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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研究方案设计是整个研究过程的先行军，既是全文的线索，也是可以使研究系统化、体系化进行下去的前提。
研究方法的选择应该由待解决问题的目标所决定，研究方法必须符合目标问题的要求与特征，并且运用相应方法要有可能解决或回答目标问题，这样的研究方法才是合情合理、正确而有价值的。
目前社会科学中常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量化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与质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
两种研究方法，两种方法代表着不同的研究途径，并产生不同类型的研究结果。定量研究源于科学实证主义，意图通过对可量化的因素进行抽象，并测量与有关因素的相关关系，通过计算和分析来考察事物发展的统计规律。在量化研究当中，事物的关系是通过计量工具用数学语言来表示的，且不同研究者的研究结果能使用相同的工具直接加以比较，其研究结果在科学性以及论据的可靠性等方面更易被接受。与量化研究不同，质性研究通常以研究者本人为研究媒介，在自然或社会的情境下通过多种资料收集的方法对现象的综合性探索，利用归纳总结以及分析推理形成基础理论，并与研究对象进行互动进行动态解释性的理解的一种行为。质性研究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中，从来都是一种强有力的解释工具和研究方法，“从理论渊源的角度来看，质性研究的发展历程渊源复杂，在整个过程当中深受西方社会各类理论或思潮的直接间接影响，与之相关的主要包括现象学、批判理论、符号互动论和民俗方法论等。所以质性研究的理论渊源并不是来自哲学或者某一种理论或传统，实际上是一个凌驾于学科之上的一种领域，然后被广泛地运用到包括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多种人文社科领域。”
十七世纪的时候西方的研究开始盛行使用量化方法来解释社会现象，而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作为社会科学主要研究方法的质性研究在此时进入了与量化研究优劣对比的一个长期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质性研究的方式曾经一度式微。
图1-1 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时间简图
伴随着量化研究的发展，量化研究方法逐渐表现出一些明显的局限性，“特别是量化研究的理论假设一般是在已有理论基础上提出来的，如果对于当前理论难以解释的全新社会现象强行提出假设，则很难发现由此导出的新理论存在的问题，同时也难以避免研究者的主观意识导致的从研究方案设计到实证数据分析以及最后得出结论所产生的偏差，或者还可能在数据搜集和处理过程中忽略掉重要的现实信息而错过问题的本质”。
且在非自然科学领域中，许多确定的现象也难以用严谨的量化方法加以测量和描述。另外实证主义必然要求自上而下的归纳式研究，但这种化整为零的研究方式，在某些时候将会“损害社会科学研究的整体性、意义性与动态性”。
于是，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质性研究及其讨论又重新回归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主流视野之中。在思想全球化及文化多元化的格局下，后现代理论群的思潮以及量化研究显示出的局限性，当前质性研究方法又再次得到社会科学研究的广泛认可和青睐。
事实上，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各自具有自身的优势和不足，两者使用于不同的研究领域和问题，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而应当相互取长补短、互为补充。定量研究自身的研究特性，对研究对象的可统计性有着最基本的要求，即可转化为可以运算的数据以便于进一步的分析，如数学建模法，要求在统计和测量的基础上建立主因素变化的数学模型，然后通过数学模型的运作把现实事物的变化反映出来
。
而在研究主题的确认一节中，我们已经对要研究的问题进行了清晰的描述，即找出洪泽湖治理中问题不断反复、效果差强人意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具有建设性意义的意见和建议。由于是针对特定对象进行的研究，涉及的是天然湖泊的治理，一方面，很多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由于外部性都很难量化，且研究中我们关心的“情况改善”的问题，通常是指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符合政策目标程度的问题，以结果与目标之间的关系加以衡量，毕竟“对公共部门而言，主要是指管理活动的产出是否满足了社会公众的需要，以及这种产出对既定目标的实现作出了多大贡献”
。另一方面，基于已有文献综述，本书拟研究的核心问题洪泽湖治理为什么存在这些问题等，尚无法从已有研究成果中获得系统成型的理论解释，其他相近的湖泊研究以及公共事物治理理论由于样本的特定性，是否适用于洪泽湖这个特定的个体也有待匹配性论证。这样本研究也就无法实现量化的前提要求，即有现成的理论作为依据，并根据该理论提出假设，继而对其中各要素及其之间的关系进行量化研究。
相较定量分析而言，质性分析更擅长从情境中获取信息，在研究者的亲身体验中抽取概念、主题和资料，再通过比较，分析其中的交互关系，能够对资料进行系统的组织，反映其中的区别和联系、层次与结构，对于公共事务治理等类别社会科学问题的研究，质性研究更占优势。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质性研究作为本研究研究手段，贯穿于论文写作的始末。
综合以上，考虑到研究对象本身的特性以及已有研究的基础，笔者选择了更具有操作性的研究方法，即先深入考察实践，基于质性研究的理念亲身进行调研学习与观察体验，对现象和问题进行归纳总结，进而再匹配可能使用的理论，如有匹配理论，则以此作为进一步研究的理论依据；如没有匹配理论，则需要从实地调研获取的材料中进行理论的总结归纳，“明确基本概念并抽象出理论基础和假说，才能进一步针对相关假设和理论进行大样本的量化分析检验，最终给出合理的现象解释及解决问题方法的更一般的结论”
。于是，结合质性研究的特征以及存在匹配理论的可能情况，本书初期的研究思路大致如图1-2所示。
图1-2 初步研究思路
质性研究强调通过在自然状态下进行的观察和访问，用描述性的语言或相关的辅助手段记录、收集资料，用归纳方法对资料进行整理，以了解当事者对事物或现象的理解和看法，对事件或现象的过程做出解释。质性研究中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直接接触，并且关注社会现象的整体性、特殊性及价值伦理等特性，认为对于任何事件的理解都必须基于对事件整体的把握，不能脱离其所在的环境而孤立地理解，同时对整体的理解又必须基于对部分的深入研究，这实际上形成了一种相互阐释的整体性循环，对于复杂社会现象更具解释力。
在研究问题的确认环节中，质性研究认为研究问题应当在研究者与调研对象的互动过程中产生，“强调通过对不断涌现的数据保持充分的注意力，以便使研究者保持开放的头脑来对待研究对象所关注的问题”（CharmaZ,1995）。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质性研究中研究问题的确认是在不断进入现场调查、反思、文献积累的基础上进行修正的。台湾学者张芬芬结合自身质性研究经验，对国内外相关专著、论文进行比对和归纳，认为质性研究步骤有五，如下图所示，“一选择研究问题，二设计方法，包括选择研究对象，拟定数据搜集的方法，三实际搜集资料（如：进行观察、访谈），四分析所获资料，五提出结论回答问题。”
当然，她亦指出很多时候质性研究在实际进行中并不像量化研究那样，这五个步骤并不是严格要求按照这个顺序的，往往是在数个步骤间往返或循环进行。在现场调查中，笔者不停地在这几个环节中重复，一方面，往往在资料的收集和分析中，会得到更多的灵感；另一方面，质性研究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媒介，在研究过程中需要通过访谈、观察与分析等方式与被研究对象进行互动，这样，在研究过程中必然会产生移情的影响，带入研究者的先验知识、思想感情和个人偏好，因而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需要对前提假设条件，包括个人所扮演的角色、思想倾向性以及各类可能对研究结果产生影响的因素进行反思并对方案进行适时的修正，对研究问题不断地进行修正和补充，才能尽可能地保证研究的客观。
图1-3 基于“自我”工具的质性研究步骤循环
在对质性研究步骤进行充分了解的基础之上，结合上一节中展示的论文初期研究思路图，本研究具体实施的技术路线如图1-4所示。
质性研究通常要求研究者在进行实践调研的时候能更多地站在被研究着的角度思考问题，强调深入被研究者的实际生活并进行深入的互动，因此质性研究往往同时非常关注与道德伦理相关的问题。在研究开始之间需要先征求被研究者的意见，在他们同意作为被研究对象以后才能展开研究工作，而且对他们提供的任何信息都应该尊重与保密，公正恰当地处理待研究的结果，特别是一些敏感性材料，避免由研究过程当中可能给被研究者带来的不良影响。此外，研究者还应该尽量与被研究者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在研究完成之后应该合理地回报被研究者在整个过程中所提供的帮助。
图1-4 论文技术路线图
好的质性研究论文能够产生有机的效果，能在感性上激发读者丰沛的情感─生动传神的文字勾勒出一幅幅图像，让人仿佛身历其境，人、地、时、事、物，历历在目；层层铺陈的章节，让人与之共情共鸣；精彩高妙的诠释，让人茅塞顿开；一气呵成地读完后，尚觉余波荡漾，有股见贤思齐、愿意跟着去做质性研究的冲动。
文献研究是一种通过收集和分析现存的，以文字、数字和符号等信息形式出现的文献资料来探讨和分析各种社会行为、社会关系以及其他社会现象的研究方法。
必须经过对已有文献的整理和综述，研究者才能在此基础上明确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当前所处的研究程度，并进一步判断是否还有深入研究的价值，文献搜集可以节约研究者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本研究中文献搜集工作主要分为两个阶段：一是研究的准备阶段。研究主题确定后，笔者于2010年1月，便进入了研究的初步准备阶段，其间主要通过中知网进行已有相关文献的阅读和资料的收集，由于部分著作，尤其是台湾学者的研究成果很难获得，笔者也经常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查阅、翻印资料。经过初期的资料积累和研究准备，2010年6月研究议题已基本确定。在对各类文献资料的不断比较中，笔者发现，现有成果中非常缺乏对洪泽湖治理机制的理论研究，多是浮于表面的现象研究，且不系统。同时，由于研究议题的特殊性，过程性、意义性以及情境性，在没有已有理论研究的情形下是无法确定已有理论的适用性的，在这个情况下，在定量与质性这两个社会科学普遍的研究方法中，笔者选择了后者，并在对质性研究方法进行系统回顾后，进行了研究设计。
文献收集的第二个阶段是伴随着质性研究的现场调研进行的，随着调研的深入，研究问题也不断发展。在调研初期，基于先期文献的积累，当时问题的设定更多地倾向于第三方对于洪泽湖现有治理机构的监督，以及公民、非营利组织、私人部门对于洪泽湖治理的参与，于是先期准备阶段的文献搜集多是倾向于这些领域。在深入现场调研的过程中，我发现，洪泽湖治理的问题并非集中于此，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洪泽湖治理相关各主体间的顺畅协调等亦是重要因素。相应地，调研中新的问题出现也伴随着新领域的文献资料收集。在现场调研、自我反思、思路调整、文献搜索的往复循环中，本书不断获得新的研究发现及理论收获。
2011年7月至2013年9月期间，笔者多次到洪泽湖地区进行实地调研，先后走访了淮安市、宿迁市及其下属六个区县，调研对象涵盖了当地渔民，涉湖政府机关普通工作人员，部门领导等。同时，为了增加资料的丰富程度，获得不一样的视野和声音，笔者还走访了江苏省水利厅、淮河治理委员会、巢湖管理局以及盐城水利局等非直接相关的部门和单位。
洪泽湖直接相关的治理主体以及治理对象是本次实地调研的主要对象。田野点的基本情况是实地调研具体方法选择的基础。这里，笔者按照洪泽湖涉湖行政区划（两市六县、区），对田野点相关洪泽湖的数据进行简单介绍。
泗阳县 总面积1 418平方千米，其中水域面积270.31平方千米（洪泽湖水域面积237.68平方千米），耕地面积105.17万亩（1亩=666.67 平方米）。洪泽湖周边16米以下滞洪区涉及裴圩、高渡、卢集、众兴、李口、新袁、临河等7个乡镇单位，影响人口13.43万人，计有66个村居委、543个村民小组，总面积230.69平方千米，耕地15.45万亩，年产粮13.07万吨，区内财产约17.58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4 567元。
淮阴区 淮阴区洪泽湖滞洪区涉及赵集、韩桥、吴城、南陈集、码头5个乡镇，50个行政村，14.745 7万人，耕地面积14 830亩，据2006年统计，滞洪区内农业总产值 77 227 万元，工业总产值 124 573 万元，固定资产总值205 581万元，人均收入4 255元。宿盐高速穿过滞洪区，太平洋元明粉有限公司、南风元明粉有限公司、华尔润集团公司、江苏油田输卤工程、白玫化工等重要企业坐落其中，近期还有规模企业落户区工业新区。
盱眙县 洪泽湖周边圩区（行滞洪区）地处洪泽湖南岸，淮河干流两岸，西部与安徽省的明光接壤，西北部与泗洪县接壤，北部与洪泽区接壤，涉及13个乡镇，人口11.05万人，大部分为农业人口，区域面积425.31平方千米，耕地2.3万公顷，水面面积约118.6平方千米。周边圩区有自然及行政圩72座，划分为鲍集圩行洪区和洪泽湖滞洪，其中鲍集圩行洪区共有圩区27座，洪泽湖滞洪共有圩区35座，鲍集圩行洪区和洪泽湖滞洪区自建成以来尚未正式启用过。
宿城区 水域面积156平方千米，洪泽湖水域面积约84.5平方千米，宿城是闻名中外的水产品之地，全区水产养殖面积5 300多公顷，其中在区境内的洛马湖、洪泽湖两大湖泊水产养殖面积达1 467公顷。洪泽湖周边16米以下，滞洪区主要涉及中扬、屠园、仓集等3个乡镇单位，涉及土地144.61平方公里，影响人口7.2万人，计有22个村居民委员会，15 694户，圩区总面积67.06平方公里，耕地面积约7.6万亩，圩区内农业产值约11 351.06万元，工业产值2 081.93万元，固定资产5 123.7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4 895元。
洪泽区 沿湖周边高程14.5米以下，共有渔业人口11 950人。共有圈围塘17 406亩。共有围网23 482亩。渔民人均纯收入7 200元。
调研中主要采用的质性研究资料的收集方法有：访谈（Interviews）、观察（Observations）以及实物收集（Documents）。
1）访谈
访谈是质性研究中最普遍的研究方法之一。通过面对面的交谈，获得深度事实和复杂细节。考虑到质性研究本身的特征，本书采用了“非概率抽样”中的“目的性抽样”
，即抽取的样本满足能够为研究问题提供最大程度的信息量。在整个研究过程中，笔者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有针对性地采取了不同的访谈类型：封闭型、开放型、半开放型。为了保证访谈资料记录的完整性与准确性，大多数访谈在签署保密协议，并征得同意的情况下进行了录音。
在地域的选择上，笔者访谈范围覆盖了环湖的六个区县。其中，洪泽区涉湖水域面积最大，淮阴区滞洪区内企业数量较多，宿城区为水产养殖胜地，由于这三个地区具有更加密集，丰富的信息，笔者采用了强度抽样的方法，增加了这三个地区访谈个案的数量。
部门选择上，亦是基于强度抽样
的考虑，洪泽湖水利工程管理委员会与洪泽湖渔业管理委员会为当前涉湖部门中与洪泽湖最为密切相关的两个部门，在访谈个案数量中也有偏重。
本研究的访谈对象包括下列组别：
（1）江苏水利厅。主要采用的访谈类型是封闭、半开放访谈。结构型问卷设计上增加了水利厅对于洪泽湖统一治理机构的态度以及联席会议制度创立等相关问题，并在访谈过程中对出现的重要问题以及尚存的疑问进行了追问。过程中访问了水文处和工管处的工作人员和部分领导，并与洪泽湖联席会议制度的创立者进行了面对面的深度交谈。获得了6份访谈个案。
（2）淮河水利委员会。主要采用的访谈类型是封闭、半开放访谈，并采取了小型座谈的形式（2次，每次4—6人）。结构型问卷设计上增加了洪泽湖水利调度、淮河水利委员会的角度对洪泽湖存在问题的看法，以及对于洪泽湖统一治理机构的态度、治理经验等问题，并在访谈过程中对出现的重要问题以及尚存的疑问进行了追问。洪泽湖是淮河水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防汛滞洪的重要使命，洪泽湖水安全情况直接关系到淮河整体的治理。其间，访谈了淮委水政与安全监察处、水资源保护局、建设工程处等部门的领导和工程师。获得了3份访谈个案，2份座谈资料。
（3）洪泽湖水利工程管理处、洪泽湖渔业管理委员会。由于水利和渔政是洪泽湖管理、开发的重心，在历次现场调研中，这两个部门都是走访的重点。主要采用的访谈类型是封闭、半开放访谈、开放访谈。这两个部门也是最初应用结构型问卷的部门，在与洪泽湖一线工作者的深入访谈中，获得了很多有益的见解和提示。共计获得12份访谈个案。
（4）环湖周边基层水利、环保等部门。主要采用的访谈类型有封闭、半开放访谈。结构性问卷设计上还增加了未来洪泽湖区域的环保规划以及旅游规划等内容。其间访谈了淮安、宿迁二市的环保、水利部门、旅游局的工作人员。共计获得5份访谈个案。
（5）巢湖管理局。在巢湖管理局成立前，在治理结构上与洪泽湖处于同样的状态。巢湖管理局是跨域湖泊治理的有益尝试，对于洪泽湖有着显著的借鉴意义。主要采用的访谈类型有封闭、半开放访谈。结构性问卷中增加了巢湖设立的背景以及巢湖管理局存在的问题等项目。其间访谈了巢湖管理局部分领导以及规划处的负责人及工作人员。获得了5份访谈个案。
（6）除了政府部门，我还访谈了关注洪泽湖采砂的现代快报记者以及洪泽湖周边的渔民和住户。主要采取的是开放式访谈和半开放访谈的形式。访谈中主要是深入情境地倾听。共获得了16份访谈个案。
2）观察
除了访谈以外，质性研究中另外一个主要的资料搜集的途径是观察。以观察者参与与否被观察者从事的活动来进行划分，可以将观察分为参与性观察、非参与性观察以及半参与性观察，笔者的研究采取的是半参与型观察以及非参与性观察。采用观察式的田野调查方法的对象主要有：洪泽湖水利工程管理委员会以及洪泽湖周边部分渔户。在洪泽湖水利工程管理委员会，笔者以非参与性观察的形式旁观了水政执法过程，进行了详细的观察和记录。在针对渔户的调研中，笔者主要通过建立并维系与渔户之间的“移情”关系，到受访对象家庭去观察他们的日常生活互动，以及日常作业情况。在观察的过程中，笔者亦进行了自我反思，尽量将自己所做的推论、先验知识以及情感偏好与观察到的事情分开。
3）实物收集
“实物”包括与研究的问题相关的各种形式的资料和物品，可以表现为人工制造的，也可以表现为经过人工加工的，既可以是历史文献，也可以是当时记录。实物分析方法作为访谈法、观察法等的辅助手段，能够帮助研究者进一步拓宽研究视角和丰富研究内容，能够更准确和及时地把握到被研究者的相关信息，并进一步对已有的研究结论进行检验和反馈。在调研过程中，笔者在走访的单位收集了研究相关政策、文件以及统计资料等材料。
质性研究资料的分析不同于量化研究数据的分析，当数据收集好以后，就需要对数据进行归档、分类、归纳分析。笔者在进行数据整理分析时未借助计算机软件
，而是采用传统的质性研究资料整理办法。
Carney认为从资料转型的角度（Data Transformation）对质性资料整理进行了分析，认为数据分析过程即数据不断提升抽象层级进行转型的过程，即在基本数据的基础上，找出一套合适的类目，继而找出整个数据中的主旨语趋势，检测假设并简化资料组，以分析其中趋势，最终勾勒深层结构，对数据进行综合，并将其纳入这个架构之中。台湾学者对Carney的分析过程十分认同，认为资料转型理论“可让分析者在概念上知道目前自己所处阶段，并了解前进的方向，而不至于迷失在繁多的技术运用中，甚至陷溺在文字海洋里”
。出于同样的考虑，本研究亦采用资料转型的分析方法。由于，在研究过程中，比传统单纯质性研究多了一个理论匹配的环节，并且很幸运地，匹配到了整体性治理理论，于是就没有了最后自己形成理论的环节。
笔者在研究笔录的基础上，结合现场录音，整理出了研究记录的文字稿（后文中所引述的记录性文字，均来自该记录整理稿）。在此基础上，笔者尝试对这些记录进行编码分类，在资料中寻找反复出现的现象以及用来解释它们的概念，运用画图、列表，写反思分析笔记：描述、分析、方法反思、理论建构、综合，以及运用直觉和想象、比喻、类推等方法，进一步在资料中寻找分析过程中获得的关键词组，如“圈圩”“采砂”“养殖”以及“信任”“利益”等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