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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诗歌中的语言本体论，作为一种“纯诗构想”，在语言意识而非主体意识上，实现了诗人身份朝向现代独立艺术家的迈进，诗人从只能被纳入国家文学计划的体系中脱离出来。这在伦理上意味着，诗人无论身居何职，其写作有权与政治无关，甚至有权“与无关有关”。这样的转变，极具唯名论意味。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曾谈论过唯名论思想对社会的利与弊：“唯名论观点的极端后果是一个无结构的世界、一个社会真空体，它像教条主义的唯实论一样使具体个人的行动变得无法理解……我们接受唯名论者理解个人的行为和动机的宗旨，但是反对他们把个人理解成脱离社会的、残存的实体。”
诚如前文所述，尽管诗人们为语言本体论赋予表情的方式千差万别，但1980年代诗歌中的语言本体论图像整体上呈现出集体性的远景式图谱。如果仔细考察1980年代的社会精神状况，就会发现，1980年代诗歌中的语言本体论，暗合于当时社会的理想主义及其危机：文学的潜意识，往往保存了对社会精神结构的记忆。
如前文所述，语言本体论是对语言之存在（being）的忧郁理想和激烈否定。而如果我们参看贺照田对1980年著名的“潘晓讨论”的一段总结，就会发现，语言本体论的内在装置结构与当时青年的精神结构究竟如何相似：“其时更普遍的是我们于潘晓来信例子中所看到的情况，就是，在同一个人身上，一方面是真实的虚无情绪，否定一切价值的冲动，另一方面是同样真实的理想主义冲动，对意义感的强烈渴望。”
二者在话语结构上的内在契合性已毋庸进一步阐释。当时诗人们在唯名论的意义上独立起来，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从此与社会无关。无论有意无意，甚至也不无巧合，但是透过这种参照，我们会看到，他们将当时社会的理想主义远景隐喻进对于语言之存在的理想中。透过骆一禾《对话》中的“上帝”与大地上怀着乡愁的人，西川诗中神秘而非人力所能驾驭的“星空”，海子诗中超越而又受伤的“天鹅”，我们能够以“纯诗构想”的方式把握住1980年代的“时代精神”（Zeitgeist）:1980年代是个充满理想主义远景的时代，尽管其内部暗藏着重重虚无主义危机。
从1980年代末开始，理想主义远景消退，其中暗藏的虚无主义危机全面爆发，并且以物质主义为核心显露出来。物开始泛滥，并且开始成为后1980年代社会语境中最核心的话语正确。人们对词的体验逐渐认知化与机械化，视像化的难度急剧增加——言说对此记忆该如何保存？这便是1990年代以来诗歌中的语言本体论开始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