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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末期，尤其是进入到江户时代（1603—1868），日本封建经济进一步发展，新兴的商业城市相继出现，町人社会阶层逐渐壮大，且日益成为文化消遣的主要群体。这些财力丰厚又掌握生产资料的町人，在追求物质享受的同时，也力求达到精神上的满足。于是乎，这一时代的文学作品，以前所未有之姿，讴歌城市生活，迎合市民阶层。在此驱动下，江户时代俗文学有了长足而深远的发展。
还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古代中国文化输入与日本本土接受之间的发展变化关系。首先，我们要肯定的是，中国古代文化在日本书面文学形成初期，的确有过非常直接和重大的影响，不过就其传播和吸收的大部分内容，主要还是在经史子集和诗文方面。与中国当时的情况如出一辙，在长期的封建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影响下，日本掌握文化话语权的学者及僧侣主要研习和推崇的也都是汉文化之正统文学，而对于传播于街头巷尾中的市民文学作品则持轻视和鄙薄的态度。虽然从唐宋起，中国就逐渐出现和形成了“俗讲文学”的文学样式，但此后五六百年间，以五山文学为主流的日本文化体系，在引入诸多汉文化的过程中，却并没有太多注意到中国俗讲俗语类的通俗文学。然而，自江户时代肇始，一向被学者僧侣们忽视的中国俗文学作品正好符合了日本新兴町人阶层的需求。此阶层中的一部分文人，从翻译到摹写，继而正式步入江户时代的文坛，推动和扭转了中国文化向日本输入的传统情势。中国俗文学自身的发展及对外传播与当时的日本市民文学内在发展因素不谋而合、相互促进，于是终于缔造了日本江户时代俗文学的盛大繁荣。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江户时代的说唱文艺自然也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说唱文艺中的评书，日文叫作“讲谈”，说书的艺人叫“讲谈师”。评书的主要内容大致为武将的逸闻传说，《太平记》和《平家物语》等里的战争故事，报仇雪恨的游侠故事，“浪人”的逸话以及当时的部分民间故事。在评书这一文艺形式中，以讲说战争或武将故事为内容的，日文称为“政谈”，也叫“折狱物”，因政谈的主要内容是折狱故事而得名。
在日本的折狱故事里面，最具有代表性的应该是以判官大冈命名并在江户后期出版定型的一系列故事读物。大冈，即大冈忠相，是德川八代将军吉宗时期的越前守
，而后在江户享保二年（1717年）至元文元年（1736年）的二十年间担任町奉行
，于元文元年（1736年）升职为寺社奉行
。在享保年间的司法改革中，大冈清正廉洁、平冤昭雪、功绩斐然。江户市民口耳相传、感念至深，出于对他的景仰，于是逐渐创造出了“清官大冈越前守”的形象。大冈忠相去世后（1751年），许多明察秋毫的断案故事都附会在他的身上。另外还有很多关于他的传说，在日本民间广为流传。据此，日本所有有关大冈折狱的故事读物，一般地都统称为“大冈政谈”。中国的包拯和日本的大冈忠相在民间形象的确立上差不多是类似的情况。包公的确是“笑比黄河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的一代清官。但是包公案中某些平反冤狱的故事，其实也不尽是其亲自审断的。那些不知由来又出神入化的折狱故事堆到老包身上，使他也神化为“昼判阳，夜断阴”的超人存在。
《大冈政谈》故事现收入《大冈忠相比事》（抄写本10卷3册）、《大冈政要实录》（抄写本20卷20册，成于宽政年间）、《大冈仁政录》（抄写本5卷5册，成于宽政年间）、《大冈名誉政谈》（抄写本15卷13册，成于19世纪中期）、《今古实录》本（27册，明治十六、十七年刊）、《帝国文库》（明治二十九年刊）和《有朋堂文库》本（大正七年刊）等7种书，共87篇。
与许多通俗文学作品一样，《大冈政谈》在形式上也有一个从评书发展到小说的过程。它的出现和定型，与中国通俗文学的影响有着密切的联系。大部分的“大冈故事”是虚构的，以《棠阴比事故事》为首，井原西鹤撰有《本朝樱阴比事》和《本朝藤阴比事》，记录江户初期知名法官之功绩的《板仓政要》《阪仓大冈两君政要录》《近代公实严秘录》和《当世珍说要秘录》等著作均为《大冈政谈》的底本。
上述诸本主要都是依据中国宋代桂万荣所辑录的《棠阴比事》重新编译或者以其作为底本创作而成的。
经典诉讼案例《棠阴比事》是我国较早期的折狱故事集，收有断案故事144篇，其中就收入了汉代应劭《风俗通义》中的《黄霸叱妣》故事。该书的日文译本最早是在元和五年（1619年）从朝鲜文转译过去的。其后，日本江户初期的庆安二年（1649年），全书用假名译成出版，书名也叫《棠阴比事》，在扉页上印有《棠阴比事物语》的字样。据说是在日本把我国的整本书译成日文出版的第一部书，译者不详。这本书在日本问世之后很受欢迎，整板本、印刷本等好几种文本相继刊行，还出现了许多以折狱、犯罪故事为内容的仿制品，大都为宽永至宽文年间，即17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日本著名儒学研究者林罗山著的《棠阴比事加钞》则刊行于宽文二年（1662年）。应该说，宋代桂万荣辑录之《棠阴比事》传到日本以后，折狱故事在日本开始逐渐流行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