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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来乍到的陈楚歌受到了党政办主任郝正仁的压制，工作中闹出不少笑话，受到牛大伟批评。陈楚歌在大学同学张春江点拨下，开始对郝正仁进行感情投资，并努力熟悉新的工作……
陈楚歌25岁之前，没少让陈保国操心。
陈保国常常骂他道：“老子当年怎么没把你射在墙上，省得被你活活气死！”
陈保国是全乡有名的木匠，接连生下三朵花后，为了要儿子续香火，他拖家带口参加了“超生游击队”。在他看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哪个朝代都瞧不起“绝户头”，没有儿子就没有希望，纵有金山银山，谁肯逢迎一把老骨头呢？在付出一头猪和5000元罚款的代价之后，终于有了陈楚歌这个带把子的，自小对他娇生惯养，还给他起了个小名叫小地主。
然而，随着陈楚歌的一天天长大，麻烦事接踵而来。他小学时欺负女同学，初中时打架，高中是花钱买的，高考时名落孙山，复读一年后又是“金榜无名”。这一件件一桩桩，让陈保国气不打一处来，奶奶的，惯儿不肖，肥田出瘪稻！
陈保国认为儿子不是读书的料，让他跟自己学木匠，可陈楚歌吃不了这个苦，吵着要读书。陈保国担心儿子基础太差，就托老师安排他从高二开始复读，心想这下总该可以了吧，除了高一高二是双上，高三读了三年，你再考不上除非是榆木脑袋。
陈楚歌还是让他失望了。陈保国听到消息后一斧子剁在中指上，顾不得包扎，发狠道：“要是他回家老子一斧子劈死算了，免得给老子丢人现眼！”
老婆也叹气说：“他不是那块料，你就别逼他了，要是得了神经病就什么都完了。”
陈楚歌在亲戚家躲了三天，得知父亲消气了才回家。
陈保国看见儿子，气又上来了，骂道：“没出息的东西！老子砸锅卖铁供你，指望你出人头地，你倒好，把我们陈家的脸都丢尽了！塘里又没有搭盖子，你为什么不去跳塘死了算了？我没有你这个儿子，你走吧，走得越远越好，看见你我这口气就上不来。”
老婆劝慰道：“你气坏了身子有什么用？他就是个笨瓜，是你的种，你能怪谁呢？”
陈楚歌看见父亲一夜之间花白了的头发、布满老茧少了一截手指的手和母亲皱纹满面的脸，“扑通”一声朝父母跪下了，说：“爸、妈，儿子对不起二老的养育之恩，你们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一定会考上的。”
陈保国摇了摇头：“八年抗战，日本鬼子都被赶跑了，你怎么就对付不了那几本书呢？唉，我们陈家祖坟山没有发热，这是命啊！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
陈楚歌没有起来，坚持说：“这次我离达线只差了5分，老师都说我没发挥好，否则一定能考取的。今年我再也不去上学了，就在家里复习，你们可以监督我，看我是不是说到做到。”
陈保国心想亏你说得出口，你这样还有脸到处显摆吗？你不嫌丢人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可儿子不读书能做什么呢？跟自己学木匠吗？现在农村变化大了，家家户户都盖起楼房，门窗都是铝合金结构，家具是成品的，只要有钱买回来就能用，再也不像过去请木匠师傅到家里来好烟好酒招待，折腾个十天半月的还得请油漆匠来收尾。现在自己的生意是江河日下，一日不如一日了，除了农村死人请自己去割棺材帮死人入殓外，再也没有挣钱的门道了。看着跪在眼前的儿子，陈保国心想这小子变了，开始懂事了，既然你有这个决心，做父亲的绝不挡你的道，于是长叹一口气说：“你现在是成年人了，老子像你这么大都成家生娃了，你自己看着办吧！只要你愿意读，老子就是拼了一把老骨头也供你。”
自此，陈楚歌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把自己锁在屋里复习。高考之前，陈保国托人替儿子改了名字，还改小了5岁。陈楚歌是1973年出生的，在一般人来说3最好改成5，这样只能改小2岁，而且还有涂改的痕迹；可他爸改成了8，把3的另外半边补上了，这样天衣无缝，而且一下子改小了很多。陈保国当木匠走遍了十里八乡，邻县都走过，自然见过些世面，人也比那些只知道面朝黄土背翰天的作田人活泛。在这点上，阿保国显出生意人的精明，甚至是狡黠。按他的理论，堤内损失堤外补，不能因为复读5年影响了工龄，更不能带来任何不利的影响。
没有烧不热的锅。考试结果出来了，陈楚歌高出分数线30多分，被江南大学录取了。
陈保国跑到祖坟山上，大叫“苍天有眼、祖宗显灵了”，把额头都磕肿了，又买了许多纸钱焚烧，差点引起了山火。
多年以后，陈楚歌看到电视连续剧《士兵突击》里许三多那句名言“不放弃，不抛弃”时，回想父亲为他付出的一切，心里充满无限的感恩。
陈楚歌入学那年，村东头王老根的儿子大学毕业，人家高中比他还低一届。而隔壁和他同龄的孙寡妇女儿孙春花生了个大胖小子。
陈楚歌大学一年级的学费是大姐的彩礼钱支付的。大二的时候，陈家又嫁出了二女儿，条件就是男方负担小舅子的学费。大三也不例外。陈楚歌大学没毕业，陈家的三个女儿都嫁出去了，换来了他三年的学费。大四那年，陈保国离开生他养他几十年的山村，来到城里打工，毕竟靠山乡一年死不了几个人，何况整个乡又不是他一个木匠，而且靠种地也抠不出几个钱，离大学的学费差得很远。他要挣钱完成儿子的学业，这是他内心最坚定的信念。
大学对陈楚歌来说，更像一个社会，大学生里有人抽烟、有人喝酒，还有人谈恋爱。同寝室的胡飞龙搞大了女同学的肚子被学校开除，张春江攀上了高干的千金，追求自己的王彩霞是被别人抛弃的二手货，还有他喜欢的“冷美人”潘冬香因为父亲陈保国离他而去…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陈楚歌没想到写出这样给人温暖和抚慰诗句的人也会自杀。
陈楚歌想人不能太脆弱，如果像海子那样，自己已经自杀过好几回了。多次考不上大学算一回，在大学里被同学瞧不起、感情受挫又是一回，现在大学毕业不分配工作是最严重的一回。
“考上大学，等于捧上‘铁饭碗’。”陈楚歌从小就被灌输这样的思想。当时他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只是觉得考上大学就能有一切，后来才知道“铁饭碗”就是国家终生包养你，让你一辈子衣食无忧。
这是多么美好的愿景！所以，陈楚歌忍辱负重，不考取大学不罢休。临近毕业的时候，陈楚歌被崇高的使命感激励着，踌躇满志，渴望为国家建功立业。然而，他的理想被现实无情地击得粉碎，国家决定从他这一批开始不包分配工作，哪里来还回哪里去！
从“天之骄子”一下子变成社会的弃儿，是他及这一代学生最大的噩梦。陈楚歌受到的伤害最大，如果早一年考取，也不至于自己去找工作。可世上没有这么多如果，他只有面对现实。
陈楚歌怀惴着就业证到县人事部门报到，他们的答复是回家等着，一有合适的岗位就通知他。
一天一天的等待就是一天一天的煎熬，陈楚歌心事重重，茶饭不思，体重下降了10多斤。
陈保国的脸也越拉越长，最后，他觉得光等是没有指望的，必须托人才行。可自己家世代为农，亲戚中也没有当干部的，找人连个门路都没有。
陈保国调动全部的想象力，最终还真让他想起一个人来，名叫徐成明。这个人曾经当过县教育局的局长，反右的时候作为“五类分子”被打倒，下放到靠山乡劳动改造，当时就住在陈保国家。不过，陈保国虽然想到有这层关系可利用，但他心有阴影，因为那时候他们家对这位“牛鬼蛇神”并没有关照多少，在批斗的时候也没有“保护”过他。
提起徐成明，老婆反对说：“你还好意思上门求人家，你忘了当初是怎样对待人家的？我当时说要尊重文化人，人家也是落难至此，你偏不听，说他的思想是个大毒草，自己有责任帮他改造过来。现在谁改造谁了？人家平反后还升了副县长，你呢，是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陈保国心里也有些懊悔，可他嘴上却没有示弱：“此一时彼一时嘛，那个时候毛主席说打倒谁就打倒谁，贫下中农谁不拥护呀？”
陈楚歌见父母斗嘴，劝阻说：“争论无益，心动不如行动，碰碰运气也好，总比在家里两眼一抹黑强。”
陈保国觉得儿子的话有道理，此时也顾不得许多了，解决儿子工作的事大，再要这样在家里待下去，不仅儿子要疯，自己一家人也要疯。
隔壁孙寡妇放出话来了，念了大学有什么用？没出息就是没出息，生来就是讨债鬼、败家子的命，求神拜佛都是枉然。
第二天天还没亮，陈保国领着儿子出发了，他挑着两个箩筐，一头装着花生、芝麻、糯米之类的农家土特产，另一头装着两只鸡，两只鸭、还有鸡蛋鸭蛋各200个。他一副赶集的打扮，就是怕被人看见说闲话。
一路上没遇见人，父子俩赶到乡里的时候，天才大亮。他们乘上拖拉机进城，四处打听才找到徐成明的家。
徐成明很热情，陈保国父子俩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老县长，想不到30多年没见，您身子骨还这么硬朗？”陈保国讨好地说。
陈楚歌拿眼睛示意父亲，不会说话就别乱说，你这不是咒他吗？难道你巴不得他早点死？
徐成明看在眼里，笑着问道：“这是你的娃吗？在哪里工作啊？没想到你还惦记着来看我。”
陈保国讪讪地笑着，说：“是我家老小，还没工作呢，早就想来看看老县长了，一直抽不开身。我感觉挺对不住您的，当年我们一家没照顾好您。”
徐成明摆摆手说：“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好在我们都挺过来了。咱们都别提过去了，谈谈现在，乡亲们都还好吧？”
陈保国说：“好，也有不好的，老支书、有根叔、朱大娘、桂花嫂前几年都一个个走了，还是我送他们走的呢。”
徐成明叹了口气，说：“真想见他们一面啊，可我这老寒腿不争气，不能走路。现在总算见到你，也算了却我一桩心愿了。”
陈保国见徐成明动真感情，连忙把所求之事说了出来。
徐成明说：“这个忙我一定要帮的，只是我退休10多年了，恐怕说话不一定起作用了。”
陈保国见徐成明推辞，眼圈红红地说：“老县长，这个娃不争气，说句不怕您笑话的话，光复读就是四年，为他读书，我们家油罐盐罐都倾尽了，好不容易大学毕业了，又不包分配工作。我和他妈这头发一夜就急白了，可是我们家两眼一抹黑，一点门路都没有，就只有求您了。”说完，他朝徐成明跪了下来。
陈楚歌没想到父亲这样，一时手足无措，干愣在一边。
徐成明搀起陈保国，说：“保国啊，别这样，你的心情我理解，我答应还不行吗？”
陈保国这才起身。
徐成明问了陈楚歌的姓名，哪个大学毕业，学的什么专业，然后对他们爷俩说：“你们先回去，过两天我就给你们回音。”
陈保国父子俩千恩万谢告辞。
徐成明让他们把东西带回去，陈保国说：“老县长，这都是自家种自家养的，不成敬意，您要是再推辞就见外了，我也不敢给您添麻烦了。”
徐成明知道乡下人淳朴，真心实意送来的如果推辞就显得不近人情，会觉得瞧不起他们，于是收下了。
在回去的路上，陈楚歌埋怨父亲：“你怎么给人家跪下了？”在他的印象中，父亲是个坚强的人，他常说男儿膝下有黄金，上跪天，下跪地，中间跪列祖列宗。
陈保国见儿子不领自己的情，有些生气地说：“还不都是为了你，你是我的祖宗。”
“为我你也不能这样啊，让人家瞧不起。”
“哟，你长志气了，有能耐了？这么多年你喝了一肚子墨水有什么用？到现在还不得老子用热脸贴人家的冷屁股求人？”
父子俩话不投机，各自都在想着自己的心事。
陈楚歌这才体会到张春江所说的“千好万好，不如有个好老子”这句话的深刻道理。张春江老子不赖，可是没有能力帮他留在省城，他就想着老子不行，找个好老岳也行，只要目标明确、意志坚定，取不得成功是命运不济，努力过就不后悔。现在他成功了，已经留在省城。
但陈楚歌对张春江说的“你以为到这里来是来学习的，那就大错特错了”的话始终无法认同。大学是学习阶段的最高层次，可以系统完整地提升一下自己的综合知识，而且大学本来就是学习的地方，学习是主业，其他的都是旁门左道。
学校规定也是不允许谈恋爱的。可规定是规定，没有人抓落实就是一纸空文，只有他这个老实人把这当作一回事。大学生是成年人，靠自我约束，学校在这方面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除非出事了抓个把典型来杀鸡给猴看。胡飞龙就成了那只出头的“鸡”，陈楚歌觉得除了自己是那只呆“猴”外，其他的“猴”并没有吓着，所以大学里还是谈恋爱成风，没人理会这件事。当然大多数人把谈恋爱当作逢场作戏，极少数是有真感情的，而像张春江这种借助恋爱的形式达到目的的却少之又少。
陈楚歌感觉父亲是矛盾的，他教育自己的口头禅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既然一切都是定数，他为什么送自己上学？在自己复读几年考不上的日子里，父亲遭受多少白眼可想而知，可他为什么没有放弃自己，而且还牺牲一切供自己读完大学？难道这是一种对命运的抗争或者说是改变命运的渴望？还有现在为了工作的事情他朝人家下跪，父亲傻吗？不可理喻吗？不！绝不是这样！自己身上承载着他的命运，寄托着他的理想，为了这些，他可以牺牲一切！这样想时，陈楚歌觉得眼前满脸皱纹的父亲并不是那样的低俗，反而无比的崇高。
车到乡政府，父子俩下了车，陈楚歌让父亲先回去，自己去乡政府看看有没有同学的电话。
没有自己的电话，陈楚歌感到有些失望。毕竟大家都在忙着工作的事情，谁有心思给他来电话呢。
陈楚歌闷闷不乐往回走。转过一个山坳，陈楚歌看见前面有个女人，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拎着蛇皮口袋。
那女人停了下来，一边擦汗一边骂道：“你这个小祖宗，谁让你吵着要上外婆家来的，你要不走我就把你扔下不管了。”
那个小男孩约莫四五岁左右，此刻一屁股坐到地上，撒泼说：“妈，我走不动，我还要你抱。”
女人拎起蛇皮口袋往前走。小男孩号啕大哭起来。
女人又折返回来，骂道：“你这个要人命的淘气鬼，跟你老子一样没出息。”
陈楚歌已经走到近前，发现那女人正打量着自己，慌忙扭头要从旁边穿过去。
“楚歌，我是春花啊，你不认识我了？”女人兴奋地叫着，挡住了陈楚歌的去路。
春花？陈楚歌愣了一下，再仔细看了女人一眼，果然是孙春花，隔壁孙寡妇的女儿。不过，眼前的孙春花变化太大了，以至于陈楚歌认不出来。在陈楚歌的印象中，孙春花模样俊俏，皮肤很白，脑后总扎着两条又黑又亮的麻花辫子，尤其是她有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让陈楚歌一看就想起电影《人生》里那句经典的歌词：“上河里的鸭子哟下河里鹅，一对对毛眼眼望着哥哥……”现在的孙春花，麻花辫子不见了，代之是齐耳的短发，皮肤也变得又黑又糙，脸形没有变但脸蛋上面布满了芝麻粒，眼睛不再是水汪汪的，眼神里满是疲惫，眼角也添上了鱼尾纹。
“你变得让我认不出来了，你这是回娘家吗？”
孙春花点了点头，说：“人老珠黄了，也难怪你认不出来。”
“我们俩是同岁呢！”
“女人不比男人，女人一嫁人，就像一朵花枯萎了。”孙春花说这话的时候，沉重地叹息了一声。
女人如花花似梦。难道女人真的是花，一生只有开放一次的宿命？陈楚歌看着眼前为柴米油盐操劳过度的女人，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什么滋味都有。那个天真活泼、可爱美丽的邻家女孩再也没有了，如果没有见到她，自己心里还珍藏着那段美好的记忆，现在突然面对这个现实对彼此都有些残酷。
“这是你的孩子吗？想不到都长这么大了。”陈楚歌看着已经不哭了的小男孩，转换话题问道。
“是啊，小地主，快叫伯伯。”
那小男孩怯生生地叫了一声：“伯伯。”
陈楚歌心里咯噔了一下，“小地主”是自己的外号，孙春花把它用在自己孩子身上，难道她心里一直丢不下自己？他的心砰砰乱跳，儿时的往事一齐涌上心头。
“撩不到好姐不要焦，老鼠打洞慢慢掏；白天给她担担水，晚上给她抱柴烧；铁打的心肠也软了。”孙春花天生一副好嗓子，她唱的山歌最动听。如今陈楚歌还记得许多她唱的山歌：“会唱山歌音要拖，想撩乖姐歌要多；山歌拖音才好听，歌多打动姐心窝；姐心窝，无郎无姐不成歌。”“一枝桃花靠墙开，三瓣正来三瓣歪。你要正就正到底，你要歪就歪过来。又不正来又不歪，害得妹妹胡乱猜！”
陈楚歌时常回味这些山歌，每一首都充满着火辣辣的情意。要不是自己考取大学，或许就娶了孙春花，过着“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这样的生活，也没什么不好。
可是他一直考不上大学，即便自己能等，孙春花等不得了，她被母亲逼着嫁人。农村有早婚的习俗，女孩子到了20岁媒婆就上门来说媒，双方父母一认可就谈婚论嫁。陈楚歌记得孙春花出嫁之前，母女俩争吵得厉害，他在隔壁听得清清楚楚。孙春花说：“我不要嫁人，我要一辈子陪着你。”孙寡妇骂道：“哪里田里不种庄稼？哪有女大不嫁人？你别惦记那个讨债鬼、败家仔，就是他不读书娶你，我也不同意。今儿个不愿意也得嫁，由不得你使小性子。”
孙春花哭哭啼啼地坐着拖拉机走了，陈楚歌躲在窗户后面看着，只见孙春花不停回头看着自己这边，心里便酸酸的。父亲从外面进来，满嘴酒气，冲他说：“春花这娃好福气，嫁了个好人家，男方给她买了金项链，金灿灿的，有小拇指这么粗呢。”
陈楚歌知道父亲是拿这话鞭挞自己的，他想婚姻又不是交易，可现实中许多像孙春花这样的，婚姻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交易。
“来，我帮你抱孩子。”陈楚歌说。
“那谢谢你！”孙春花感激地说。
小男孩见有人抱，再也不用走路了，马上乐呵呵地提出要求打杠肩。
陈楚歌架起小男孩，让他坐在自己肩膀上。孙春花在前面走，他紧跟在后面。
“你男人还好吧？”陈楚歌对孙春花的生活充满了好奇，他想现在是个绝佳的机会，错过这个村就没那个店了，得抓紧问清楚。
“好什么好，一提到他我就有气，老古话说‘三代不读书，不如牛马猪’，他就是个草包。”
“那你当初为什么还选择嫁他？”
孙春花叹了一口气，说：“都怪我那瞎了眼的老娘，说什么‘河边的大姐嫁到山里哭，舍不得鲢鱼脸上两块肉’，她当初因为河边缺柴，一家人上山打柴，父母觉得山里好有柴烧，就把她嫁到山里来了。她一辈子后悔莫及，老是念叨娘家好，那里是鱼米之乡，发誓女儿再不嫁山里人，便把我嫁给了她一个远房侄子。那地方是比山里好，可总不能顿顿吃鱼啊？”
“夫妻在一起就是过日子，只要他对你好不就行？”陈楚歌想不出什么安慰的话，虽然书上有许多爱情的经典，但在现实生活中，比如自己的父母，他们是典型的柴米油盐夫妻，经常为家庭琐事争吵，但争争吵吵到白头。他们有爱情吗？难说。爱情是什么？这真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谁也无法给它定义。
小男孩插话说：“我爸经常打我妈妈。”
陈楚歌吃了一惊，问道：“他真的下手打你？”
孙春花转过身来，眼里噙满泪花，点了点头，然后捋起花布衬衫。
眼前的情形太吓人了，孙春花的胸前青一块紫一块的，尤其是两坨雪白松软的肉峰，上面也伤痕累累，有两处是结了痂的黑疤。她指着那黑疤对陈楚歌说：“这是那个畜生用烟头烫的。”
陈楚歌无法接受这个现实，孙春花那洁白、挺拔的乳房曾经是引起自己最初性冲动的源泉，多少个夜晚，他做梦和她拥抱，用手摩挲着那里，不知不觉地裤子里就湿了。当时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这叫“跑马”，张春江为此想了一句自认为很精辟的话：“昨天晚上我的儿子出来逛荡，没见到他妈的面就走了。”
现在孙春花那里已经惨不忍睹，陈楚歌问：“那你打算怎么办？”
孙春花放下衣服，说：“还能怎么办呢？就这么过呗，谁叫我命苦呢。楚歌，你现在有出息了，吃上皇粮了。”
陈楚歌说：“还没有，正等着通知呢。”
陈楚歌心想女人嫁人不就图和和美美过一生吗？自己读书求学还不是想离开农村谋一个好工作，可现在两个旧时相识的人梦想都破灭了，他心里有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凄怆感。
没过几天，也就是八月中旬左右的一天，老支书送来了一封信。信里是一张“报到通知书”，让陈楚歌这个月底到靠山中学报到。
徐成明到底起作用了，陈保国感激涕零，买了好烟好酒又抓了两只鸡上门感谢。
只有陈楚歌备感失落，一来是因为专业不对口，二来他是从靠山中学出来的，那里的情况最清楚，这几年有能力的教师都找门路调走了。
不过，这是个饭碗，哪怕再不合意，毕竟是个饭碗。
陈楚歌去报到了，老校长对他很热情，称他是靠山中学第一个大学毕业的老师，把三个毕业班的语文交给他，显然是对他寄予很大的期望。
正当陈楚歌安下心来准备当一辈子教书匠时，哪知牛大伟一个电话终结了他教书匠的使命。
真是“着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
陈楚歌一被牛大伟确定借调到乡政府那天，便找机会给张春江打了个电话。张春江也替他高兴，说：“兄弟，好好干，虽说乡政府舞台有点小，但毕竟是个政治舞台。”
陈楚歌问了张春江的情况，他叹了口气，说：“还是那样，有人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还真不假，我现在算是体会到了。人生有梦，做梦最踏实。你以为工作以后就能有一切？我劝你还是做梦去吧！骨感的现实总是刺穿你丰满的理想，让你很受伤。你别抱怨被现实强奸了，强奸你怎么了？我告诉你想告状都没门，这又是现实！”
如果陈楚歌仍然做老师，或许他与张春江有同感，但他的角色转换了，心里的抱负也不一样了，他劝说道：“毛主席说过‘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你那么大的舞台，何愁没有施展的机会？更何况你才只是刚刚起步，未来的路还长着呢。”
张春江说：“但愿如此吧。”
其实现在想起来，陈楚歌对自己未来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了，他的“噩梦”才真正开始。
郝正仁给陈楚歌下马威，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也知道这是一场政治冒险，如果不成功就暴露自己，也是公开和老大决裂。他为此曾思考了很长时间，后来他还是实施了，不成功便成仁，反正寄希望于牛大伟是不可能了，提拔提拔，不提怎拔？如果他要提拔自己早就动议了，因为明年是党委政府换届年，在提交组织部的建议名单里并没有他，这是张扬透露给他的。郝正仁得知后恨得牙根直痒，可他能拿牛大伟怎么办？提拔你是工作需要，不提拔你同样是工作需要，你还能撂个石头打破天？
郝正仁后悔没有早向张扬亮明态度，其实张扬暗地里一直在拉拢他。一个地方如果党政打架，作为在夹缝里的党政办主任最尴尬，他是老鼠进风箱——两头受气。如果哪一方强向哪一方靠拢还好办，就怕势均力敌，投靠哪一方都是一种政治冒险。
不过，他现在投靠过去了，有张扬撑腰，牛大伟也不敢拿他怎么样。
郝正仁最担心的是陈楚歌皮毛无伤，结果还真是这样。令他意外的是陈楚歌居然要拜自己为师，还买了一条烟来孝敬自己。郝正仁判断牛大伟识破了自己的计谋，指点陈楚歌这样做的。郝正仁本不想收他的东西，毕竟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但后来问到陈楚歌与牛大伟是什么关系时，这家伙居然毫无保留地说了出来。
郝正仁心里得意极了，他想陈楚歌与自己斗，还嫩得很！他收下陈楚歌的烟，就是想取得他的信任，到时好从他嘴里套出有用的话来。牛大伟用这个傻瓜蛋，迟早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自己还是等着看热闹吧。
年终，牛大伟忙得脚不沾地，他带着财政所长和孙梅在外四处“打点”，希望多争取一点资金，毕竟全乡几十号人的过年费还没有着落。还有就是公私兼顾，自己那条线上的关系要增进一下“感情”。
党政办的事情更多，各种汇报材料、报表多如牛毛。本来这些事情都是郝正仁处理，现在他全部扔给陈楚歌，自己做起了甩手掌柜，倒也落个清闲。他甚至把象征权力的电话机移回到陈楚歌桌上，免得这东西响个不停烦人。
电话机移过来当天，陈楚歌接到一个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那头是一个声音甜蜜蜜的女人，自称是国家某部委的，要主任听电话。陈楚歌没有多想，就喊郝正仁接了。郝正仁接过话筒，那边老唧唧喳喳个不停，中心意思就一个，要他报篇文章，收入他们正在编撰的某某巨著，但是要收点银子，也不太多，一本书六百大洋。郝正仁支吾以对，最后答应研究研究、考虑考虑才算脱了身。放下电话，郝正仁把陈楚歌骂了个狗血喷头，说：“这种电话也叫我接？”陈楚歌说：“她说是中央某部委的，我哪敢怠慢？”郝正仁“哼”地冷笑一声，骂道：“你是猪脑子啊，中央部委若有事找地方，首先找省里，省里再找市里，依此类推，绝不可能一竿子插下来。你有见过总理直接致电乡长安排工作的吗？”
陈楚歌无言以对，他想多大的事啊，人家点名要找你我有什么办法，难道我不让你接电话？
郝正仁脾气越来越大，开始动不动冲陈楚歌发火。
许多材料陈楚歌没有接触过，向郝正仁请教，郝正仁让他自己去翻档案，说这些东西往年都有，旧瓶装新酒，换个出厂日期就行。除了文件他需要核稿外，其余材料让陈楚歌直接送牛大伟过目。
县委县政府要一份当年的GDP业绩报表，陈楚歌照去年的底子抄了一份。郝正仁看了，大骂他一顿，说：“你怎么不动动脑筋，把去年的报上去，今年不就白干了，要不是我发现得早，看老大怎么收拾你？”
陈楚歌把原来的数字提高了10个点，重新弄好，交给牛大伟过目。牛大伟不动声色地在所有的数字后面加了一个“×2”，在增长率后面加了一个“0”，由10%变成100%，然后让他按改动的数字上报。
陈楚歌心下愕然，心想这是不是夸大太多了。牛大伟见陈楚歌吃惊的样子，说：“我们乡经济盘子小，增速快点正常，今年我们招了两个大商，各方面的数字都翻了一番。你不懂经济，跟你一下子说不清。”
陈楚歌重新填好后，拿着报表去郝正仁处盖章，郝正仁仔细看了一遍，骂道：“你胆子不小啊，这些数字核实过吗？农民收入你总不能说是鸡生蛋、蛋孵鸡、鸡又生蛋，这些都得算上吧？要是上面追查下来，我看你吃不了兜着走。你先给老大过目，然后我才能给你盖章。”
陈楚歌拿出牛大伟修改的底稿，郝正仁一看笔迹，确认是牛大伟所写，心里嘀咕一句：“他可真敢写啊。”然后不情愿地盖了章。
县纪委有一个党风廉政建设的汇报材料，陈楚歌找出去年的底稿，看了一遍，上面有书记牛大伟拒吃请30次，拒收礼金2万余元，退礼品10件等等记录，还有乡长张扬及其他班子成员的，全部列成了清单。郝正仁当天请了假，丈母娘做寿。陈楚歌记得他跟自己说过凡是数字都要核实一下，便开始自己核实。
牛大伟不在，他第一个找张扬核实。张扬听他一说，像看外星人似的看着他，然后说：“你看着写吧。”
接下来是王副书记，陈楚歌见他用同样的眼神打量着自己，说了同张扬一样的话。
第三个人是纪委书记，他批评陈楚歌说：“你傻呀，这种事情怎么能找领导核实？领导会怎么对你说？”
陈楚歌说：“他们都说让我看着写。”
纪委书记说：“这就对了！那你还愣着干什么，看着写吧。”看着陈楚歌离开的背影，他摇了摇头。
陈楚歌并不是真傻，听话听音，他明白这种事情是领导不喜欢的，便不再核实，按去年数字乘2后交到牛大伟的桌上。
牛大伟回来后看到材料，把陈楚歌找去，当着他的面把数字后面的“0”全部去掉了。“这件事情我听说了，今后做事要多动脑筋，要学会加减法。在增长方面做加法，在这方面就要做减法。本来这些数字就是虚的，你增加了一倍，说明我们乡的社会风气在变坏；如果你减少到现在这样，说明我们乡的社会不正之风得到根本扭转。这里面的学问深着呢，你慢慢悟吧。”
郝正仁第二天就听说这件事了，心里乐开了花，想这下陈楚歌丑出大了，他出丑牛大伟就会跟着出丑。
这以后陈楚歌再次向郝正仁请示工作时，郝正仁便揶揄说：“你看着写吧。”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各部门各条口的材料铺天盖地而来，陈楚歌起早歇晚，有时加班到深夜，但事情始终做不完，有时候稍微动作慢一点，分管的领导就对他横加指责，说他对自己这块的材料不重视。还有的吹毛求疵，说他的材料整得不像样，要是郝正仁操刀，比这不知强上多少倍。
郝正仁呢，也在里面推波助澜，动不动拿陈楚歌开涮，责怪他脑子慢，这么点东西怎么要那么长时间？平时沉默寡言的他，一下子絮叨起来，陈楚歌听得多了，耳朵起了茧，就当他是更年期综合症。
陈楚歌这才体会到张春江那句“比鸡起得早、比狗睡得晚、比猪吃得烂”的滋味，只是张春江工作上要清闲许多，而自己累死累活的，像个拧紧发条的机器。他想应该在前面的基础上追加上一句“比驴干得累”，这样才是自己工作的真实写照。有两次为了迎接上面的检查，陈楚歌整宿没睡准备材料，牛大伟知道后，让他注意休息，别把身体累垮了。
郝正仁巴不得陈楚歌累垮，心想你小子不是想到乡政府来吗？想蹚升官发财这浑水吗？先累死你再说。
有一次陈楚歌实在无法完成，郝正仁朝他咆哮如雷：“这点事情都做不好，想当年我一个人就把乡里的材料全部承包了。你别忘记自己是什么身份，你到这里来就是做事的，不是做官当老爷的，如果你不想干，就趁早主动打道回府，否则我会立马向老大建议把你退回去。”
郝正仁之所以放出这话，在他看来，陈楚歌与老大不是沾亲带故，而且他还没有取得老大的信任，融入到他的圈子中去。老大的圈子还是那么大，如果陈楚歌加入进去，无疑力量就会加大，所以自己一定要阻止这个结果，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是对陈楚歌百般指责，让大家知道他不能胜任这个工作，现在这个目的基本上达到了。再有就是攻心为上，打击他在党政办工作下去的底气，让他明白自己的身份，知难而退。
身份是陈楚歌心中的一个结，干得再好成绩与自己沾不上边，毕竟自己不是正式工作人员，即便是，一切也都是郝正仁的。而郝正仁呢，也是“替他人作嫁衣裳”的命，干了八年的党政办主任也没升上去。本事再大，水平再高，只要领导不用，就是没本事、没水平，因而当时又流行一句话：“领导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领导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
陈楚歌此刻的理想就是解决身份问题。过去想当编辑、记者的宏大理想被现实击溃以后，他只求有个工作，但没想到被安排到他最不愿意去的靠山中学当老师。不是当老师这个职业不好，关键是在靠山中学，他可能连老婆也讨不上。这里的老婆标准是指有工作的女人，陈楚歌的几个老师都找了乡下女人做老婆，既当老师又当农民，一边教书一边种田。可这些老师大多数是高中毕业的代课老师转正的，起点就是农民，与自己的学历悬殊较大，如果自己也走他们的老路，不仅自己心中不服，也会被大家笑话。现在好不容易有了调动的机会，陈楚歌自然要牢牢抓住。因而无论郝正仁怎么说他，他都认了，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把工作干好，然后正式调过来。
牛大伟听到了一些风声，一天当陈楚歌送完文件要离开时，他叫停了他，问道：“小陈，最近我听说郝主任对你的工作不太满意，是怎么回事？”
陈楚歌身上的冷汗直冒，回答说：“是我工作没做好，郝主任批评是对的。俗话说‘严师出高徒’，郝主任表面对我严厉，其实他内心中是为我好的，希望我早一天熟悉工作。”
牛大伟心想恐怕未必如此，不过陈楚歌这样一说倒是提醒了自己，便又问道：“听说你拜郝正仁为师？”
“是啊，‘德高为范，学高为师’，您不是让我多向郝主任请教吗？所以我就拜他为师了。”陈楚歌不知道牛大伟为何有此一问，这件事情全乡尽人皆知了。
牛大伟脸上绽露出笑容，说：“谦虚好学是对的，我只是问问，没什么事了，你去忙吧。”
陈楚歌从牛大伟那回到办公室以后，看见郝正仁嘴角溢出一丝轻蔑的微笑，显然心里很得意。他明白郝正仁一定是到牛大伟那里打自己的“小报告”了，可是自己是个“外来户”，“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只有任人宰割的份，有理无处诉，有冤无处申。
下午，邮递员送来报纸，里面夹杂着一封信，是张春江来的。陈楚歌心想这家伙很懒的，没见过他写信，怎么好好地想起给自己写起信来了。便急忙打开信封，里面是一张贺年卡片和一张便笺，贺卡上写道：“新年快乐！”便笺上是一首打油诗：
少年不识愁滋味，欲上层楼
如今识得愁滋味，欲说还休
什么梦想思想理想幻想，全都是自我安慰
在现实的世界里，我的心伤痕累累
十几年的寒窗苦读，换来个巴掌大的文凭
一月八百大元工资，就砸得我昏迷不醒
每天朝九晚五，像个拧紧发条的机器
什么青春浪漫，早已被我无情地抛弃
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被控制着的风筝
搞不清攥紧线的是谁
活得苦，活得累
这样的辛酸无人体会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人一天一天变老，脾气渐渐变小
就算愤世嫉俗，我也没心没劲儿再骂
陈楚歌看完，这时，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是张春江打来的。“我的信收到了吗？”
“刚收到，谢谢你的贺卡，但没想到你还有心情写诗。”
“这不是闲得无聊么，你不知道闲有时比忙更能折磨人。我的诗写得咋样？”
“于我心有戚戚焉。”
陈楚歌趁郝正仁不在，又和张春江聊了些别的，但他不敢聊长了，怕郝正仁回来撞见。果然郝正仁很快回来了，问陈楚歌是谁来的电话。陈楚歌坦言相告。
郝正仁语含讥讽地说：“要我说，你那个同学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有那么大的平台不好好利用，整天无所事事浪费光阴。”
陈楚歌有过一段时间无所事事的生活，那是他刚毕业在家等候安排工作，那种滋味确实难受。倒是现在整天忙得不可开交，让他没时间来思考。诚如张春江所言，在现实的世界里，自己已经被磨去那份为理想仅有的冲动，他所要做的就是老老实实地做人，勤勤恳恳地干事，脚踏实地地走好目前人生的每一步。
陈楚歌想既然无法选择改变环境，就只有改变自己来适应。有一句英语谚语说得好：“天上的十只鸟，当不了手里的一只鸟。”只有珍惜现实的拥有，才有可能展望憧憬明天的美好。陈楚歌历来回想起这一段时光觉得自己就像那个麦兜，出生草根，头脑也不算灵光，在优胜劣汰的现实社会里，始终在努力着，虽然实现不了什么远大的理想，但是还是可以解决最基本的物质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