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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国际化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教育强国强业的必然选择。
高职教育正因势利导积极适应江苏乃至全国经济“新常态”，《江苏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省政府关于加快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了“深化职业教育国际交流合作，大力引进职业教育发达国家先进经验、成功模式和优质资源，支持参与制定职业教育国际标准，推动职业院校专业课程与国际通用职业资格证书要求相衔接”。
国际化已成为当前高职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越来越多的高职院校通过“引进来”或“走出去”战略，推进本土国际化或国外国际化。国家层面也不断完善顶层设计，为高职教育国际化的发展与水平提升提供政策保障。但是，长期以来，高职教育国际化实践依附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一般路径，并没有形成相对独立的国际化内容体系。在当前国家“教育对外开放”及高等职业教育分类发展的新背景下，高职教育的国际化需要立足高职教育自身属性，建构国际化研究的新理论框架，创新国际化实践形式。
国际化是一个用以表征人类历史进程的范畴，即用以表征人类由狭义的地域联系走向社会化普遍交往的程度和水平范畴，是生产社会化发展到现阶段的历史形式。其中，作为主体的“人类”是决定国际化实质的核心。国际化具有主体的依附性与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就高职教育国际化来说，核心就是“高等职业教育”，因此，对高职教育国际化内涵的科学认知必须与高职教育的类型属性与阶段特殊性相结合。
高职教育国际化是高职教育这一载体在特定阶段条件下的一种路径选择与生存方式，是高等教育国际化与职业教育国际化的融合。它既需遵循知识与技术国际流动的本质诉求，也需要遵循生产要素国际流动的内在诉求。高职教育国际化不只是高职教育资源的跨国流动，也不仅是高职院校提升自我竞争力的发展路径，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培养学生具有国际水准的职业技能和开阔的国际视野，从而实现在生产要素全球流动基础上的国际化就业。高职教育国际化要素为国际化内涵提供了实践支撑，并提供了认识高职教育国际化模式的实践基础。
当前，高职教育国际化要素的认知呈现出“自下而上”的特征，来源于国际化实践，已经涉及高职教育组织及组织行为的各个方面，如管理、学生、教师、课程、教学、就业等。通过对高职教育国际化要素的整理分析可以得出，高职教育国际化载体呈现出多样性与多元化的基本特征，同时，这些要素又呈现出一定的层次结构。这个层次结构大体上可以包括理念、组织和活动三个方面：
一是理念层面的国际化，包括教育理念、办学理念等；
二是组织层面的国际化，包括国际化机构和制度规范；
三是活动层面的国际化，包括国际化课程、国际化评价标准、学生来源与就业的国际化、师资国际化、中外合作办学、走出去办学等。
但是，这三个方面又呈现出一定的层级性特征，即高职教育国际化一般会呈现出活动到组织，然后到理念的演变过程。因此，理念层面的国际化是最高级，其次是组织层面，而活动层面国际化则处于最低层次。
理念层面的国际化主要是通过高职院校的办学理念落实在战略目标或愿景上，并付诸实践。据全国100所示范性高职院校的相关信息统计显示，有60所院校明确提出了国际化发展的战略目标，如“国际化办学特色”“国际影响力”“国际知名度”“国际水准”“国际竞争力”“世界一流、国际领先”“扩大国际交流与合作”“对外开放办学”“面向世界、面向国际”等，这表明“理念层面”的国际化在我国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中已经受到普遍重视。通过这些理念描述可以看出，较多高职院校强调的是教育水平的国际化，使之能让国际社会承认和接受，打造国际影响力和知名度；部分院校强调空间上的开放性，要求开放教育市场，既能在国外办学又能容纳外国在本国办学；还有一些院校强调国际教育资源的共享性，要求各国能广泛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
国际化的管理机构是支持国际化办学目标得以实现的组织特征及管理制度特征。百所示范校中，有58所院校设置了相应的国际化管理机构。其组织形式总体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附属机构。附属于校长（或党委）办公室或者教务处的国际教育中心。二是独立设置机构。独立设置的外事处、国际交流中心、国际合作与交流处。三是二级学院模式。如北京农业职业学院的国际教育学院，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的国际学院，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的堪培拉学院，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的东盟国际学院等。这些二级学院统筹管理学校国际交流与合作事宜，兼具教学与管理双重功能。超过50%的示范校设置了独立机构管理学校的国际化办学事务。
国际化办学活动是高职教育国际化的实施层面，是高职教育国际化的实现形式。不同于理念和组织机构的国际化，其表现形式则更为复杂和多元。对百所示范性高职院校国际化办学相关活动的统计显示，现有国际化办学活动，既包括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的“引进来”，如外籍师资引进、职业资格证书体系引进、课程教学标准引进、人才培养模式整体引进等；也包括输出我国职教资源的“走出去”，如援非项目办学、一带一路办学及境外分校等。此外，参加国际性技能比赛也是当前部分高职院校国际化探索的重要内容，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不仅能够在国际平台上学习先进技术，更能够在世界范围内打响中国的职教品牌，与跨国企业联合培养人才也逐渐兴起。
加强国际化组织机构建设已经成为大部分高职院校的共识，但与组织机构建设相配套的制度规范仍然有待完善。虽然过半高职示范校已经设置了相应的国际化管理机构，但只有个别院校根据国家和省级政策法规制定了较为详细的制度规范，比如学校层面的中外合作办学管理办法、外籍教师管理规定、学生出国管理规定、外事工作人员管理制度等，大部分院校缺乏对国际合作办学等活动的具体管理细则。政策法规的缺失往往使得学校层面的国际化办学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另外，与组织机构建设相配套的管理人员队伍建设略显滞后，专业化程度不高，从而影响管理质量。
国际化的最终目的在于提升办学实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但其在当前高职院校中的影响依然比较小。国际化实践形式多样且多元，但国际化的覆盖面依然比较小，国际化活动带来的辐射效应依然不够明显。就已有的国际化活动来看，无论是师生赴国（境）外参加交流活动，还是境外实习实训，抑或是参与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都受到严格的名额限制，只有较少学生和个别优秀骨干教师可以参与。与此同时，中外院校之间的校际交流也局限于个别领导和教师进行座谈。日益丰富的国际化活动形式也难以掩盖高职教育国际化的低“效益”。
由于现有高职院校的国际化办学目标不明确，专业发展规划整体不完善，导致专业设置主观倾向严重，在市场需求、设备师资、课程体系及专业建设上都缺乏调研和论证。以高职院校的中外合作办学专业设置为例，其呈现出一定的随意性、盲目性和功利性的特征。以中国高职教育国际化程度最高的江苏省为例，作为外向型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其优势产业主要集中在纺织服装、鞋帽制造、家具制造、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通信设备、电子设备制造、仪器仪表等领域。但是该省7所高职示范校共举办的17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中，国际商务、旅游与酒店管理、商务管理等文科专业却占1/3。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城市的几所“示范校”尚未开展充足的国际化办学活动。
“走出去”和“引进来”是我国高职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双腿”，需要齐头并进，而非一个在前一个在后。随着“自贸区建设”的开展和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区域优质高职教育资源的输出应该成为我国高职教育国际化的努力方向。但是，当前我国高职教育输出规模较小，形式相对单一，西部高职教育国际化办学活动相对不足。虽然依托政策优势的“境外办学活动”逐渐丰富起来，但是具有国别标识的“职教成果”输出依然有待突破，尤其是获得国际认证的课程标准及职业资格标准建设滞后。现有在我国就读的高职院校外国留学生，大多进行的是语言与文化学习，希望获得中国职业院校毕业证书的外国学生却很少。
我国高职国际化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说明当前我国高职教育国际化相关的政府宏观调控制度安排尚不完善、高职院校自身的国际化办学目标尚不明确、整体国际化办学实力有待加强。为此，亟需建立相应的评价系统，对高职教育国际化办学进行监督和规范。
政府是整个高职教育国际化的主导者，起着宏观调控、引导和协调的作用。第一，应完善高职教育国际化制度建设。制度建设是高职院校国际化发展的重要保障之一，应完善高职教育国际化的配套制度改革。比如，《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及其管理办法更加适用于本科以上层次的合作办学行为，同时，将中外合作办学限定在学校与学校之间的合作。但是高职教育的特殊性，决定了学校和外资企业、跨国企业的合作，也将是高职国际合作办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高职教育作为技术培训和高等教育的结合体，其特殊性需要专门的规章制度对其进行规范。第二，发挥经费引导作用。《高等职业院校创新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征求意见稿）》已明确提出财政部、教育部等要资助专科高等职业院校专业骨干教师境外访问学习、资助专科高等职业院校优秀在校生赴境外交流学习。在此基础上，扩大高职院校国际化经费资助范围、提升经费使用质量应成为制度安排的重点。加强经费使用的分类管理，加强对经济发达地区高质量高职院校国际化支持，重点支持偏远地区利用地缘优势与国家战略（如“一带一路”）开展国际化办学活动。此外，通过国际化办学经费在公办与民办高职院校之间的公平分配，引导民办高职院校开展国际化办学活动，充分发挥民办院校管理体制灵活、办学模式与市场对接等优势。
高职院校是国际化的主体，是国际化政策与战略的直接执行者。首先，高职院校在完善组织机构建设的同时，继续完善国际化管理的制度规范建设，同时做好国际化战略规划，实现学校国际化发展有法可依。其次，建立国际化发展校院协同机制。高职院校应形成“以学校宏观引导、国际化组织协调、院系间协同（引入外语学院）”的协同推进机制，发挥学校基础能力优势与不同院系的专业资源优势。最后，提升办学质量，注重打造特色与优势职业教育资源。这是高职教育国际化的重点与核心。高职院校应推动专业课程参与国际认证，提升人才培养的国际化水平；发挥优质资源与地域特色资源作用，建设国际化的课程标准与职业资格标准，推进资源与技术积累，实现中国优质高职教育资源的“走出去”。
质量既是我国高职教育国际化的起点，也是高职教育国际化的归宿。随着我国高职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形式的日益多样化，各种质量问题也日益凸显。这就需要建立多元化的质量保障和检测机制，有步骤、分层次地对国际化办学活动进行规范和引导。在建立现代职教体系的背景下，我国需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加强对国际资格框架的研究，逐步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技能标准和职业资格标准，构建国际通行的质量保障和职业资格认证制度。充分发挥政府、第三方组织、中外双方合作院校、企业、学生及其家长在质量保障过程中的作用和定位，从而建立多元利益相关者参与的质量保障体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际化办学活动的质量问题。高职教育国际化质量保障体系要保证三个原则：第一，严把入口关，保证引进来的资源属于优质职教资源，包括师资、教材、教学方法、跨国企业等；第二，严把过程关，保证优质教育资源使用的本土化；第三，满足国际认证标准，保证输出的职教资源达到国际认证标准，树立我国职教资源的官方信誉，加入悉尼协议就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高职院校国际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国际化需求与现实情况密切相关。一方面，要进一步规范现有高职院校与跨国企业的合作项目。由于我国高职院校正在经历从学科导向办学向职业导向办学的过渡，传统学科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往往难以满足跨国企业对人才的需求，导致跨国合作办学难以有效开展，政府应该在归纳总结现有国际化校企合作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加快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建设，明确政府、学校在办学活动中的定位，政府尤其要为该类项目的课程合作提供便利。另一方面，政府在支持和鼓励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同时，也要鼓励并推动高职院校依托企业走出去办学。高职教育国际化不同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高职教育国际化是由企业国际化推动的，最根本还要依附于中国企业走出去，已有经验表明，开办境外分校或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是高职院校走出去办学的可选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