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从诗学理论、诗歌创作实践及其历史演变两方面入手考察当代诗歌，结合八九十年代历史语境、时代语境的发展变化，以1980年代诗人吸取历史教训并受到后期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福柯等西方二十世纪哲学家的语言哲学影响，从而发生“语言觉醒”，树立了语言本体论这一诗歌语言意识为出发点，考察1990年代以后当代中国诗人们诗歌中语言本体论的内在调整与变化。首先，在1980年代诗人中，树立了语言本体论意识者属于最为先锋的一批诗人，他们以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为参照，并在很大程度上接续了1940年代末期中断的中国新诗现代性的书写方式。其次，围绕着语言本体论，本书提出“语言的表象价值”与“语言的存在价值”这两个核心概念，前者是对语言约定俗成的认识方式，它意味着对词与物的认知是机械论式的，或者用俄国形式主义者的概念来说，“语言的表象价值”是词的“视像”，在词与物的对应关系上，它同构于散文化的世界，或者说乏味、熟悉的表象世界。“语言的表象价值”暗含着语言内部的权力压抑机制。而“语言的存在价值”则是冲破前者的压抑和束缚的一种梦想，它希望打破机械论式的语言意识，能够让语言向本源与存在之境回溯，从而抵达海德格尔所说的“语言是存在之家”的语言境界。再次，本书将这两个核心概念之间的互动关系模式命名为阿甘本意义上的“装置”。由此指出，1980年代诗歌中的语言本体论装置，整体上呈现为一种“纯诗构想”，它唯“存在”独尊，忽略了“语言的表象价值”，二者之间不存在联动的可能性，这样的语言意识实际上窄化了语言本体论的内在丰富性，因而这样的语言装置影响下的诗歌写作也就放逐了生活世界的诸多丰富性与写作可能性。而1990年代以来诗歌中的语言本体论装置则实现了二者的有机联动，形成一个辩证装置，这一语言意识影响下的诗歌写作呈现出鲜明的历史意识、现实情景与多样面貌。最后，本书的理论突破在于，在已有的认知里，1990年代先锋诗歌与1980年代先锋诗歌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是一种断裂性的关系，但是，本书的观点是，二者看似差异巨大，但是语言本体论意识仍然暗中延续着，只是其装置模式上发生了重要的调整。语言本体论并不等于“纯诗构想”式的不及物概念，它可以及物，也可以将现实世界的丰富性转变为诗歌写作的丰富性。本书的研究，不仅意在更确切地勾勒出当代诗歌的历史演变，也能对一代诗人的诗学实践做出更富有新意和启示性的理论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