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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江河所说的“圣词”，与钟鸣的“词具”概念相类，在符号学的意义上，二者内在型构与运转机制大致相同，钟鸣在其著名文章中认为，凡在九十年代前涉足诗坛的人，几乎都在写作中使用过“词具”，并对其进行了激烈的批评：“把词变成词具，就像把脸变成面具。说穿了，无非是其操纵者，试图通过截用，和读者及同行迅速构成阅读的语言链，以获得廉价的承认或成功。且不说置创造性语言的伦理意义不顾，仅文本而言，这些词在作品中，因不受个人语境驱迫，乃是一种没根的东西，其旧形态可在政治运动或任何一次群众性文化运动大量炮制的标语和口号中找到……因这种既非深思熟虑，也非觉悟的‘截用’，实际上封闭了个人对词语真正所拥有的正当嗜好，没有给予自己机会，也阻断了对词的历史亲近。词具是没有生命的语言填塞物，它与没落的书写有关，却和自己标榜的写作无关。”
被词具化的词，就只是一个词，只具有存在价值，不具有表象价值。因此，它能够实现诗意的直线式传递，诗人在使用“词具”时，不需要自己对其进行本体论追问，它自身就已完成了这一任务，诗人要做的只是，把它平移进诗里，放在合理的位置上，并且固定住。然而这种写作在1980年代的合理性正如前文所说，在当时特殊的时代转型语境下，它们对于诗人们来说都是未曾被经验过的，没有形成机械化的认知，词与物在本体论的意义上实现了反常的聚合，词罕见地承担了物（而非表象）的功能。就像小孩子总是将游戏当成真实的事件，而成年人却知道这只是符号而已。仍以“干酪”为例，从未吃过它的人，第一次读到这个词的快感，正像第一次尝到它的味道一样。以后尝得多了，这个词就被机械化、认知化了，视像消失了，那么也就味同嚼蜡了，不过，这都是超越语境的后话。
在这里谈论“词具”，重点并不是要说1980年代的“词具”本身，而是意在揭示出“词具”对于这一时段诗歌中语言本体论的整体隐喻意义：“词具”是没有表象价值的词，只有存在价值；随着“语言觉醒”,1980年代的语言本体论呈现为“纯诗构想”，是一种居于存在之域中的写作。由此造成的一种意识是，“诗就是诗”被窄化为罗兰·巴尔特意义上的“同义反复”（tautology），写作只对语言的存在价值（value of being）负责，语言的表象价值，在理想状态下是应该被抽空的，它既不合法，也是诗的累赘。写作具有莫大的纯洁性。正如前文所述，这样的语言意识，在社会潜意识层面，一方面同构于1980年代的理想主义话语，另一方面，也就同构于其中暗藏的虚无主义危机。而在当时，理想主义话语占优势，危机尚未爆发式地显露出来，诗歌中的这种被窄化且远景化的语言意识，在当时还具有其生命力，虽然也不乏危机。这种危机，到了1980年代末，全面爆发出来。这个危机的爆发，王家新写于1989年冬的名作《瓦雷金诺叙事曲》中，做了最具代表性的揭示：
纯洁的诗人！你在诗中省略的，
会在生存中
更为狰狞地显露，
……
一首孱弱的诗，又怎能减缓
这巨大的恐惧？
……
我们怎能写作？
当语言无法分担事物的沉重，
当我们永远也说不清，
那一声凄厉的哀鸣
是来自屋外的雪野，还是
来自我们的内心……
“纯洁的诗人”“在诗中省略的”，便是“事物的沉重”，以语言本体论的话语来阐释，“事物的沉重”指涉着词的表象价值，在1980年代，“语言”即意味着要省略“事物的沉重”，进而抵达“词具”所隐喻的状态，言说直接在存在价值中呈现，这构成了当时诗歌的理想主义远景姿态与最高合法性。而从1980年代末开始，这种“省略”被宣判为不合法，语言本体论的话语装置由此爆发出巨大的合法性危机：从此以后，对于诗人们来说，如果语言无法分担事物的重量，那么其结果，正是“我们怎能写作？”这个惊人的问句，在本书的理论视域内，正是对1980年代语言本体论话语装置之合法性的疑问。那么问题来了，这一合法性危机的爆发，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是否真的如此突然，或者说，它真的意味着一种中断？
欧阳江河显然是“中断论”的支持者，也是最著名的阐释者：“1989年并非从头开始，但似乎比从头开始还要困难。一个主要的结果是，在我们已经写出和正在写的作品之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中断。诗歌写作的某个阶段已大致结束了。许多作品失效了。”
对这一著名论断，批评家唐晓渡也曾做出过同样著名的回应：“把造成这种‘中断’的肇因仅仅归结为一系列事件的压力是不能让人信服的，除非我们认可先锋诗的写作一开始就是对历史的消极承受。时过境迁，在最初由于尖锐的疼痛造成的幻觉有可能代之以较为平静的回顾和反思后，我们或许可以更多地根据诗歌自身的发展，说它们充其量起到了某种高速催化的作用。另一方面，这种‘中断’无论有多么深刻，都不应该被理解成一个戛然的突发事件。”
唐晓渡这段回应，前一半是对诗歌的艺术自律性的信任，这在批评意识上相当呼应1980年代诗歌语言本体论在创作意识上的追求；后一半是对语境之觉察。对于回应欧阳江河的论断，相当有效。可以说，唐晓渡的姿态与王家新的一句话之间存在着默契：“我们应该用文本的间离性来代替文本的自律性。”
“间离性”意味着，在文本与语境之间存在着更为深刻的互动关系。我们也同样可以这“间离性”的目光来打量1980年代末这次合法性危机之发生。
1985年，时任《诗刊》主编刘湛秋在当年的《诗刊年度诗选》后记中谈到两方面内容，其一是说这一年诗坛无大事，并批评了诗人们对形式的探索多，对内容的探索却少。其二是说当时的商业化与城市化对诗歌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诗歌在社会上反应较为淡漠。
与如今更为时髦的理论表述比起来，刘湛秋的话略显老派了些，但是如果我们不拘泥于他的话语和思路，而是沿着他提示的两个方面做一次更为深刻的探查，就会发现，其实他揭示出了两层非常重要的内容：其一，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对立，如果稍微使用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就自会消解。但是刘湛秋的这层意思，如果用语言本体论的话语装置来翻译，即，当时诗人们写作，大都追求语言的存在价值，忽略语言的表象价值，他对此表示了批评。刘湛秋的批评意味着，对1980年代诗歌中语言本体论的批评与不满，绝非自1989年始，早在1980年代中期便已开始。也就是说，在艺术自律性层面，1980年代诗歌语言本体论的合法性危机并非直接因1980年代末的一系列事件而起，危机一直潜伏着，并且未被足够重视，未被及时解决。1989年意味着一个全面的爆发，但在逻辑关系上，绝非欧阳江河意义上的“中断”。其二，商业化与城市化所表征的物质主义话语，当时已经开始对理想主义话语造成冲击，这在“社会—文本”的象征层面，意味着1980年代的语言本体论装置，其与理想主义话语相同构的、视语言的存在价值为唯一合法性的特征，在面对早至1985年的时代语境时，已经开始隐隐显露出危机。总之，这两层内容共同证明了，1980年代诗歌中语言本体论的合法性危机并非在1989年以“中断”的方式发生的，而是很早以前就已见端倪，且一直未被充分注意、及时加以讨论和解决。当时的诗人们正是因为沉浸在因“语言觉醒”而来的诗歌狂欢中，未能及时敏感到危机的潜伏期征兆，并尽快成熟起来，才导致了当危机以1989年“中断”式的幻象爆发出来，他们面对看似一夜之间突然涌来但实际上积蓄已久的“事物”的冲击时，觉得“事物”竟然如此沉重。
对“中断”问题做一个总结，即，若是从诗歌观念转型之发生这一外在结果上看，以1989年为节点，前后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深刻的整体性变异，但这并不意味着变异的发生就因此全部归咎于1989年之到来。对于这整个问题，1989年只是冰山浮在海面上的部分，它扮演了一种“登场”，而幕后更为复杂也更为关键的部分，如果不细做考察，就会沦为不存在之物，殊不知，这在台上“粉墨登场”的年份才是蒙在整个问题真相之上的幻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