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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选》“诗”类的编排是编纂者经纬人文的体现：首先按照入选诗歌的体式进行编排，依次分为“诗”“歌”“杂诗”“杂拟”四种体式，以与《诗经》相关联的紧密程度从高到低依次编排。《文选》“诗”类在体式之下，再按照题材内容、诗歌主旨及各类型诗歌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编排。“军戎”作为两栖的类型，处于“诗”“歌”之间，亦“诗”亦“歌”，但又非“诗”非“歌”。“歌”体中作品的编排是由关乎国之大事的官方乐辞到有曲名的文人乐辞，最后到民间歌辞与杂类歌辞。以“杂”为名的诗歌类型（“杂歌”“杂诗”“杂拟”）都具有诗歌体式与诗歌题材内容的双重含义，或无法根据音乐进行归类，或因题材内容博杂难以归类，故总归为“杂”。《文选》“诗”类的编纂与编排，一“经”一“纬”，双线交织，体现出编纂者的诗歌辨体意识及其诗学观念，既重视诗歌化成天下的实际教化功用，又兼顾情采与人文辞采。
关键词 ：《文选》“诗”类；编纂宗旨；编排方法；诗学观
梁萧统（501—531）在当太子期间，在“监国抚政”之余负责编纂了现存我国最早的诗文总集《文选》。作为一部在当时具有官方辑订性质的文学总集，《文选》在选文和编纂体例、编排顺序上应当与编者的社会身份、政教观和文学观有一定的关系，或者说其编排的内在思路应当体现出其编纂目的、政教观和文学观。
关于《文选》收录作品的编排顺序及其文学观，已有研究中代表性的观点有：《文选》的编纂继承了汉魏以来的“以类相从”的通例，曹丕所编《皇览》“随类相从”，根据题材分类；挚虞《文章流别集》则按文体分类。《文选》并用以上两种方法，但在赋和诗中基本按题材分类。
《文选》收录作品排序标准一定体现了编撰者的文学思想和批评旨趣；排序标准也不是唯一的，可能多个标准同时并存。
萧统文学观以两种方式呈现：第一是编者对作家作品的评价，第二是通过选录的具体作品表现对某种类型作品的偏好。
具体对于《文选》“诗”类
的编排而言，其编排的内在逻辑思路是什么？体现了编纂者怎样的编纂目的、政教观和诗学观？这些问题还需要我们在前贤时修研究的基础上做更深入的探讨。
[1] 作者简介： 杨晓斌，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龙哲惟，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胡风东渐与汉魏文学新变”（18BZW041）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