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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关于“长三角民营企业发展”的内部调研报告曾揭示：当下之所以很少有“真正成功的民营企业家”，主要是有“三道关”把大多数人挡在了门外。第一道关是“创业关”，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被淘汰了。第二道关是“市场关”，也淘汰三分之一左右，这部分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作为了“分母”。第三道关是“做人关”，在“创业关”和“市场关”都很成功和幸运，但由于“做人”的问题而最终功亏一篑。在经历了残酷的“三关”之后，真正的企业家变得凤毛麟角。人是城市的主题，人的素质就是城市的素质，人的命运就是城市的命运，所以这个模式也可用来解读和透视中国城市。总体上看，我国城市也主要经历了“创业关”和“市场关”，分别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型城市化”和“经济型城市化”两种模式。而目前面临的正是以“文化挑战”为主要内容的“做人关”。能否成功回应“文化挑战”，直接关系到新型城镇化的建设质量和水平。
在“创业”阶段，无论是国家、群体，还是个人，面临的最大问题都是生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最重要的是“如何迅速集聚资源”，获得竞争的实力和平台。因而在这个初级阶段中，“成功证明手段合理”是唯一的生存法则，在“创业”阶段，国家、群体或个人采用一些不得已的手段，在某种程度上不仅必要，也具有历史的合理性。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30年的城市化和人生的“创业期”非常相似。我们把这个阶段称为“政治型城市化”。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选择的第一种城市化模式，它的特点是一切服从于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需要，带有明显“逆城市化”特征。这个模式不是出于城市的天性，而是出于巩固新生政权，减轻经济压力和维护稳定社会的政治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最大的问题是“创业艰难”，为了应对帝国主义的军事干预和经济封锁，必须在短时期内集聚足够的资源。这只能从两方面入手：一是结束资源的分散状态，一切资源和财富收归国家，由中央政府决定“干什么不干什么”，以提高资源使用的效益；二是尽可能地节约资源，压缩不必要的开支，这就需要国家对整个社会需求进行统筹管理，根据利害的程度和远近，决定满足、首先满足什么或压抑什么。而唯一目的就是生存下去。由于比较强硬的政治和军事化手段，最有利于集聚共和国生存所需的各种资源，这也就是对于城市这个天生最活跃的经济体，中央政府同样采取了“军事化”或“准军事化”管制的根源。这也说明，与西方现代城市化进程依赖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不同，国家意志和政治需要是新中国城市发展的主导机制和力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30年主要是政治主导的城市化。从最初对人口流动和经济资源的军事化管制，到20世纪50年代定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户籍管理制度，是我国政治型城市化的基本特色和成果。相对于农村而言，城市主要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减少城市人口，在很长时间内成为我国应对城市问题的基本手段。如从1959年开始到1960年，中国政府就从城里迁出了2000万人。
又如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为了减少城镇人口，196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了《关于调整市镇建制、缩小城市郊区的指示》，提高了市长的设置标准，撤销了大部分10万人以下的市和大批不符合条件的镇。通过市镇设置的调整，中国的城市由1961年的208个减少到1964年的169个，建制镇更是由5404个下降到3148个，城市化水平由1960年的19.75%下降到1963年的16.84%”。
包括在整个60年代，从初期的城市居民、干部下放，中期开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三线”建设，到末期出于“备战”考虑的城市人口外迁，使新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不升反降。其中，上海最具代表性。从理论上讲，一方面，城市天生是最活跃的经济体；另一方面，也需要自由迁徙的人口，由国家垄断全部物质资源和掌握所有人的命运，显然不符合城市化的基本原理。在今天看来，我国城市存在的很多深层矛盾和问题，都可追溯到这种政治型城市化，特别是计划经济和户籍制度，也包括城市管理比较粗放和落后、行政干预过多等问题。但无可置疑的是，正是这些有悖于城市天性的非常之举，使新中国的政权得以稳固，为中国城市化奠定了大前提和基本框架。对新中国最初实施的政治型城市化，应该从“创业艰难”的处境出发，并以“了解之同情”的态度加以客观评价，而不应要求过高，求全责备。诸如系统性的城市规划和政策，是否符合城市发展的规律和特点等，不但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属于一种“求全之毁”。
在“市场关”这个阶段，发展取代了生存成为首要问题。而与“创业期”不同的是，由于面临的竞争者都有实力、经验、头脑和手段，这本身就是一场比“创业”更残酷的比拼和竞争。与草创时期仅凭勤劳和运气就可以成功不同，管理学界广为流传的四句话——“思路决定出路，态度决定前途，细节决定成败，战略决定命运，”
可以看作是国家、集团和个人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的基本生存原理和经验总结。
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5年编制第九个五年计划时首次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国城市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闯市场”。我们把这个阶段称为“经济型城市化”。这是新中国建立后选择的第二种城市化模式，它的特点是以GDP为中心，一切服从于发展经济生产力需要的城市发展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确立、城市经济的改革开放、城市商业与服务功能的全面复兴、城市建制与城市人口的迅速扩张，是这种城市化的基本特征。从城市化的角度看，改革开放有两个关键词，即“市场经济”和“人口流动”，两者分别针对计划经济和户籍制度，目的是通过恢复城市的经济天性和人口规模，提升城市化水平和竞争力。这同样有历史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如同创业成功的企业家，必须转变经营模式，改革管理模式，拓展新产业一样，为了盘活已有资源，提高生产效益，赢取更大市场。很多城市都打出了“以经济为中心”的鲜明旗号，唯一目的就是加快经济发展，因为发展慢了就等于倒退，而倒退就意味着将被淘汰。与过去城市的命运主要取决于政治安排不同，各级政府比任何时候都清楚，发展经济才是硬道理，为此必须放弃一部分权力，甚至是主动寻租以寻求投资和合作。改革开放30年来，城市和工商业的关系前所未有地亲密，而变化与收获最大的也是城市和工商业。
城市既是最大的经济体，也是最大的市场。市场经济大潮汹涌而来，很快改变了我国城市发展的理念和模式。具体说来，以2005年“中心城市”和“城市群”进入国家战略为标志，我国长期以来重点发展中小城市、限制大城市的国策发生重要变化。如同成功的企业热衷于并购和扩张一样，在经济型城市化大潮中，最有代表性的是2004年前后，全国183个城市提出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其客观原因在于，城市空间越大，功能越全，影响越大，就越有利于全球优质人口、资本与文化的集聚，这是很多城市在定位上不切实际，盲目追求高速度和高标准，并引发了后患无穷的“城市大跃进”的根源。经济型城市化的内在矛盾在于，很难处理好“做大”和“做强”的矛盾。“做大做强”，是很多城市都喜欢使用的战略性概念，但这个概念本身在逻辑上就是不通的：一方面，要做大城市规模，就需要有更多的土地、资金、能源等客观资源；另一方面，要快速发展经济，也必然要通过强化管理提升人的劳动强度和效率。但现实情况是，改革开放以来，以能源消耗翻一番为代价，中国GDP实现了翻两番的目标，而我国有限的资源与环境已不可能再支持这样的增长。对人自身而言，高速运转的城市已严重透支了个体的生命成本，人们对城市、工作的厌恶感与日俱增，城市正在丧失提供美好生活的本质。
从城市化的基本原理来看，空间和人口是城市化的两大基本问题，城市发展既需要有充足的空间和土地资源，也需要有大规模和高密度集聚的人口。但这两者又往往是不协调的，甚至是激烈冲突的，因为城市在本质上是一种“容器”，无论容量多大总是有限的，一旦超过了城市可承载的极限，就会导致人口密集、房价昂贵、交通拥堵、就业压力增大、环境污染加重、社会分化加剧、公共资源（如教育、卫生）短缺等城市病，并从根本上威胁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这既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型城市化的后遗症，也是新型城镇化面临的主要问题和矛盾。具体说来，在空间层面上，以“土地城镇化”为基本特征的“城市大跃进”，已严重威胁到国土开发建设的“底线”，这是国家近年来密集出台多项严格管控土地政策和举措的主要原因。在人口层面上，主要涉及“农业转移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也严重影响到社会公平公正的“底线”，这是《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明确提出“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的主要原因。这两方面的问题不解决，就不可能真正提升我国城市的建设质量。
在顺利通过“创业关”和“市场关”之后，“城市中国”终于获取了与当今世界强国竞争的资格，但就在我们喘息未定之际，真正的挑战可以说才刚刚开始。与过去的挑战主要来自政治、军事和经济领域不同，这次最严峻的挑战来自以“做人”为核心的文化领域。其中，既有经济发展后的道德和生活方式问题，也有对新的层级更高的城市规则的排斥和不适应问题，而最重要的则是被繁华的表象冲昏了头脑，不能正确认识个人与社会、城市、国家和世界的关系，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这在深层涉及的是人的素质、能力和智慧水平，是一个典型的文化问题。文化问题尽管属于细节，但在“守成”或“可持续”的新阶段，却是生存和发展必需的第一素质。
这是中华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直面的现实。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30年的与西方的政治与军事斗争，我国成功地捍卫了自己的国体、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国已实至名归地成为世界经济大国，这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了可靠基础。但在比较成功地解决了政治和经济问题之后，一向不被重视的社会和文化领域开始成为前进路上的“拦路虎”。很多不文明的现象每天都在发生，中国游客在国内外景点乱刻乱画、在国际航班上打架斗殴；市民随时都可能买回假冒伪劣商品；在最能体现文明生活方式的家庭婚姻中，从层出不穷的“情妇反腐”到媒体曝光的农民工“临时夫妇”；在最能体现城市文明的公共空间中，从“中国式过马路”到怎么也落实不了的“垃圾分类”，这些问题多半不是由于“没有饭吃”甚至“食无鱼，出无车”，也不是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制规章或其他制度方面的缺失而产生的，而是因为“明知故犯”或“就是不想遵守规则”，是由于人的文化素质无法管理好其在城市公共空间中的身体和本能。这也可以说是“大而不强”的后遗症，真正的“强”，不是物质和资本，而在于人本身，如同罗曼·罗兰讲的“心灵的英雄”。这提出的是一个“做人”问题，即需要什么样的观念、素质、能力和智慧，才能成为一个适应当代环境和发展需要的“人”。
对于城市也是如此。就城市建设而言，这突出表现为硬件与软件的矛盾。一方面，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我国城市在空间、人口、经济和商业繁华程度等方面甚至超过了西方，这是有目共睹的；但另一方面，我们的城市也很脆弱。比如，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上，尽管投入巨大，但一遇到大雨，几乎每个城市都可以“看海”。在城市交通上的投入也很大，但实际情况不是出行越来越便捷，而是越来越糟糕。在房价调控、空气治理、水环境治理、食品药品安全等方面，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我们拥有经济实力强大、行政机构复杂和人力资源丰富的城市，不但不能对各种城市问题应对自如，相反却是捉襟见肘和疲于奔命。这也表明，对于一个城市而言，仅有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或成千上万的高科技人才，仍然不可能是真正强大的，因为城市强大的关键在于有没有适应城市生存环境、符合城市发展规律的“真正的城市人”。实际上，我们城市中出现的很多问题，都与人的素质相关。比如，尽管城市规划越来越多，但由于“长官意志”、研制团队竞相模仿、爆炸式增长的城市规划，并未能改变“产业同质竞争、项目重复建设、空间批量生产”的“粗放发展模式”。还有在城市品牌营销方面，也由于人的文化和审美问题，出现了“西门庆”文化旅游规划、“一座叫春的城市”等城市营销。由此可知，文化问题已成为影响我国城市发展，特别是影响城镇化质量的主要矛盾和核心问题。
中国城市发展面临的文化矛盾与挑战，已经引起了各方面的高度关注。在国家战略层面，以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为标志，继而明确提出“把文化繁荣发展作为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重要内容”，表明了实施国家文化战略意识的觉醒与付诸实践的决心。在城市发展模式方面，2005年7月21日，在全国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工作座谈会上，时任建设部部长的汪光焘严厉批评了183个城市的“国际化大都市”定位，
在此背景下，“宜居城市”“生态城市”“文化城市”等开始成为众多城市的发展目标。其中透露出的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是我国的城市政策开始注重以人为本，城市经济发展开始服务于人的价值和文化需求，我们把这个阶段称作文化型城市化的开端。尽管很多深层和长期积累的问题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但作为扬弃经济型城市化的标志，文化型城市化既是对上项目、找投资、跑马圈地和大搞GDP竞赛的城市发展模式的重要矫正，也表明城市管理开始更多地触及城市建设的目的和意义，城市社会的公平、正义及城市人精神生态等文化问题，是一种巨大的历史进步，也是应该得到充分肯定的。
对于正在探索中的文化型城市化，重要的是如何按照正确的方向深入推进。
首先，要意识到问题的艰巨性，并做好长期奋斗的思想准备。文化建设的公益性强，有悖于城市的经济天性，可以说这是中国城市面临的最艰难的抉择。在当下，最需要警惕的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挂羊头卖狗肉”。尽管不少城市提出“文化城市”“生态城市”“宜居城市”等，但事实上仍是打着文化建设、文化产业的旗号，继续搞“土地财政”或房地产开发的老一套。正如巴尔扎克所说的“三代才能培养成一个贵族”，改变以GDP为中心的经济型城市化模式，不是短期内可以实现的；另一方面是按照经济建设的思路抓文化建设。和长期处于奋斗阶段的人生一样，中国城市重视经济的主要原因也是“穷怕了”，由此导致了一种价值观——以为只要有了钱，就有了一切，包括文化和尊严。但实际上，经济是经济，政治是政治，社会是社会，文化是文化，它们各有各的规律和特点，不认真研究，就会导致文化建设的资源浪费和“瞎折腾”。现在各地政府抓文化，主要手段就是“给钱”。比如有些城市“眼红”其他城市有文化名人，不是通过政策、制度建设和培养人才，而是以别墅或其他超级待遇去“挖人”。尽管在面子上很好看，但根本起不到文化建设的作用。再比如对于文化产业，一般的理解就是大规模、大投资，搞成“航空母舰型”文化企业。但实际上，真正强大的文化产业不是靠规模大、资金多、体量大堆出来的。文化产业本质是文化，要靠创意、靠思想、靠艺术和天才的想象力创造财富，同时也需要长期积累。
其次，最为重要的是紧紧抓住“人”这个关键环节。无论是政治建设、经济建设，还是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核心是要有一大批适应形势要求的人。明代重臣张居正曾说：“法之不行也，人不力也，不议人而议法，何益？”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讨论“人民”时也曾指出：“正如建筑家在建立一座大厦之前，先要检查和勘测土壤，看它是否能担负建筑物的重量一样；明智的创制者也并不从制订良好的法律本身着手，而是事先要考察一下，他要为之而立法的那些人民是否适宜于接受那些法律。”
实际上，近年来我国城市政策已颁布不少，从国外借鉴的经验也多如牛毛，出现问题时，不能完全归咎于顶层设计，同时也有实施和落地的问题。比如土地问题，无论国家出台了多少政策，处理了多少违规违纪官员，但出于发展经济的压力、惯性和诱惑，未批先建、少批多占、越权审批、以租代征、借壳建设等问题仍很多。比如户籍问题，无论国家在顶层怎样焦虑，农民工在基层怎样煎熬，几乎每个省会城市都“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即使被迫有限开放，也会设置过多的条条框框。为什么很多很好的政策不能落地，或在实施过程中被“偷天换日”“李代桃僵”，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人不力”。如同企业家在“做人”上出问题，多半是因为改不了在草莽时期养成的坏习惯，或者是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养成了对各种“歪门邪道”的依赖症，把不正常的当作正常，把“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当作“包打天下”的秘密武器，不遵守规则甚至以挑战和破坏规则为乐，无法对新的变化了的现实和形势做出正确的判断，对于城市也是如此。由于我国政治型城市化、经济型城市化的惯性都很强，要想放弃和改变也是很艰难和痛苦的。这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护环境和生态、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往往成为一纸空文的根本原因。
与改革开放以来面临的市场挑战相比，以文化问题为主要矛盾的“做人关”，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更加艰险的道路和难以平稳度过的阶段。这些十分棘手和复杂的问题必须尽快得到解决，因为它在最深的意义上关系到人在城市中奋斗、付出、追求的价值和意义。对此主要有两种手段：一是强化规范，认真研究和吸取已有的问题和经验，使当下比较粗放的法律、管理、考核等公共规则更加科学，特别是强化执行力和执行效果，能够比较快地见到成效；二是文化教化，正如朱子说“变化气质”，文化知识和价值观念方面的学习和规训，能够使我们逐渐适应和培养城市人应有的品质和气质。这两方面结合得好，分寸把握得当，就可使我们的民族以较小的代价成功回应“文化挑战”，在城市化和现代化的风雨中真正成熟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