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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情况是，无论主动被动，也无论“中断”与否，变异确实发生了，那么下一个问题便是，1990年代以来，诗歌中的语言本体论装置是如何变异的呢？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找到了三个诗歌片段、三个寓言式的诗歌片段，都来自1990年代以后的诗歌之中，分别代表了三种重要的向度，但又有其共性：
聚会结束了，海边的餐桌上
留下了几只硕大的
未掰开的牡蛎。
“其实，掰不开的牡蛎
才好吃”，在回来的车上
有人说道。没有人笑，
也不会有人去想这其中的含义。
夜晚的涛声听起来更重了，
我们的车绕行在
黑暗的松林间。
——王家新《牡蛎》
给那一切不可见的，注射一针共鸣剂，
以便地球上窗户一齐敞开。
以便我端坐不倦，眼睛凑近
显微镜，逼视一个细胞里的众说纷纭
和它的螺旋体，那里面，谁正头戴矿灯，
一层层挖向莫名的尽头。星星，
太空的胎儿，汇聚在耳鸣中，以便
物，膨胀，排他，又被眼睛切分成
原子，夸克和无穷尽？
以便这一幕本身
也演变成一个细胞，地球似的细胞，
搏动在那冥冥浩渺者的显微镜下：一个
母性的，湿腻的，被分泌的“O”；以便
室内满是星期三。
眼睛，脱离幻境……
——张枣《祖母》
车窗外的城市风景日新月异。
它们正托运在历史的卡车上，
斑驳着我们曾相爱的时光。而我
则坐在型号小得多的发动机
控制的范围内，游手好闲
看上去像自己送给自己的礼物。
——臧棣《访友》
2012年，王家新去山东薛家岛旅行访友，归来以后写下了这首诗。粗看起来，“牡蛎”非常符合欧阳江河对“圣词”的描述，它占据在诗歌符号结构的中心，具有不可移动性，其他词语围绕着它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诗意空间。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不同于前文已分析过的1980年代中“上帝”“天鹅”等真正意义上的“圣词”，这首诗中的“牡蛎”既非不可经验之神明，亦非对已剥去表象意义的文学神话的直接挪用。它毫无神圣光辉可言，只是诗人在海滨聚餐后的剩余之物，其最终命运很可能是被当作残羹冷炙扔进垃圾桶。也就是说，“牡蛎”作为一个寻常之物，来自诗人的个体性经验，来自其日常生活。但是，它不止于日常语言，它“掰不开”，也就是说，在日常语言的认知性惯习之下，它有其不可认知性，即，它作为一个日常之物，构成了对语言本体论装置的隐喻。关注日常语言，并从中创造语言本体论装置，实际上构成了王家新近些年来诗学的转变和动机。作为一种寓言，《牡蛎》意味着，不同于1980年代，1990年代以来的语言本体论，在整体上呈现出对日常经验、日常语言的重视，写作不再是一种居于语言的存在之域的言说，语言的表象价值成为语言本体论装置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于语言的存在价值来说，它不再是非法的，而是命名得以发生的有效契机。
1990年代末，张枣困居德国，在东西方的对话中写下了这首《祖母》，上面所引片段来自该诗的第二部分。抒情主体对物进行了一次显微镜意义上的观看，这种观看方式的主体，正如余旸所说：“在思维方式上，则是持科学实证主义人生观的人，带有典型的‘西方思维’的特征。”
然而有趣的是，通过这种实证主义的观看方式，诗人所抵达的并非一个可见的经验世界，而是抵达了“一切不可见的”，抵达了“冥冥浩渺者的显微镜”，总之，是与经验主义相对的超验主义“幻境”：张枣在这段诗中施展了一次有趣的辩证法，而微观世界与“幻境”的对位法，则构成了语言本体论的话语装置。这节诗的寓言意味则在于，不同于1980年代整体的超验远景式图像，1990年代以来的语言本体论获得了一种微观视野，获得了一种化整为零的经验叙事能力，并以此抵达某种超验幻境。欧阳江河曾有名言：“青年时代我们面对的是‘有或无’这个本体论的问题，但中年所面对的问题已换成了‘多或少’这样的问题。”
显然，张枣这节诗的寓意可以对欧式的言论进行纠正，“多或少”这样的经验问题、微观视野，并非与本体论问题相悖，在1990年代以后，微观视野促发了叙事的重要性，但本体论问题并未因此而被放逐。语言本体论在1990年代以后，以微观视野调整、建构着自身，正如肖开愚对诗歌叙事的期待：“纵然大同小异的叙事诗造成了拥挤和阅读事故，叙事技巧本身并不应该对此负责，技巧高超的诗人会在他的作品里布置一些秘密的隧道，读者可以随时停下来转入另外的方向。最有才能的诗人会在诗里铺设一些跑道，读者一旦发动起来就可以起飞。这些诗人之所以在他们的叙事技巧成为时髦的模仿对象后不被困住，得益于他们的综合才能。”
1996年12月，经过修改的《访友》正式完成，后收入臧棣的第一本诗集《燕园纪事》里，该诗集作为“九十年代中国诗歌”书系的一种，在1998年3月出版。这首诗讲了个访友不遇的故事，尽管与友人之间曾有过许多纠葛，但似乎错过了，就再难回来：这仿佛人从一个时代走入下一个时代。托运在卡车上的历史，显然是一种大历史，是带有整体性和对个人构成集体式消解的历史远景，而对于这种历史形态，“我”则构成了一种异质性的存在，这正如臧棣对诗人位置感的陈述：“在文化形象上，写作主体不再是反叛者，而是异教徒；就像真正的诗歌写作永远与反叛无缘，而仅仅表现为历史的异端一样。”
历史意味着某种压抑，而实际上，每个个体都无法自外于历史，个体是历史褶皱中的一个个结构。在此意义上，言说的契机，正是在于寻找到将个体剥离出历史的可能性，这样的个体，暂时性地与大历史无关，处在一种“型号小得多”的境地里，但是“游手好闲”，不为压抑与认知的机械化所累，个人成为一种礼物式的存在，一种认知的惊喜，或曰，成为一次崭新的命名。而此时的个体，则意味着言说从表象价值的包裹中突破出来，获得存在价值。臧棣认为“诗歌是一场自我之战。这是一场秘密的战争，目的是把我们从混账的生活里解救出来”
，而这节诗的寓意正是，个体与历史之间的辩证关系，构成了1990年代以来诗歌中语言本体论的一个模式，在压制性的大历史下，个人寻找着某种剥离，试图借助诗歌，完成一种“历史的个人化”小结构。这一小结构，成为诗歌试图从大历史这一表象中提取之物。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着个人对大历史的忽视，而是说，只有正视大历史，个人才有提取出自身小结构的契机。这样的言说方式，契合于陈超的“个人化历史想象力”：“应是有组织力的思想和持久的生存经验深刻融合后的产物，是指意向度集中而锐利的想象力，它既深入当代又具有开阔的历史感，既捍卫了诗歌的本体依据又恰当地发展了它的实验写作可能性。这样的诗是具有巨大整合能力的诗，它不仅可以是纯粹的和自足的，同时也会把历史和时代生存的重大命题最大限度地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