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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2日至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指出：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这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就深入推进《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的“人文城市”建设作出的最新指示，为正确认识和把握城镇化进程中文化与经济、社会、生态建设的内在关系确立了基本原则。在城市建设用地收紧、人口红利逐渐走低、科技创新周期较长等背景下，无论是充分利用我国城市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大力发展文化经济和服务业，还是为人民群众提供高品质的文化精神消费产品及服务，都需要把文化传承发展利用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加快推进人文城市走上高质量发展之路。
英国诗人库伯说：“上帝创造了乡村，人类创造了城市。”
与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结构和文化生态都比较简单的农业社会相比，集聚着大量财富与人口、复杂的社会与权力体系、多元的感性欲望与需要的城市，不可能仅仅依赖“自然律”自发地演化和发展，而主要依赖于当代人更高级、更复杂的规划、设计与建设。
由于城市化进程启动得早、发展得充分，西方城市社会学在知识谱系上也相当杂多，不同学者与流派差别较大，但从深层结构上讲，大体可划分为三种模式，即传统城市社会学的“人口论”、新城市社会学的“政治经济论”和人本主义城市社会学的“文化艺术论”。对它们进行充分的研究与深入的阐释，可以为中国城市化进程提供直接的理论资源与现实参照。
一是传统城市社会学的“人口论”。“迄今为止，人们把‘城市化’定义为一种人口现象，即城市居民百分比的增长过程。”
人口论是城市化最基本的研究与测评方法，至今仍十分重要并被广泛使用，如我们常用的“城市化率”或“城市化水平”就据此而来。
二是新城市社会学的“政治经济论”。1981年，美国社会学家J.沃顿（John Walton）提出了“新城市社会学”（new urban sociology），认为城市社会学研究的重点不再是人口问题，而是资本主义的作用、国际经济秩序对城市建设的影响、财富的积累与权力的集中、社会阶级关系与国家管理职能等。
新城市社会学与传统城市社会学的重要区别在于从人口集聚向政治经济结构，超越了城市理论研究的人文生态学派和城市发展的自然有机进化论，将关注的焦点集中于城市社会的现实维度上。
三是人本主义城市社会学的“艺术文化论”。如芒福德所说：“我们与人口统计学家们的意见相反，确定城市的因素是艺术、文化和政治目的，而不是居民数目。”
如果说传统城市社会学把城市理解为“生物世界”，新城市社会学又有“政治经济决定论”的嫌疑，它们在总体上倾向于科学与实证，那么人本主义城市社会学则是对它们的重要超越。由此可知，芒福德提出了一个衡量城市发展的重要尺度——不是城市人口的增加，不是经济总量与财富的聚集，而是“艺术、文化和政治目的”。
这尽管有偏爱城市文化、排斥城市经济的倾向，但对于过于物化、商品化的后现代社会、对于扭转“见物不见人”的中国城市发展方式，仍值得肯定和借鉴。延续着芒福德的理论主线，我们提出，文化城市不同于“政治城市”和“经济城市”，超越了城市原始的防卫、商业等实用功能，是一种以文化资源和文化资本为主要生产资料，以服务经济和文化产业为主要生产方式，以人的知识、智慧、想象力、创造力等为主体条件，以提升人的生活质量和推动个体全面发展为社会发展目标的城市理念、形态与模式。既超越了人类城市原始的防卫、商业等实用功能，也不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政治型城市化”和“经济型城市化”，它揭示出城市发展的目的，在于城市是否提供了一种“有价值、有意义、有梦想”的生活方式。由此可知，文化城市理论应该成为我国“人文城市建设”的核心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念。注重人文城市建设，是一个衡量城市发展的新尺度，它揭示出城市发展的目的。这是“以人为本”在城市发展中的真正落实。
人文城市不是无本之木，在人类城市发展史上，既有在特定历史社会环境中成功的案例，也有至今仍需要沉痛反思的反面典型。
以芒福德的城市史研究为基本框架，综合马克思、恩格斯及西方社会学家的相关研究，可以得出一个判断：以古代雅典为代表的希腊城市是文化城市的杰出代表，而以罗马城为代表的罗马城市则是文化城市的反面典型。希腊化的基本特征在于，“人们在城邦里形成聚居不是因出生和习惯，而是为了追求一种更好的生活；”
罗马化的基本特征是“物质建设的最高水准与社会人文发展的最坏状况。”
与马克思认为希腊艺术具有“永久的魅力”一样，以古希腊哲学、戏剧艺术、雕塑和体育竞技为代表，希腊城市最大限度地体现出了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本质，“古希腊人在短短的几个世纪里对自然和人类潜在能力所做的发现，超过了古埃及人或苏美尔人在长长几千年中的成就。所有这些成就都集中在希腊城邦里，尤其集中在这些城市中最大的雅典城。”
与恩格斯指出的“普遍的贫困化，商业、手工业和艺术的衰落，人口的减少，都市的衰败，农业退回到更低的水平，这就是罗马人的世界统治的最终结果”
相一致，罗马城以血腥的斗兽场、荒淫的罗马浴池及外表华丽但内涵空虚的大剧场为代表。正如芒福德所说：“罗马变成了一个反面生活的容器：在荒淫无度的破坏性活动中，生活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在这些方面，罗马帝国把历次文明似乎都不可避免的那些丑恶扩大化和持久化了。”
而雅典之所以成为“美好生活”的空间，罗马城之所以成为“死亡之城”的典范，根本原因就在于城市文化。
最值得关注的是，罗马城的幽灵正在当代大都市中蔓延。芒福德曾警告说：“哪里的人口过分密集，哪里房租陡涨居住条件恶劣，哪里对偏远地区实行单方面的剥削以至不顾自身现实环境的平衡与和谐——在这些地方，罗马建筑和传统的各种先例便几乎都会自行复活，如今的情况正是这样：竞技场、高耸的公寓楼房、大型比赛和展览、足球赛、国际选美比赛、被广告弄得无所不在的裸体像、经常的性感刺激、酗酒、暴力、等等，都是道地的罗马传统。同样，滥建浴室，花费巨资筑成的公路，而尤其是广大民众普遍着迷于各种各样的耗资巨大而又转瞬即逝的时髦活动，也都是道地的罗马作风。”
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以2013年我国35个城市的GDP占到全国经济总量的一半，以及2010年以来的“逃离北、上、广”“大城市伪幸福”等为代表，可以明显感觉到的是“物质建设与社会人文发展”的严重冲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坚持我国城市建设防止“罗马化”和走文化型城市化发展道路。就此而言，“注重人文城市建设”既是新型城镇化与旧城镇化的本质区别，也是其之所以“新”的灵魂所在。
从我国的城市发展进程看，与20世纪中前期以政体转型与建构为中心的近代化、20世纪后期以经济改革开放为中心的现代化、21世纪以来以城市化为中心的后工业化相对应，我国的城市主要经历了“政治型城市化”（1949～1978）、“经济型城市化”（1978～2005）与“文化型城市化”（2005年以来，以“宜居城市”“生态城市”“人文城市”等为标志）三种发展模式及相应的历史阶段。加快布局和强力推进“文化引领城市发展”正在成为新时代的主旋律。
具体言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30年属于“政治型城市化”。这是一种以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为中心，一切服从于国家政治需要与政治利益、带有一定“逆城市化”色彩的城市化模式。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属于“经济型城市化”阶段。这是一种以GDP为中心，一切服从于解放生产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复兴城市商业与服务功能等现实需要的城市发展模式。以2005年建设部力推“宜居城市”为起点，至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首次提出“注重人文城市建设”和“把城市建设成为历史底蕴深厚、时代特色鲜明的人文魅力空间”为标志，一种不同于“政治型城市化”和“经济型城市化”的新的城市化模式逐渐形成，我们把它命名为“文化型城市化”。这既是一个关于城市规划、建设和发展的新理论、新标准和新模式，真正体现了“以人为本”和“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历史要求，同时也重申了城市的最高本质在于创造一种“有价值、有意义、有梦想”的生活方式，而不只是吸纳了多少人口和集聚了多少财富。“文化型城市化”代表着我国未来城市发展的战略主题及先进方向，并为文化引领城市发展创造了客观条件和社会需要。
中国的城市化和人文城市建设，既和其他国家一样要遵循人类城市发展的普遍规律，同时也必然有其独特的道路和不能被忽视的根本利益。这是我国新型城镇化、人文城市建设必须树立的战略自觉意识。
首先，城市群是当今世界城市化的主流和大趋势，也是我国人文城市建设必须依赖的大背景和总体框架。城市化主要有“单体式”和“城市群”两种发展模式。前者的突出特征是“单打独斗”“以邻为壑”，对外加剧了城市之间的“同质竞争”，对内激化了城市内部的“恶性博弈”，往往造成区域内资源、资金和人才的巨大浪费和低效配置，并直接损害了城市社会应有的公平、正义及人的精神生态。后者的目标是通过建立合理的城市分工和层级体系，解决区域内以“产业同质竞争、项目重复建设、空间批量生产”为特征的“粗放型城市发展模式”，以及城市与乡村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不断激化的对立和冲突，促进都市、城市、乡镇、农村的协调、均衡和可持续发展。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单体式”城市发展模式在西方国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城市群成为城市化进程和区域发展的主流趋势。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中国城市究竟是走“大城市”还是走“小城镇”的发展道路在理论和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把城市群作为主体形态”，不仅在理论上解决了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主导形态和核心机制问题，在实践中也有利于不同层级的城市化单元走上一条资源配置合理、发展节奏平稳的包容性发展之路。但由于各城市的历史文化资源积淀、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现状、文化产业发展水平不同，特别是由于文化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所以在人文城市建设中，最容易重蹈过去在发展城市经济时“同质竞争”的覆辙，是当下最需要未雨绸缪和加以应对的。
其次，文化城市群代表了城市群发展的先进方向和最新趋势，应成为我国人文城市建设的最高理想和奋斗目标。城市群主要有两种发展方式，一是传统的主要以经济、交通和人口作为测评指标的“经济型城市群”；二是新出现的主要以生态、文化和生活质量作为评判标准的“文化型城市群”。在全球人口爆炸、能源危机、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的当下，“文化型城市群”日益成为全球城市化和区域发展的主流和大趋势。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群率先在东部地区崛起，以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为代表，我国主要走的是一条经济型城市群发展道路，尽管各城市群的经济总量、交通基建和人口规模发展很快，但它们的城市病也日趋严重，不可持续问题日益凸显。目前，我国规划和在建的城市群（经济区）已达30个，涵盖全国815个城市中的606个，人口和经济规模分别占到城市总人口和GDP的82%和92%，因此，科学规划和设计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市群发展道路，不仅必要而且迫在眉睫。理想的城市群是一个在人口、经济、社会、文化和整体结构上具有合理层级体系，在空间边界、资源配置、产业分工、人文交流等方面具有功能互补和良好协调机制的城市共同体。城市群发展不只是经济的一体化进程，也包括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内容。一个时期以来，由于把区域发展简化为经济发展一体化，我国城市群与西方的最大差距不在于GDP、城市空间与人口规模，而是集中体现在文化软实力、环境宜居水平和人口素质上。城市的本质是文化，文化城市群代表了城市群发展的更高形态。就此而言，一方面，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超越特大城市、大中城市、小城市及乡镇之间的在人口、资源等方面的恶性竞争；另一方面，以文化城市群为发展目标，转变以工业化、现代交通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导的经济型城市群发展模式，培育环境、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协调关系和协同发展机制，有助于走出一条环境、经济、社会与文化协调发展的新路。这就是我们所理解和探索的以文化为引领、以人文城市为重点目标的新型城镇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