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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甘本在一篇名为《什么是装置》的文章里，将存在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活生生的存在”（实体），另一类便是装置。他如此定义装置：“它在某种程度上有能力捕获、引导、决定、截取、塑造、控制或确保活生生之存在的姿势、行为、意见或话语。”
质言之，阿甘本意义上的装置是一种随着人类文明进程而必然出现的权力压抑机制，是权力关系与知识关系的交点。人在从本有状态被塑造、规训为文明人的过程中，必然是各种类型的装置在起着生产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讲，“权力”并不是庸俗政治学意义上的权力，而是一种整体性的、与本源相对的概念范畴。
语言中也必然包含着权力。阿甘本因此也将语言视为一种装置，并且或许是最古老的装置。
在本书的研究视域内，语言的表象价值便是体现着这种语言权力的装置，它的固定意义，在人类的文明过程中被慢慢生产出来，约定俗成，由此被赋予一种社会属性。因此，追问语言的存在价值，就意味着一种反装置。在这个意义上讲，1980年代诗歌中的语言本体论模式，就构成了一种反装置：它试图对语言的表象价值造成冲击、亵渎甚至取消，希望语言的存在价值成为语言中的唯一价值，其结果，是能够被语言的表象价值清晰传达的外在表象世界，沦为这一时段诗歌中缺席之物。与此相比，1990年代诗歌中的语言本体论发生了重要的调整：它既不满足于将语言局限在高蹈的存在价值之中，也不满足于将语言束缚在表象价值里，而是想在一个身体里兼有这两种价值，相反相成，诗歌既能够呈现外在的表象世界，并对此有足够的介入和关切，又能够透过表象世界而呈现另一个可能世界。总之，1990年代诗歌中的语言本体论模式是装置与反装置的结合，是语言的表象价值与存在价值之间的联动，是一种辩证的语言装置。
由此出发，本书的核心研究方法便是，将1990年代诗歌中的语言本体论视为一种辩证语言装置，并透过对观念、母题、句法这三个方面的研究，揭示1990年代诗歌中围绕语言本体论装置而呈现出的纷繁复杂的语言景观，以及语言言说与外在历史语境之间复杂的联动关系。
补充一点，如今“Ontology”一词，多翻译为“存在论”，因此，本书的核心概念也可称为“语言存在论”。但是，在爬梳资料的过程中，笔者发现诗人、研究者们所使用的名称是“本体论”，为了保持一致、尊重语境也避免认知上的误会，本书仍然沿用“语言本体论”这一名称。
具体章节安排上，本书共分四章，在逻辑上构成“总—分”的形式：
第一章为“总体性诗学”。该名称借鉴自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论现代主义文学》的同名绪论，如詹姆逊一样，意在对全文的问题做一个整体性的概括和把握。第一节详细考察了两段往事，意在以两个写作的剪影，两个分属于1980、1990时段的诗人写作故事，寓言式呈现出这两个时段中诗歌语言本体论装置与动机的整体异同；第二节整体把握1980年代诗歌的语言本体论装置及其与外在语境之间隐性的呼应关系，并将这一时段诗歌的语言本体论装置命名为“纯诗构想”；第三节整体把握1990年代诗歌中的语言本体论装置，在创作中的实现方式，并勾勒出与1980年代诗歌之间在语言本体论装置上的整体性差异。
第二章为“观念研究”。语言本体论装置的调整，在1990年代以来的诗歌中，一方面会造成一些旧有诗学观念的调整、变化，另一方面，也会催生出一些新的诗学观念。第一节即是考察“匠人”身份与“手艺”观念在1990年代以后诗人那里发生的变化，由此揭示出1990年代诗歌中的语言本体论装置对旧有诗歌观念造成的影响；第二节则研究“对位法”这一诞生于1990年代以后的、借鉴自音乐学领域的诗歌观念，由此探究这一时段新出现的诗学观念如何呼应了语言本体论装置的调整，以及由此引发的诗歌伦理调整；第三节谈论日常生活与日常语言，将语言本体论装置的辩证性放置在外在经验世界的辩证性中去打量，由此证明1990年代语言本体论装置作为语言本体论的常态，在“及物”问题上的能力。
第三章为“母题研究”。灵感取自吴晓东《临水的纳蕤思：中国现代派诗歌的艺术母题》。与吴晓东一样，本章以原型式的目光打量1990年代以来或新变、或新生的一些艺术母题，并提取出其中蕴含的语言本体论装置，由此考察这一时段诗歌中的语言本体论装置在艺术母题上的多样生产性。具体而言，第一节考察“镜子”母题在1990年代以后书写策略上相对于1980年代的变化，以及与此呼应的语言本体论装置的变化；第二节考察“天使”母题，以比较文学的方式，深入分析张枣《卡夫卡致菲丽丝》中的“天使”与臧棣《燕园纪事》中的“天使”所呈现出的契合于“九十年代诗歌”整体语言策略的特征；第三节名为“鸟类的传记”，分析了“天鹅”“野鸭”等几种鸟类意象，揭示出不同时段诗人在选择不同鸟类意象时，暗中寄寓的语言本体论装置的异同。
第四章为“句法研究”。语言本体论作为一种语言意识，其内部装置性的调整必然带来诗歌语言方式的变化。而句法的变化，一方面是这种调整在文本外观层面引发的直接结果，另一方面，句法的变化也会揭示出诗人创作姿态调整的意图。因此，本章要考察两种句法，它们各有其来路和诗学意识，但是内在统一于1990年代诗歌中语言本体论装置的调整。第一节分析“该怎样说‘不’”这一句法，为1990年代中期以后张枣诗歌写作所带来的变化；第二节“‘必须’句法与第二人称”，以元伦理学的视角打量王家新诗歌中最具特色的“必须”句法，揭示出其中强烈蕴含的道德伦理意味，从而以句法的角度，对这位“寻找词根的诗人”的语言本体论装置中强烈的伦理性进行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