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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6月底，我正在香港收拾行李预备去沈阳参加一届中国人民大学筹办的国际清史研讨会，接到妈妈从檀香山打来的长途电话，叫我马上就去看她。她说：“我有事情要吩咐你！”我深熟妈妈的心情，晓得“吩咐”这两个字暗示着她所要谈“事情”的严重性。有时我跟妈妈辩嘴，但这次我完全没有反应。立刻换了飞机票，当天就去了夏威夷。
妈妈还没有等我坐下来，就说：你爹爹
去世已到五年；他一辈子对学术界、教育界、科学电影界、国家初期现代化、抗日和在联合国为建立国际管控原子能机构的贡献，现在晓得的人已经越来越少。连他的儿女对他的生平事业都不太清楚。所以妈妈说不能让爹爹沉落到历史的深渊；叫我一定要答应她写一本关于爹爹的书，讲讲他一生的成就；让他的后代和其他世人知道他对国家和社会的贡献。
妈妈给我这个责任以后不久，也归仙了。遗憾我没有当时就问她关于爹爹的生平、事业和对他们时代一切的感想，听听她记得什么事情，看看她的意见和观点。等我想到问他们那辈子的亲友他们那时的生活情形和感想，这些伯父伯母叔叔娘娘们也已经辞世。幸好还存在不少关于爹爹的写作，在网上又发现几篇上世纪三十年代他回忆自己童年的心情、也反映了他当时观念的文章。让我能顺序来编爹爹的年谱，将他所做的、所说的，妈妈所说的，他的老师、朋友或学生所说的，和当时的时事、生活背景，加上我自己记得的，尽量写了下来。正式研究爹爹各方面的成就、对国家社会的贡献和历史地位的论文，就要等未来客观的学者用学术研究和“第三者”的眼光来花工夫完成了。现在国内学者已经出版了一些研究爹爹事业和成就的论文。但是妈妈叫我写的这篇还是需要的。这份年编特别的就是有关于爹爹个人的资料和从我私人观点出发的文章。
还有一个难题：我是作者，又是女儿，如何称呼这本书的主角呢？用他的名字呢，还是叫他爹爹？所有我请教的人，都有不同的意见。我换了又换，改了又改；不能决定。最后在正文上用了“学仁”和“颖保”，但是在对我而言比较顺口一点的地方，还是用“爹爹”和“妈妈”。
现在，我要向下列各位人士道谢。没有他们给我别处找不到的资料，这份年编是不会见世的：我的外子刘孟达，女儿刘道美和刘道仁，我的弟弟妹妹们，弟妹魏孔丽中，长侄魏光普，侄女
刘慧美，爹爹的同事及挚友孙明经的女儿和儿子孙建秋和孙建三；爹爹在芝加哥大学研究院的同学杨武之的儿子杨振宁和杨振汉及振汉夫人。
最重要的，我要感谢帮忙寻找国内资料最吃力的一位“研究资料供给人”：爹爹堂弟魏学礼的长孙，魏永康。永康专业是核信息工程，一直从事原子能相关工作，对爹爹的事业极有兴趣。他多年来一直寄给我所有国内出版的关于爹爹和他成就的文章。
妈妈1991年嘱咐我写关于爹爹的生平、事业和他对国家社会所作贡献的文章，到现在已二十多年。2003年我从香港演艺学院归田以后，如果没有各学府的赞助，给我名誉职衔，让我能参考他们收藏的图书档案，参加他们的学术讨论，这项工作是无法进展的。我十分感谢：香港大学历史系、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前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我也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报告过寻找研究爹爹年谱资料的经过，得到各处学者的鼓励。我特别感谢四川大学的顾学稼教授，南京大学的茅家琦教授，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王俊义教授和黄爱平教授，香港和华南历史专家夏思义（Patrick Hase）博士，香港大学历史系的管沛德（Peter Cunich）教授，前亚洲研究中心主任黄绍伦教授，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梁其姿教授和饶宗颐学术馆的郑炜明教授。
没有耶鲁大学的白彬菊教授（Beatrice Bartlett）的指导和协助，我是不会开始运用相关部门和图书馆收藏的档案来研究的。没有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朱茜老师的帮助与努力，这本书是不会像样的！
最后，我感谢在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香港大学图书馆及其各分馆，香港演艺学院图书馆馆长管理员和职员，美国麻省西津市镇图书馆（J.V.Fletcher Library, Westford, Mass., USA）。
除了有翻译人姓名的文章以外，所有的翻译工作都是我做的。
所有不整全或不准确的地方，当然也是我的责任。
魏白蒂
写于美国
2017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