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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当代新诗的研究视域下，中国当代诗人语言本体论意识的觉醒，整体上发生于1980年代中期，这与当时西方的现代诗歌作品、语言哲学著作大量译介进中国直接相关。诗人们接触到这些作品和理论，尽管也存在着误读的情况，但总体上，最为新锐、先锋的那些诗人意识到，词与物的原有对应关系不是必然的，我们日常所使用的语言，只是话语，它并非语言的实质。词作为符号的可能性被打开了。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诗人的写作，是停留在将词当成表象符号的层面，还是从这语言的表象价值出发，去追问语言的存在价值？实际上，这样的两种思路催生了中国“第三代诗人”围绕语言本体论观念而发生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路径。前者是坚持“诗到语言为止”的诗人们，他们拒绝追问，实际上将话语视作语言的实质，拒绝命名，拒绝追问词的可能性。而后者则是要从语言的表象价值出发，去不懈追问语言的存在价值，这样的诗人，成了西绪福斯，忧郁的命名者。
后者的语言观念，是本书要去研究的对象。将语言的实质视作话语，这不是语言本体论在文学现代性中的目的，而在此之上不断追问词的可能性、语言的存在价值，才昭示了这种语言观的内在潜力与创造性所在。然而重要的问题是，这些“西绪福斯”的语言意识虽然深深契合于文学现代性的语言精神，但在当代新诗的历史视域下，由于当代中国历史的自身独特性，就既决定了诗人与时代、政治的变迁之间纠葛的独特性，也决定了诗人们语言本体论意识的发生与生产，不可能以西方文学现代性元典意义的方式来完成。如此状况，便决定了本书的研究虽然与西方理论之间关系密切，但它内在于当代新诗研究的学科主体性之中，而不是一个西方理论操练的产物。本书的问题意识，内在于对当代中国历史与当代新诗史的观察。
具体而言，在1990年代以前，诗人们因为语言的觉醒、对存在价值的追问而处在与语言相联姻的空前狂欢中，这使得他们整体性地忽略了语言的表象价值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外在历史语境。这样的语言意识，使得1980年代诗歌中的语言本体论呈现为一种“纯诗构想”，语言与经验之间造成了一种脱节。王家新1990年代的一段话对此极具概括性与反思性：“我们不能不看到，多年来在中国现代诗歌写作中占据支配地位的，一直是一种非历史化的诗学倾向及‘纯诗’口味。出于对历史的反拨，七十年代末人们提出了‘回到诗本身’、‘让诗歌成为诗歌’的主张，这本来无可非议，然而许多人在试图摆脱意识形态的同时却陷入了另一种虚妄。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语言本体’以及罗兰·巴特的‘不及物写作’更是被片面理解并被抬到压倒一切的位置上……我这样讲包括了对我自己的反省。的确，在那些年里，现实仅被限定为在诗歌之外谈论的事情，文本与语境老死不相往来，据说这一切都是为了艺术的‘纯粹’或‘自足’。”
由此而来，本书的问题意识正在于，当1990年代以后，整体诗学策略朝向外部敞开，“及物”和“不纯”成为一种普遍性诗学追求时，语言本体论作为文学之现代性的语言意识，是否与介入历史、关注经验世界的1990年代诗学追求无法兼容？1990年代诗学追求的实现，是否意味着诗人们已经放弃了语言本体论观念，停止追问语言的存在价值，以词与物之间既有的对应关系，工具论式地表达自己对外在经验的价值判断，进而以诗歌的方式构建出了一个散文化的世界？善意的诗人、批评家们在1990年代以后也曾提出综合性的诗歌方案，比如萧开愚提出“综合才能”，陈超提出“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等，这些综合性方案尽管彼此之间存在着种种差异，但都内在于一个共同的逻辑前提和认知前提：语言本体论不具备介入外物的能力，它只是语言内部的追问，正因如此，它才需要与他者合作，并由此整合出一种综合性的、成熟的诗学方案。实际上，这样的认知源自1980年代诗人们语言觉醒后，陷入语言狂欢的状态，对语言本体论的认知发生了不自觉的窄化。1980年代诗歌中的语言本体论，问题的核心在于打破诗人主体对语言的掌控，将诗人主体转变为语言存在价值的追问者。这样的状态，帮助诗人从与政治的显性纠葛中解脱出来，艺术获得其自律性，成为与外部语境无关的“独立王国”。这样的认知，一方面，在1980年代的语境中，在摆脱人与政治的话语性纠葛中，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具有必然的历史合理性和人道主义意味。但另一方面，它又暗中将语言本体论的内涵窄化为艺术的自律性，由此，语言本体论便被认为是对外在历史语境的失明。进入1990年代以后，“及物”成为一种整体性的崭新诗学追求，然而人们对语言本体论的理解，仍然停留在“诗就是诗”或者艺术自律性这样的认知范围内。因此，语言本体论在1990年代遭遇合法性危机，便是可以理解的了。
如此，我们便明了了当1990年代诗人、批评家们提出综合性诗学方案时，他们是如何理解语言本体论的了。很清晰，在他们看来，正是因为语言本体论不具备言说外在世界的能力，所以，语言本体论才需要与外在世界合作，进而整合出一种综合性诗学方案。1980年代被窄化的语言本体论认知延伸进了1990年代以后。正是在这样的语言认知框架下，本书获得了两个主要的研究目的：其一，是纠正1980年代形成并延续至今的窄化的语言本体论认知。及物，对于语言本体论来说是其原本就具备的可能性。也就是说，语言本体论虽然追求对语言存在价值的叩问，但它并不排斥语言的表象价值以及由后者所对应的表象世界。因此，1990年代整体诗学策略的调整与综合性方案，与其说是语言本体论与外物的合作，不如说是其内在聚焦的一次转变：由主体与语言的关系，转变为经验世界与语言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综合才能”“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等，与其说被视作整合性诗学方案，不如说是语言本体论经历了狂欢化的1980年代后，在1990年代以来终于返回到其本应具有的丰富性之中。其二，物的丰富带来言说的丰盈。因此，本书的第二个目标就是呈现出1990年代以来，语言本体论聚焦调整过后，它在诗人具体创作中呈现出的如经验世界般纷繁复杂的实现方式与语言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