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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书相关的研究文献、研究成果，可分为以下四类：一是西方二十世纪与“语言学转向”相关且对中国当代诗人的语言意识构成重要启发和影响的哲学理论。二是国内诗人、批评家与语言本体论相关的专著、论文等。三是研究1990年代诗歌的专著、论文等。四是与本书后三章研究角度相关的一些文献。现分别综述如下：
第一，西方二十世纪与“语言学转向”相关且对中国当代诗人的语言意识构成重要启发和影响的哲学理论。分析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哲学研究》等前后期著作，皆是了解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非常重要的著作。1980年代中期，中国诗人韩东等究竟如何受到其“语言的边界即世界的边界”、“边界之外需要保持沉默”等语言观念的影响，从而提出著名的“诗到语言为止”的口号，其中是否发生了误读，这些都需要进入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中去进行考察。另外，后期海德格尔在《林中路》、《演讲与论文集》等著作中提出的“语言是存在之家”这一观念，也对“朦胧诗”以降的中国当代诗人们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比如多多、王家新、张枣等诗人都多次表达过与此密切关联的语言意识。再有，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中提出的“知识型”概念，及其对语言中内涵的权力机制进行的解构，也对当代诗人们的语言意识构成了巨大的影响。德国学者胡戈·弗里德里希《现代诗歌的结构》是极具影响力的著作，他在书中既梳理了波德莱尔、兰波、马拉美等诗人的写作，也细致谈论了与现代诗歌的语言意识紧密相关的一些问题，因此，要了解诗学语言之现代性特征的内在含义，这本书是不可绕过的。此外，罗兰·巴尔特、雅克·德里达等的文艺理论、哲学理论，以及俄国形式主义文论、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诗学等文学理论都是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
第二，国内诗人、批评家与语言本体论相关的专著、论文等。王家新出版于1989年末的诗学批评文集《人与世界的相遇》是研究1980年代诗人在“语言觉醒”期的语言本体论内在特征的重要文献；王家新在该书中传达出了清晰的“纯诗”式语言意识。其内在思想来源主要是后期海德格尔与中国禅宗思想的结合，主张人的主体性在诗中淡化、消除，抵达“无我之境”，从而树立语言本体论的诗学意识，人与语言发生本体性的关系。此外，王家新在进入1990年代以后，语言本体论发生了重要的调整，“存在”不再是纯诗式的境界，而是更为开阔和丰富，与历史语境之间发生着更为深刻的关联。这一点，他在《“走到词/望到家乡的时候”》、《是什么在我们身上痛苦》、《“大地的转变者”》、《阐释之外：当代诗学的一种话语分析》等文章中都进行过专门的谈论。海子、西川、骆一禾也是1980年代诗人中间语言本体论意识很清晰的诗人。尤其是骆一禾，他不仅在创作上，而且在诗学批评上清晰地传达了自己的语言本体论思想。比如《火光》、《美神》等文章，骆一禾提出“诗歌使创世行为与创作行为相迴，它乃是‘创世’的‘是’字”这一极具语言本体论意味的观念，这些文章对于本研究非常重要。与此相关的一些研究著作如西渡《壮烈风景：骆一禾论、骆一禾海子比较研究》、赵晖《海子，一个80年代文学镜像的生成》、张伕编《骆一禾诗全编》（内附骆一禾自己的几篇诗歌随笔）、西川编《海子诗全集》（里面也附了海子自己的诗学文章）等，都是重要的研究成果与资料文献。张枣是著名的语言本体论者，他写于1990年代初期的诗学随笔《朝向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也是中国当代诗人谈论语言本体论最具代表性的文章之一。张枣此文清晰地谈论了他著名的“元诗”观念，提出“万象皆词”“词的困难即生活的困难”等极具语言本体论意味的观念。这对于研究张枣本人的语言意识以及1990年代诗歌中语言本体论的整体面貌皆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此外，张枣留下的散文随笔不多，但是与语言本体论相关的篇什不少，皆收入颜炼军编选的《张枣随笔选》中。欧阳江河的《当代诗的升华及其限度》、钟鸣的《笼子里的鸟与外面的俄尔甫斯》中提出了“圣词”“词具”等概念，对于我们研究八九十年代新诗中的语言意识和词语系统皆有重要的价值。张桃洲专著《汉代汉语的诗性空间》完整而深入地研究了现代汉语自身的符号学特征与诗学可能性，可资参考。此外，陈超专著《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生成》、耿占春《一场诗学与社会学的内心论争》、臧棣《后朦胧诗：作为一种写作的诗歌》、敬文东《从唯一之词到任意一词：欧阳江河与新诗的词语问题》等著作也是研究八九十年代新诗的语言本体论问题非常重要的参考文献。
第三，研究1990年代诗歌的专著、论文等。九十年代诗歌的肇始之作是程光炜《90年代诗歌：另一意义的命名》，此文对于了解九十年代诗歌，尤其是诗学意义上的“九十年代诗歌”非常重要，可以说是必读篇目。这篇文章以理论与文本细读相结合的方式，清晰勾勒出了1990年代以后当代新诗在整体策略与语言意识上发生的变化，对于“九十年代诗歌”具有诗学命名的意义与价值。此外，欧阳江河的《1989年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也涉及“九十年代诗歌”这一概念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此外还有肖开愚《九十年代诗歌：抱负、特征和资料》、唐晓渡《九十年代先锋诗的几个问题》、王家新《当代诗歌：在“自由”和“关怀”之间》、孙文波《我理解的90年代：个人写作、叙事及其他》、臧棣《90年代诗歌：从情感转向意识》、陈超《先锋诗歌20年：想象力维度的转换》、西渡《历史意识与九十年代诗歌写作》等论文，以及一些学人的硕博士论文，如冷霜的《90年代“诗人批评”》、胡续东的《“九十年代诗歌”研究》、罗振亚的《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研究》、魏天无的博士论文《新诗现代性追求的矛盾与演进：九十年代诗论研究》，余旸的《“九十年代诗歌”的内在分歧——以功能建构为视角》。王家新的《当代诗歌：在“自由”和“关怀”之间》很大程度地把握了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当代诗歌的总体状况，该文认为，“自由”与“关怀”是文学和诗歌所面临的两个最基本命题，中国诗人一直就在“自由的神话”与“关怀的神话”之间徘徊，而这构成了当代诗歌最深切的写作困境。该文通过对爱尔兰诗人希尼的创作和中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诗歌的分析和比较性考察，试图在个人与历史、自由与责任之间辨认诗人和诗歌的命运，并清理一种写作和诗学的历史脉络。在九十年代诗学研究上，诗人冷霜的硕士论文《90年代“诗人批评”》是国内较早抓住这时期诗歌批评特征的文章，凭着较强的问题意识，作者抓住了“九十年代诗歌”的几个特征展开，便利地进入九十年代的诗学语境，而得到的结论至今仍值得参考。魏天无的博士论文《新诗现代性追求的矛盾与演进：九十年代诗论研究》，围绕着“知识分子诗歌”、“个人性”、“中年写作”和“叙事性”等关键词，系统地对其梳理与反思。类似的魏天无的论文还有其他，如王学东《第三代诗论稿》等。
第四，与本书后三章研究角度相关的一些文献。第二章“观念研究”中，“手艺”一节有洪子诚《诗人的“手艺”观念》、《<玛琳娜·茨维塔耶娃诗集>序：当代诗中的茨维塔耶娃》、张桃洲《诗人的手艺》、雷武铃《与新诗合法性有关：论新诗的技艺发明》等已有研究成果，都是重要的文献。“对位法”一节参考了裴钰《西方早期对位技法：从中世纪到巴洛克时期的演进》、许晓琴《对位批评：音乐“对位法”的精彩变奏》、张伟栋《当代诗中的“历史对位法”问题》等论文，从音乐角度入手，了解当代诗人在诗歌中引入“对位法装置”时暗含的语言本体论意识。此外爱德华·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中的“对位批评”观念也是重要的理论资源。“日常生活”一节中主要参考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日常生活批判学派”的一些研究成果，此中代表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先驱卢卡奇算起，还包括其学生阿格妮丝·赫勒《日常生活》，著名的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以及米歇尔·德·塞托《日常生活实践》等。这些人都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因此，他们进入“日常生活”的路径，在整体上都呈现为对消费景观、资本主义逻辑及相关内容渗透、侵入“日常生活”所展开的批判。第三章“母题研究”，整体上参考了吴晓东《临水的纳蕤思：中国现代派诗歌的艺术母题》。吴氏此书以“镜子”“窗”“辽远的国土”等1930年代中国现代派诗歌中常见的艺术母题，深入研究了1930年代中国现代派诗歌的艺术特质。本书的这一章正是以相同的方式，研究1990年代诗歌中的语言本体论在几个重要诗歌母题中的呈现方式。“镜子”一节参考了朱迪斯·瑞安《里尔克：现代主义与诗歌传统》、让·斯塔洛宾斯基《镜中的忧郁》等著作，考察了“镜子”母题在西方现代诗歌脉络中蕴含的语言意识。“天使”一节参考了里尔克、勒塞等著《杜伊诺哀歌中的天使》、曾艳兵《卡夫卡研究》、李永平编《里尔克精选集》等著作。此外，张桃洲《日常生活颂歌》、臧棣《汉语中的里尔克》、王家新《大地的转变者》等文章也是与此相关的重要研究论文、诗歌批评。“鸟类的传记”一节，参考了伊丽莎白·毕肖普《唯有孤独恒常如新》（包慧怡译）、《钟的秘密心脏：二十家诺贝尔奖获奖作家随笔精选》（王家新、沈睿编）、傅浩《叶芝评传》、埃德蒙·威尔逊《阿克瑟尔的城堡：1870年至1930年的想象文学研究》（黄念欣译）、王家新《“我们怎能自舞辨识舞者”：杨牧与叶芝》等。第四章“句法研究”，参考了一些元伦理学的著作，比如赵汀阳《论可能生活》、约翰·L·麦凯《伦理学：发明对与错》、斯蒂芬·达沃尔《第二人称观点》、杨国荣《伦理与存在》、克里普克《命名与必然性》、艾耶尔《语言、真理与逻辑》、韦尔默《伦理学与对话》等。这些著作在句法、命题等语言本体之内来谈论伦理问题，进行道德判断，这为本章以句法的方式介入诗歌的语言本体论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和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