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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10月，张枣在给其沪上好友陈东东的信里说道：“11月底我的一位女友即将返沪省亲。”这位“女友”名叫李凡，上海人，是张枣的第二任夫人。李凡这次回沪，还为陈东东带去了张枣相赠的巧克力。
有趣的是，当时的张枣与陈东东还并未谋面过，只是“线上好友”，常常书信往来。二人初见，已是1996年春节，此时二人通信已经十年。至于地点，则是在“魔都”上海，南京路和平饭店。
上海，不得不说是中国近现代化进程中缔造出来的一个极具综合性的庞然大物。到了1930年代，上海“已是一个繁忙的国际大都会——世界第五大城市”，“又是中国最大的港口和通商口岸，一个国际传奇，号称‘东方巴黎’，一个与中国其他地区截然不同的充满现代魅力的世界”。
其实关于上海的城市建设与发展，一个多世纪以来产生了多个彼此相关又存在差异的规划方案。早在1919年，孙中山在其《实业计划》中即明确提出将上海建设成“东方大港”的设想，但由于当时政局混乱，这个设想并未付诸实践。1927年国民党统一全国以后，上海因为其重要性被设为特别市，自此以后，上海的城市问题开始被国民政府重点关注起来，于是从1929到1932年，上海特别市政府通过了共十编的城市规划计划，统称为著名的“大上海计划”，其核心有三，除了延续中山先生的“东方大港”设想外，还有“新市中心的建设”、“全市交通的改建”两个方面。
由于当时财政、战争等各方面原因，这个计划并未充分实现。但是1927至1937这民国“黄金十年”间，上海还是迅速发展，1930年代，上海已成为“远东最大的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也是“世界重要海港之一”，
并建成了市政府新屋与国际饭店等著名地标。日本占据上海以后，重新规划城市，突出军用、功能分区等特点，其用意是将上海当作“大东亚共荣圈”的城市样板来治理。抗日战争结束以后，1946年，国民政府在主权独立的前提下，由国内外专家组成团队（其中就包括著名的德国包豪斯艺术家、圣约翰大学“都市计划教授”理查德·鲍立克），考虑了“大上海计划”与日据时期的有益经验，又结合当时国际前沿的城市规划理念，完成了“大上海都市计划”，这是一个内在于“世界性”的计划，呼应了当时世界上著名的城市规划成功案例如“大伦敦计划”“芝加哥计划”
等，但同样不幸的，因为内战的爆发与国民党的战败，这一计划并未得到实现。从1950到1980年代，上海的城市功能主要以配合计划经济的需要而展开，且因为对外贸易的闭锁，这三十年里主要是作为一个工业体系完备的城市而存在，其金融、航运功能并未取得发展。上海在当代迎来建设的新高潮是在1990年代后期，1992年，“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以及国际航运中心之一”
。据此目标，从1992至1999年，上海市完成新一轮的城市总体规划，并于2000年获得国务院批准。
翻出上海建设史的旧账，是想说明，在当代中国，上海能有如今的辉煌面貌，重新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杰出成绩，与1990年代的重新定位、长期规划及付诸实践密不可分。这可以说是“大上海计划”的当代版本。如今回望，一切都如此清晰，然而如果我们恰好身处于1990年代的语境中，上海之为现代，究竟如何建设，其实并不明朗。当年的张枣，因为成了“上海的女婿”，便在此间频频往返，正是身处在这样的语境里，以其聪慧，对此“庞然大物”的经验必然敏感于心而精确于言——1999年，他在写给陈东东的名作《大地之歌》中发出了世纪末的抒情，与当时的上海建设语境形成了暗中的对位：
如何重建我们的大上海，这是一个大难题。
张枣是元诗写作的提倡者与精彩实践者，他心目中真正优秀的诗歌都是与语言之间发生了本体性追问与命名的诗歌，或曰，他坚决信任并追求语言本体论，这是诗人的永恒使命，任何语境下都不可能放弃：“主动放弃命名的权力，意味着与现实的认同”
，因此他反对“当社会历史现实在那一特定阶段出现了符合知识分子道德良心的主观愿望的变化时，作为写者的知识分子便误认为现实超越了暗喻，从此，从边缘地位出发的追问和写作的虚构超度力量再无必要，理应弃之”
，在此精神品质上，他深深契合马拉美、艾略特、曼德尔施塔姆等西方纯现代主义写者：“他们处变不惊，沉潜语言本身，将生活与现实的困难与危机转化为写作本身的难言和险境。”
在张枣这里，“言说之困难即生活的困难”
，因此，在面对物的经验时，不论它如何庞大、繁复、令人神往，张枣都不可能与外物之间达成放弃命名的协议，在这个意义上，前面所引《大地之歌》中的诗句，并未停留于面对1990年代语境而发出的现实社会学意义上的追问，而是暗含着从对外物的经验中提取朝向语言本体进行追问的努力。从各方面材料可知，张枣非常喜欢上海，自称“上海主义者”，他曾对陈东东说：“上海真的做的好，很现代……开始的时候会觉得中国的现代化很难成功，现在让人相信它不可逆转，肯定要成功了……”
然而即便如此，“如何重建大上海”对他来说仍只是个难得的追问契机，而不是追问的停止之处，契机之上所抵达的地点，才意味着本体论的所在。于是，语言本体论与“大上海”这庞然大物之间形成了一种对位法，这边是物的真实，那边是词的真实，然而最重要的是，在张枣这里，只有遵循这种对位的戏剧，两边的真实才能得以成立，诚如诗中两处所示：
人是戏剧，人不是单个。
是的，黄埔公园也是一种真实，
但没有幻觉的对位法我们就不能把握它。
而诗歌最终所抵达的极境，则是一次追问的完成，一次命名的成功，是某种转瞬即逝的“理想状态”。尽管下一秒，它一定又会需要新的样态：
至少这一秒，我每天都有一次坚守了正确
并且警示：
仍有一种至高无上……
1990年代“建设大上海”的现实语境，促使张枣获得了一次对语言进行新的本体性追问的契机。“于是《大地之歌》就成了将一幅全新的诗歌蓝图付诸实施的词语工程”
，正如上海在1990年代末被成功规划并且逐渐实现腾飞一样。对“如何重建大上海”这物之经验的焦虑与关切，为张枣赢得了一次词之本体的崭新追问的可能性。这首诗题献给其沪上好友陈东东，另一个著名的“上海主义者”。它完成于1999年，作为一幅因物而生的词之蓝图，它同步于大上海新一轮城市规划的完成——“美，就像城市一样，在不断发展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