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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中期以后，当代新诗经历了一次“语言觉醒”，这与二十世纪西方“语言学转向”的相关语言理论在当时涌入中国密切相关。在其影响下，以“后朦胧诗”为代表的当代新诗，继“朦胧诗”完成了“人的觉醒”以后，实现了“语言的觉醒”
。诗歌中的主体，由此实现了从人到语言的转变。因为这些西方语言理论的冲击，语言本体论当时无论是在诗歌文本还是诗人的观念中，都成为一种显性的意识，受其影响的年轻诗人们，都在想着以自己的方式为这一“知识型”赋予表情。
有论者研究表明，语言本体论对当时诗人们语言意识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支点，其一是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其二是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存在主义语言哲学
。前者认为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任意的，在结构中得到确定，因此语言自身即是“一个有结构、有系统的自足之物”；而后者则是认为“语言是存在之家”，语言中存在着神圣的本质，诗人的任务是要在诗歌语言中召唤神圣的踪迹。经由这两个支点，1980年代新诗的“语言觉醒”实际上发展出两种相反甚至敌对的语言本体论路径：其一是对“语言的存在”绝对信任，并在诗歌中以各自的方式努力寻求某种建构意义，此中代表有多多、王家新、骆一禾、海子、西川、柏桦、张枣、欧阳江河、陈东东等；其二是不承认“语言的存在”，只承认语言的表象、话语价值，因而呈现出反文化、反崇高等“反字当头”的解构姿态，其代表有“非非主义”、韩东、于坚等。
此处需要指出的是，本书所定义的语言本体论并不包括而且坚决反对第二种路径。诚如前文所说，语言本体论不是话语本体论，本书要研究的语言本体论恰好是一种“反话语”，是一种要从表象返回存在之境的努力，并由此在诗歌中寄寓某种意义与理想，尽管这不乏忧郁。而韩东、于坚们所提出的“诗到语言为止”，实际上正是“诗到话语/表象为止”，它不提供意义和建构，只提供符号和反对，其结果正如西渡所说“诗呈现了一个表象化世界”
，他们的诗，“是对语言的怀疑，并从中引发出了一种破坏诗学”
。这样的语言意识，看起来是奉符号为尊，实质上暗中的操盘手仍是封闭而强硬的诗人主体，语言不过仍是打着符号学旗号的工具论，“只是作为工具，它本身开始被谈论”
。西川在一篇文章中曾谈到“诗到语言为止”的出处，据于坚告诉他，韩东这句话来自维特根斯坦“我的世界的边界就是我的语言的边界”，在西川看来，“诗到语言为止”是对维特根斯坦的误解，由此而言：“维特根斯坦并未否定语言之外的东西，只是由于那些东西语言无法把握，他因而对它们保持沉默。沉默是思维的另一半，它涉及宗教、信仰、灵魂等一切非理性的领域。批评家们以维特根斯坦的沉默否定诗歌中对于灵魂问题的探索，不知用意如何？”
西川此言不差，语言沉默之处，才是诗人言说开始之处。而语言的存在价值，正是通过朝向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沉默”去言说而实现的。以有边界的语言，努力向边界之外探问，并梦想一种抵达，这才是诗人的任务所在，而“诗到语言为止”在这个意义上指向了对语言的放弃与不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