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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冈故事”系列的代表作，是题为《审问生母与继母之事》的“两母争子”故事：
一家主人与无辜的妻子离婚后，马上迎娶了后妻。但是，前妻离婚时已经怀孕，在娘家生下女儿。女孩长到十岁的时候，已经是姿色尽有，聪明智慧，如果送到公馆做佣工肯定能很好地养家。那位后妻喜爱这个女孩，要把她领取抚养。前妻和后妻互相争夺女孩，到奉行所诉讼。她们都称女孩是自己所生，却又没有什么证据。大冈越前守前殿便向两个妇人说道：“那女孩站在你们中间，你们分别拉她的两只手，谁拉去了就算是谁的孩子。”她们用力拉那女孩的手。女孩痛得无法忍受，哇哇恸哭。前妻看她可怜便撒了手，后妻将女孩拉到自己身边，得意地说：“你看！她就是我女儿。”大冈越前守前殿于是对后妻道：“你所说的就是伪证。真母看了孩子痛，便觉得可怜，不得不放了手。你本与女孩毫无关系，所以不管她痛不痛只想着把她拉了去！”后妻突然跪倒，经过拷问最终招认。
不难看出，《审问生母与继母之事》与前文我们提到的，李行道的元杂剧《包待制智勘灰阑记》在许多主要情节上，有比较大的相似性。这则故事最早出现在《隐秘录》里面，其时已经演变为大冈忠相的折狱故事之一。针对《审问生母与继母之事》的来源，日本学界大致认为，该作品依据传入日本的《棠阴比事》里面收入的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黄霸叱妣》，加之与当时的日本文化融合而产生，最后演变为“生母继母争一子”的故事。
要知道，最晚收入《黄霸叱妣》故事的《棠阴比事加钞》刊载于宽文二年（1662年），而以抄写本形式出现的《隐秘录》最早可能是出现于明和六年（1769年），这其间相距一个世纪之久。此处还需注意的是，“大冈断案”故事群虽然在这百年间逐渐生发成型，但目前尚未从中发现“生母继母争一子”或与之类似的故事。换言之，《黄霸叱妣》中的“两母争子”故事是在日本流传了一百年后，突然演变成《审问生母与继母之事》并出现在《隐秘录》中，而后又通过《隐秘录》被种种“大冈断案”故事所收录，最终成为“大冈断案”故事系列中的代表作品之一。因而，笔者猜测，除了《棠阴比事》对“大冈故事”的成型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之外，或许还有别的中国通俗文学作品与之有密切的联系。笔者认为，李行道的元杂剧《包待制智勘灰阑记》应该也对《大冈政谈》中的《审问生母与继母之事》产生了直接影响，其在犯罪手段或者断案方法上，可能为《审问生母与继母之事》提供了生动活泼的故事情节。以下我们尝试探讨这方面的可能性。
其实，在《棠阴比事》传入日本期间，元杂剧《包待制智勘灰阑记》也输入到了日本。它被收入明人臧懋循编于1616年的《元曲选》，其书名录于《唐本类书考》中卷第43张第一面上。
《唐本类书考》是刊行于宽永四年（1627年）的丛书目录。当初平安书林向堂主人辑录编纂《唐本类书考》，一方面是为了方便江户时期的官方对输入日本的外国书籍进行审查，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帮助学者与僧侣规避可能会在研究中出现的弊病和纰漏。在《唐本类书考》刊行流传之前，元录年间也曾刊行过一色时栋纂辑的《二酉洞》。不过，宽永年间输入的书籍种类较之元录年间繁盛许多，因而《唐本类书考》的编纂大有补充完善《二酉洞》的意味。当时《唐本类书考》所录230余种书目，在受到学者文人热烈追捧的同时，也得到了书籍商行的极大关注。这其中就包括了收入《唐本类书考》的《元曲选》。另外，《古杂剧》一部在《商舶载来书目》里记录了该书于元文五庚申年（1740年）已经传入日本。
《商舶载来书目》是由审查自长崎港输入的中国书籍的官员向井富编纂的，于文化元年八月刊行，共五册。由此可见，町人阶层对诸如《元曲选》和《古杂剧》一类的戏曲书籍的欢迎，很好地反映出当时社会在戏曲领域的兴趣取向以及戏曲在当时文化中的接受与普及程度。李行道的《包待制智勘灰阑记》为日本民众所熟知，并被文人雅士引入“大冈故事”，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至于《圣经》中的“所罗门王的审判”，应该不大可能影响日本“大冈政谈”中的“两母争子”故事。《圣经》传到日本的时间较晚，目前已知最早去往日本传播基督教的是西班牙传教士方济各，时间为天文十八年（1549年）。半个多世纪之后，德川幕府又接连颁布了禁止基督教的命令（1612年）和锁国令（1635年），同西欧国家断绝了来往。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大冈政谈”中的“两母争子”故事应该与《圣经》中“所罗门王的审判”没有直接的关系。另外，当时佛教对于日本的影响也远没有中国对日本的影响大，佛教的传播大多也都是经中国传到日本去的，所以《佛本生故事》和《贤愚经》里面的“两母争子”故事大概也不会直接影响日本《大冈政谈》里《审问生母与继母之事》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