，而张小云身材瘦小，她背着他去北京的大医院，过天桥穿地道。开始的时候，一个个十字路口的地下通道就把云婶给转蒙了，从入口进去了，出来时却不是自己预先想去的方向，她就背着他再重新跑过。买票人多排成了长龙，她就把男人放在角落里嘱咐他别动，自己往售票窗口挤。别人说：“你怎么插队呀？”她就说她不是买票，是问车次，问完就走，可是到窗口她就把钱递进去了，票就跟着出来了。排队的乘客就骂她，把祖宗都骂出来了，她也不管，随他去，权当耳聋。在外面跑了几次，云婶的能力就得到了迅速的提升，大世面见得多了，碰壁碰得多了，反倒没了开始时的胆怯，变得什么都不在乎，说话也越来越利索、越来越有冲劲儿了。有一次坐火车，张小云从座位上站起来伸懒腰，因为失明，他自然不知道他起身后一个原本没座位的女乘客就坐在了他的位子上，而他虽然失明，但从眼球外表看又是看不出来的。云婶去了洗手间，等张小云再坐下时就刚好坐在了那名女乘客的怀里。这位花枝招展的女乘客瞬间就炸了，满节车厢地嚷嚷着被非礼了，整节车厢都慌了。云婶闻声赶紧赶了回来，云婶不和她吵，只是大嗓门一亮：“他瞎你也瞎呀？他一个瞎子怎么非礼你的？你给我学学。”女乘客看了看她和她丈夫，士气削减了大半，不再言语了。
生活不知不觉中改变着我们周遭的一切，改变着云婶。张小云病后不出两年，云婶就和六场的妇女没什么两样了，变得比她们皮肤还黑、比她们嗓门还大，力气更是和男人们有得一拼了。她从一开始少言寡语的豆腐西施彻底变成了一个粗人，她什么活儿都干，能跟男人进山扛大木头，也能装车；不管是植树造林、清林割带，还是进山爬树采山货，一样也不落下。她不再少言寡语，彻底张开了嘴的云婶一出口却有一种憨傻劲儿。有关她的一个故事在六场广为流传。说的是有一次她去铁道边偷枕木，被人抓了。一帮大男人对一个妇道人家又不好怎么办，当时云婶的傻劲儿也冒上来了，她冲人家嚷嚷：“哪里写着是你的了？哪里写着是你的了？在铁道边堆着，我凭什么不能拿？”
一群老爷们被逗乐了，就冲她说：“你能拿！谁说你不能拿啊！你不该只拿那么几根，你该都拿去才是！”
“你说的可是真话？”云婶问。
“你要是能拿动你就拿。”原本人家是想以此来打消她的念头，试想，一个女人怎么可能把那么一大堆枕木占为己有呢？她顶多也就是拿几根回去充当烧火柴罢了。可万万令人想不到的是，第二天一早，整整一楞场枕木全都不见了。云婶吭哧吭哧地费了整宿力气，愣是把枕木一根根地搬回了自己家。铁路工没办法，只好向上级报告，上面又专程派人来做云婶的思想工作，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那堆枕木从她家抬回去。
云婶从细皮嫩肉的豆腐西施变成了粗皮糙肉的大嗓门，却并没能挽救她的丈夫张小云。张小云的病情反倒越来越严重，春去秋来，秋去春归，他竟然瘫在床上再也下不了地了。
关于蒸汽机车爆炸的议论大约持续了一个礼拜后就自行终止了。什么话题都禁不住总去说，说着说着也就没意思了。生活还得继续，哪怕是死气沉沉的六场，人们照样也得继续生活。
说来也怪，胡大爷只不过被砸了一下，缝了三五针，却病恹恹地持续了近一个月都不见好。胡大娘终于憋不住，请来了跳大神的。
那个大雪纷飞的上午，他们百无聊赖地在炕上打扑克，我和翔子百无聊赖地看他们打牌，敲锣打鼓跳大神的就带着他们的锣和鼓进了胡大爷家。
“小军，你见过跳大神的吗？”云婶问我。
“没。你呢？”
“我小时候见过一次。”
胡大娘给跳大神的腾出了一间屋子，然后搀着胡大爷让他进去躺在了炕上，自己随即也跟了进去。大家放下手里的牌，我和云婶还有翔子则趴在门窗上窥探着里面的动静。
大神把点着的四根香插在了炕桌上的香炉里，然后盘起双腿，掖了掖袍子袖口，用眼色示意胡大娘出香火钱。胡大娘从兜里抽出一张50元的票子压到香炉底。屋子很暗，窗帘都被拉了起来，大神看上去好像还没开始跳就已经来神了，浑身轻飘飘的。这时，二神开始边摇铃边唱大神调，声音冷冷地、起起伏伏地从屋里传来。二神声音好听，只是她哼哼呀呀唱的是啥我们一句也没听懂。没一会儿工夫，大神的屁股竟如同生了疮一样，开始颠簸；随之，他开始打哈欠，打嗝，还放屁，这些过后，他的眼泪像打在窗户纸上的雪粒，噼里啪啦地滚了下来。大神浑身哆嗦着，像台开足了马力的筛豆机；他屁股像坐了个开水盆一样，起起伏伏的。云婶说：“有神灵上身了……”
大神说：“胡大爷受伤的那晚定是被脏东西吓着了，冲了他。”
我们诧异，脏东西是指什么呢？那肯定就是蒸汽机车爆炸吧！
“不是。”胡大娘说，“大神说了，是人，死了男人的寡妇或丧了女人的光棍。”
“爆炸现场炸死的那两个司机是啥样人这谁能知道啊！”大家议论纷纷。
“大神说是我们六场人，离我们很近。”胡大娘说。
屋子里顿时鸦雀无声。
“会不会……”父亲欲言又止。
“我的身体我知道，没那么娇贵，不干别人的事。”胡大爷躺在炕上说，“当家的你就别瞎折腾了，我就是吓着了，你让小军爸给我写个‘据侯马’（注：方言，一种烧纸驱鬼的土方法），你晚上拿到路口给我送送就行了。”
“你们那晚到底碰到什么没有？好模好样的就因为爆炸还能就吓着了？爆炸现场那么多人，有什么可吓着的？”母亲问父亲。
“其实也没什么，就是回来时在咱们那路口碰见个蒙着头蒙着脸的男人。半夜三更的还蒙着脸，我和胡二哥也是刚好转弯就碰了个正着，本来二哥脑袋被划了个口子人就晕乎乎的，当时吓得差点滑倒。”
“谁呀？”胡大娘问。
“不知道，我们刚想喊，那人就头也不回跑掉了。”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栋房子一共就四户人家，陌生男人不是从我家出去的，也不是从胡大爷家，那就只剩最东头的云婶家和最西头的小哑巴家了。”
“爆炸那天我和哑巴领着小珍回我娘家了。”哑巴媳妇说。
大家的目光整齐地聚焦在云婶身上。
云婶左顾右盼：“没有，没什么男人，就我自己啊。那天吓得我不敢出屋。”说着，云婶冲向胡大娘家的厨房，在泔水桶里吐了半天。
“你怎么了？”母亲问。
“没什么，可能是有点着凉，刚才又被跳大神的烟给呛到了。”
云婶套上了那件白色羽绒服，戴上了帽子和围巾。
“你怎么穿这么厚啊？云婶。”我问她。
“冷啊！这天多冷啊！小军你也得多穿点，别冻着了。”
“这天很冷吗？”胡大娘问母亲。
“冷什么啊！今年本来就是暖冬，再说这眼瞅都快开春了。”
大家在一片狐疑声中，各自散去。
我们往西，云婶往东。母亲回头瞅了一眼云婶的屁股，跟父亲耳语了几句。父亲说：“你管人家那么多干吗，能不能别总在背后说三道四的，好听啊？”
母亲就不吭声了。
一场跳大神把爆炸那晚再次清晰地拉到了眼前，人们又开始谈论起那个非凡的夜晚和那场有史以来发生在六场的第一次爆炸案了。大家都觉得那不是个好兆头。
云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化的没人说得清。她才来六场时虽和六场的女人不同类，但是她却用她美味的豆腐征服了六场百姓。后来她男人病重卧床后，她又以女当家的身份扛起了家庭的重担，日复一日伺候在丈夫身边，赢得了六场男人们的交口称赞，甚至一度让六场的妇女们都敬佩不已。有一段时间，云婶对生活绝望透顶，那两年她一下老了一大截，看上去不再比我母亲和胡大娘她们年轻。可后来随着时间的流逝，不知从何时开始，人们发现事情并非他们想象和看到的那样。在张小云卧床期间，云婶不止一次地跑哈尔滨、跑北京为丈夫寻医问药，带回来药品和一个个秘方的同时，忙碌的人们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直到真正闲下来的时候，人们才发现，原来云婶在不知不觉中早把自己的外观彻头彻尾地改变了一番。第一次外出，她把头发烫成了大波浪；第二次，又割了六场第一对双眼皮；后来，她文了个叫唇线的东西；紧接着，她把白金这种昂贵的首饰挂在了自己耳朵上；她还买了六场的第一件羽绒服……
她一次次跑哈尔滨、去北京寻医问药，寻医问药的同时自己一刻也没闲着。三番两次，两次三番后，云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只是她早年堪比豆腐般白净的皮肤再也没回到她身上。而当那些她自诩为外面的世界里最流行最时尚的衣服披挂在她黝黑而粗糙的皮肤上，当细细的鱼尾纹在宛如月牙的细眉衬托下悄然爬上她眼角的时候，当她张开那紫色发黑的嘴唇露出门牙间没清理干净的韭菜叶时，人们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人们，特别是妇女们，打算再次用语言把这个给自己带来不爽情绪的“山下人”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云婶不知不觉就沦为人们口中的贱货、骚货、婊子、不要脸了。
紧接着，云婶身边的男人如雨后春笋般多了起来。
那段时间，母亲对我说：“别叫她云婶！她哪里像个长辈样！”母亲一旦看到云婶拉我去亲，就视为不怀好意。“连孩子都不放过。”母亲嘟囔着。
时而有人抱以同情：“她也不容易，试想谁能受得了一辈子守着、伺候个双目失明的瘫子啊，你看她还那么年轻。”
但紧接着更多的吐沫便会将这样的声音淹没在角落里：“自己可怜就可以去勾引人、去破坏别人的家庭吗？可怜就可以那么不顾廉耻，穿个衣服都露肩露腚的，露给谁看呢？”
可问题是，云婶究竟勾引了谁，又究竟破坏了谁的家庭呢？我一问母亲，她就要扇我巴掌；我问胡大娘，她也说不出来。我跑出去问了很多人，没人能给我答案。
一次两次后，那种为云婶鸣不平的声音就消失了，不知躲到了六场的哪里去了。如同爆炸的蒸汽机车一样，过去就过去了，一旦过去，就鲜为人谈起。
云婶发现人们越来越明目张胆地针对她之后，也慢慢收敛了些。但她只是摘掉了耳朵上的白金，满头大波浪和漂亮的衣服仍旧每天不离身。为了表示她对我们大家的诚意，云婶还利用一个周末起了个大早，独自亲手做了一次豆腐，然后挨家挨户送到街坊们手中。
大家吃着云婶的豆腐，都说多少年没吃到这口儿了。
“是啊！”云婶也感慨，“多少年都不做了，我总也不舍得扔了那些家把什，总想着哪天想了就搬出来再试试手。你别说，还真怀念那些日子。”
大家不约而同地沉默。
沉默过后，吃到了这口儿的人们再次把云婶拉到了他们的牌局里。
只是这一次，云婶没能再拿出什么招数来。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没见到云婶，她不再来胡大爷家打牌了，而是整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
“开春的猫叫春叫得厉害，人家哪有工夫来跟咱们这些闲人掺和啊！”大家议论纷纷。
胡大爷的病仍不见好。生哥说：“你等着，我指定把那贱货的野男人给揪出来。”说这话时，生哥双眼放光，像匹饥渴的野狼，愈发浓密的胡子在他唇上活泼地跳跃着。
人们依旧只知道憋在屋里从事着玩牌这样的室内娱乐，而从不去关注屋外的精彩。身处小兴安岭群山中的六场的美丽被人们抛在了脑后，或许，在他们眼里，六场一点都不美，外面的世界也没有多么值得期待。
人们照样对发生在六场的事议论纷纷，只是不再议论爆炸事件，也不再议论云婶了，转而去议论王婶、李婶，或者陈娘、耿嫂了。只有生哥，对云婶念念不忘，他自己赋予了自己去捉奸的使命，他也觉得那跟他父亲的身体状况息息相关。
终于，没过多久，生哥的行动有了满意的结果。他偷偷对我说：“小军，今晚我带你去看一场好戏。”
生哥说的好戏竟然是蹲云婶的墙脚。
午夜时分，我们蹲在云婶的后窗下。这时雪已化尽，没有白雪的映照，夜浓黑了许多，我和生哥的身体和裸露的大地融为一体，不再显得单调，也不再格格不入了。夜色正浓，冷风习习，我紧偎着生哥肩膀。生哥点起一支烟，开始给我讲。
“别看云婶脸变老了，可那胸部真嫩啊，哪里像个40岁的女人。”生哥说。
我一阵心慌，肚皮下一紧，问：“你怎么知道？”
“小军你也大了，我也不瞒你，我自有办法就是。告诉你，我摸过呢！”
我的心随着脸，一阵阵发烧。我的每一根头发都直立着，惊慌失措。
“你太厉害了生哥，我崇拜你！”我挠挠头，“哇——”
“你小声点。”生哥打断我，“傻不傻呀你。”他像个过来人似的不断吧嗒着嘴里的那支烟。
天上繁星密布，看着北斗七星年复一年变化着位置，这会儿又回到了我们头顶。我们不再去北大地玩了，取而代之的是蹲在这里成了一名侦探，去侦察一个似乎对我们来说意义非凡实则却又没什么联系的中年女人的世界，这既让人期待又有些无趣。现在想起云婶，想起被我们监视的云婶，我心中就会突然生出些说不出来的酸。
正沉思着，生哥说：“来了来了，快看！”
我循声趴窗户向屋里望去，只见一个光头闪进了云婶的屋子，云婶猛地迎了上去。
我们听到隔壁屋子里张小云不停地咳嗽着，他边咳嗽边骂道：“你们就……不能……忍到我死了啊！天，老天爷啊，我这是作了什么孽！”
生哥对我说：“我恨她！是她害了我爸。小军，我告诉你个秘密，我爸快死了。前几天他谎称去我二姐家住几天，实际是去做检查了。他脑袋里长了个东西，活不了多久了。”生哥有些伤悲，但随即又满脸凶狠、满脸期待，“你等着看好戏吧小军，你看我是怎么处置她的。”生哥摩拳擦掌、咬牙切齿，那样子像是要置云婶于死地。
这时，我才看清，那光头是老高，是在我们六场北边开修理铺的老高，一个中年丧妻的老光棍。
老高自杀了，他选择了用一根拖拉机履带把自己吊死在了修理铺的房梁上。
我们几乎有一整个夏天都没公开见过云婶。即便她和老高的事在林场闹得沸沸扬扬，即便老高最终选择了结束生命，云婶都没表现出丝毫的异常，更没跟任何人表露过她的看法、她的留恋以及不舍。云婶变成了一个神秘的鬼，整天憋在自己家屋子里，陪伴她的只有她的丈夫张小云。
初秋的一天，胡大爷离开了我们。
送胡大爷那天，我们这些邻居全都哭成了泪人。多少年来，胡大爷一直待人不薄，尤其是对我们家。就连我家的大黄狗都来送胡大爷了，它趴在栅子上呜呜地嚎叫着，然后眼角竟流出了眼泪。
我们没想到的是，云婶也来了。
在度过了一整个夏天后，云婶最后一次出现在我们面前。令人吃惊的是，她怀孕了。她手扶着圆滚滚的大肚子，踱着小碎步，她面色蜡黄，不知何时剪了齐耳的短发。她丝毫不顾旁人的议论，虽说是来参加胡大爷的葬礼，但是她憔悴的脸上难掩将要做妈妈的喜悦。她的幸福那么巨大，没有任何人能够将它偷走。
她缓缓地说：“我来送送二哥。”
“不用了吧。”胡大娘说，“我们不欢迎你。”她虽知道胡大爷实则是死于一种叫脑癌的绝症，但她及她家人仍坚信是眼前的云婶带给她丈夫的厄运。
“不管你怎么说，不管其他人怎么看我，我都想送送二哥。二哥人不错……”
胡大娘打断了她：“那你站门口等着看吧，别进来。”
云婶松了一口气，站在我身边一动不动。她刚要摸我，我猛地闪开了。不知怎么，想起那一晚，我突然对她充满了厌恶。
“贱货！别碰我，那么脏。”我小声嘟囔了一句。我确信她是听到了，但她面无表情。
“被老高搞出孩子了，人家却说走就走了。这就是她的下场。”我听见人们在背后议论，觉得群众的眼睛总是那么雪亮，那么火眼金睛。
出殡后，云婶也没留下来吃酒席。当然，也没人留她。
我端着碗独自在门口扒拉饭的时候，看见她走了出来。她见我竟停了下来，我起身与她对视着。她的神情不断变化着，良久，竟流下泪来。像是对着我，更像是对着屋里乱哄哄的众人小声说道：“你们为什么都不相信我的爱情？我只是想做我自己而已。”
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见过云婶。有人猜测她是不是自杀了，但随即就有人反驳说：“一个马上要生产的女人不可能自杀，要死早死了。她一定是走了。”至于去哪儿了，没人知道。
转眼又过了一年。
胡大爷烧周年那晚，生哥去厕所回来后吓得惊慌失措，他说他看见一个铁皮大小的玩意儿一直从东山那边飞过来，到云婶家门口就落了地。然后贴着地面一厘米的距离沿着街道往西飞去了，一直飞到了火车道的方向。生哥语无伦次，一会儿说那东西样子好像一只巨大的蝙蝠，一会儿又说可能是风筝，马上又改口说可能是蒸汽机车爆炸的残片。是残片，真的是残片。生哥说得神乎其神，吓得我瑟瑟发抖。我想到了那晚的生哥。我难以想象那晚老高走后生哥冲进去之后的场景，我闭着眼睛跑开了。我不敢看。
有人说是云婶回来了，有人说是老高。不管结论是什么，总之，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大半夜在外面玩了。
我的童年结束了。
据我爸说，我也不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