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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春夏之交，新的生长与耕耘季节，上海明确提出要建设“文化大都市”，这既是对在“硬件”方面已确定的“四个中心”的重要补充，也是在精神文化、城市文明等“软实力”方面的重大战略目标。可以预见，“文化大都市”建设不仅对上海与长三角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的转型与引领作用，对中国其他区域的城市建设与发展模式也会产生积极的示范性意义。
“文化都市”是都市文化学的一个新范畴，也是关于当代城市建设与发展的新理念。
从城市发展史的角度看，文化都市代表着一种新的城市形态。尽管历史上曾有过众多的大城市与中心城市，但它们在城市形态上却不出“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两种类型，而城市的文化空间与精神功能则始终处于非主流的边缘。具体说来，古代世界的大城市主要表现为政治型，它的经济与文化功能主要服务于专制君主的政治意志与统治需要。而现代城市与其则有重要区别，它的经济功能与物质生产规模变得越来越突出，“到17世纪时，资本主义已改变了整个力量的平衡。从那以后，城市扩展的动力主要来自商人、财政金融家和为他们服务的地主们”。
经济功能成为影响城市发展的主要力量与机制，本身还意味着传统政治型城市的解体或边缘化。古代城墙在城市化进程中不断被拆除，可以看作是这一衰落过程的重要象征。芒福德对此曾指出：“即使在巴洛克规划中表现出在政治上中央集权的最高专制形式之前，经济力量已悄悄地移到重心位置。……因为新的力量要求扩张，并向四面八方发展开去，包括开拓海外殖民地到建立新的工业，新工业的技术发展冲掉了一切中世纪的条条框框。城墙的拆除，不仅仅是拆除一圈墙，它具有深远的象征意义。”
这个深远的象征意义，即城市经济结构与功能取代了古代君主专制政体，成为推动现代城市发展的主要机制与核心力量。在当代都市化进程中，这两种城市形态都已属于历史范畴；而“文化都市”的概念则全面地超越了它们。“文化都市”是以文化资源为主要生产对象，以文化产业为先进生产力代表，以高文化含量的现代服务业为文明标志的新城市形态，与传统的政治型、经济型城市不同，它最突出的特征是城市的文化形态与精神功能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主要力量与核心机制，代表着人类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对于城市的前瞻性思考与重大战略走向。
从当代城市的发展现状看，“文化都市”的提出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以现代工业为主体的现代城市发展模式正在面临巨大的障碍与严峻的挑战，特别是在全球人口爆炸、能源危机、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的当下，一方面，被现代工业恶性损耗的自然环境与资源已无力支持当代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城市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的核心是“在一个特定的城市区域和自然空间内，以节约资源，提高技术、改善环境等为主要手段，推动城市经济增长、财富增值、社会进步，优化城市结构、功能并使其与外部的资源、环境、信息、物流和谐一致，在满足城市当前发展需求和正确评估城市未来需求的基础上，满足城市未来发展的需求与城市可持续发展使城市功能、结构、规模、数量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由非持续性到可持续性，不断追求其内在潜力得以实现的有序动态过程”。
在自然环境与资源全面紧张的后工业社会，以物质文化、心理积淀、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要形式的文化资源正在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新大陆”；另一方面，一直不受重视的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在消费社会中正在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重要生产要素与先进生产力代表。在知识经济深入发展与文化市场越来越繁荣的当今世界，文化资源内在的商业价值与文化产业实际创造的财富神话，使它们不仅成为衡量一个城市（国家）综合竞争力的主要指数，同时也是比较不同城市（国家）的社会与文明发展水平的重要尺度。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其最突出的差距并不是在以航天与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领域，而是在文化产业上。如上海与中西部城市在吸引外资上相比，最根本的差别恰在于投资的领域与方向。如西部依然是污染重、能耗大、工艺水平低的工业与制造业，而上海的外商投资已明显转移到现代服务业领域。
尽管这些情况最近有所好转，如2007年中国期刊业年产值已超过170亿元。
而根据国家统计局官方数据，2006年中国实现文化产业增加值5123亿元，同比增长17.1%，超过当年GDP增长速度6.4个百分点，对GDP贡献率为3.41%，拉动GDP增长0.36个百分点。
但由于中国城市在整体上不是偏向于政治型，就是偏向于经济型，特别是由于它们在城市管理、文化体制、文化市场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中国城市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的贡献率依然很低。而如何充分开发与利用自身丰富的文化资源，改革文化管理体制，解放文化生产力，提高城市文明水平，一直是中国城市发展在当下面临的重要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文化都市对于缓解人与资源、环境的矛盾，走出现代城市发展陷入的困境，实现人类社会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无疑具有重要而紧迫的现实意义。
在更多的场合中，人们更习惯使用的是“文化城市”一词。至于我们为什么以“文化都市”而非“文化城市”为研究对象，所遵循的正是马克思提出的“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这一方法论，其要义在于，“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
这个方法论也适用于阐释文化城市与文化都市的关系。后者是前者的高级与成熟形态，研究文化都市可以为深入、全面地剖析文化城市提供一把钥匙。在古代已经如此，如“宋代的城市，大致分为四大类：一是汴京和杭州这样的全国政治中心，消费性、寄生性强，商业、娱乐业、饮食业及下九流行业特别集中；二是一些军事重镇，商业作用不大；三是地方行政中心和商品集散中心兼具的‘综合性’城市，多半有较繁荣的商业；四是经济城市，主要是一些小市镇。不过，最能反映上述变化的，是汴京和杭州这两座宋的京城”。
在经济全球化与世界都市化的当代更是如此，如纽约、伦敦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波士沃施（BosWash）、北美五大湖都市群这样的世界级都市群，它们集聚着数千万城市人口和数以万计的高级人才，并以雄厚的经济实力、发达的生产能力、完善的城市服务功能为基础，成为当今世界名副其实的经济、金融、科技乃至文化生产与消费的中心。此外，从城市化水平、国际化程度、经济社会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等方面看，大城市也为城市文化形态的发育与精神功能的升级创造了更好的环境与条件，因而具有更高的标本意义与研究价值。以作为“文化城市”高级阶段的“文化都市”为研究对象，不仅有利于我们在学理上发现主要矛盾，同时其研究成果对一般中小型城市的跨越式发展也可起到重要的示范与引领作用。
以文化资源多元、文化产业发达、文化服务功能完备的当代大都市为对象，并不意味着割断它与历史上各低级阶段与形态的内在联系。正如“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在都市化进程中逐步显示出基本轮廓的文化都市，自身也有一个漫长的准备、发育、演化与升级的历史过程。尽管在城市化水平比较低、人口与城市规模有限的历史世界中，都市的身影与存在经常性地淹没于田野的炊烟或工厂的机器轰鸣中，但作为人类生活世界中最重要的事物之一，文化都市不仅在每一时代都留下了自己跋涉与探索的足迹，也创造出完全有别于人类其他聚落形态的独特存在方式。对文化都市的历史源流与传统形态加以追寻与探讨，可以为当下的文化都市研究与建设提供一个重要的参照系。
关于文化都市的历史源流与传统形态，可从原始胚胎与古典形态两方面加以分析与阐释。
首先，文化都市的胚胎形态源远流长，可以一直追溯到人类原始聚落中的文化功能与精神活动，而且它很可能要早于村庄与城镇的出现。一般的看法是“先有村庄，后有城市”“先有小城镇，后有大都市”。但这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城市发展史”，究竟是历史进程的真实再现，抑或只是进化论者讲述的“城市历史故事”，本身还是一个需要讨论与深入研究的问题。如在芒福德看来，城市起源最重要的标志是原始人的精神与文化活动，而它出现的时间就很可能早于村庄的形成。芒福德认为城市的文化功能的产生早于城市本身的形成，这对我们理解文化都市的原始胚胎形态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就城市文化功能的起源而言，与进化论的“城市发展史”相一致，人们关于城市文化的阐释框架可以概括为“先有政治、经济等实用性功能，后有消费、娱乐等城市文化功能”。依此解释，城市文化在最初不仅很不发达，同时其功能也完全是实用性的，直接服务于统治者政治控制与聚敛财富的现实需要。只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与历史的推移，城市文化固有的实用功能与功利目的逐渐衰退，以消费、娱乐、游戏等为主要内容的非实用的城市文化功能才发展出来。这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于李泽厚的“积淀说”，即最初的人类实践活动及其产物都是功利的，只在时间的推移（历史和理性的进程）使它们丧失了实用价值（如半坡的陶盆不再当作生活用品）之后，才成为具有超功利性质的审美对象。李泽厚曾坦言：“我造了‘积淀’这个词，就是指社会的、理性的、历史的东西累积沉淀成了个体的、感性的、直观的东西，它是通过‘自然的人化’的过程来实现的。”
但实际上，这种解释是存在问题的。以李泽厚对“‘性’如何变成‘爱’”的阐释为例，“性作为一种欲望要求，是动物的本能，人作为动物存在，也有和动物一样的性要求。但是动物只有性，没有爱，由性变成爱却是人独有的。……人的感情虽然是感性的、个体的，有生物根源和生理基础的，但其中积淀了理性的东西，有着丰富的社会历史的内容”。于是，“性欲成为爱情，自然的关系成为人的关系，自然感官成为审美的感官，人的情欲成为美的情感”。
但这个看似严密的逻辑推演，既经不起人类史前时代的考古文化拷问，也无法解释以“性审美经验”为基础的后现代的审美与文化经验。一方面，人类学的研究充分表明，作为审美意识原始形态的诗性智慧在起源上远远早于理性智慧，而不可能是理性与历史进程对人类主体再生产的结果；另一方面，文明的进程不仅曾将“‘性’变成‘爱’”，也时常给人类带来更为严重的“反祖”现象，如后现代的“性解放”与“欲望主体”，它们不仅不是原始生命中固有的，相反本质上正是“文明的产物”。
实际上，在人类最早的聚落形态与最早的城市中，文化与精神的因素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与重要得多。正如芒福德所说：“即使是最原始的城市起源形式，也要比单纯的动物性需求丰富得多”“非永久性聚落的三个起源形式中，有两个都同神灵、祭祀有关，而不仅同生存有关；它们关系到一种更有价值更有意义的生活，表明人类这时已经意识到并开始考虑过去和未来，已经觉察到并开始忧惧有性生育之谜、死亡之谜，想知道死亡以后会达到什么境界。随着城市的逐步进化成形，其内容自然也日益丰富起来，但上述这些核心因素却始终是城市存在的根据，而且它们同城市本身的经济基础是密不可分的。后世一系列的城市组织形式，从庙宇到天文观测，从剧场到大学，都发端于先古时代人类围绕着古冢或岩画，围绕着某处巨岩或圣树丛进行的那些古老集会之中”“所以，远在城市的复杂形式还没有出现，远在城市的某些功能和目的还未形成功能齐备、健全的整体环境之时，城市的某些功能和目的就已存在于上述那些原始结构之中了”。
由此可知，文化都市的萌芽与胚胎形态始于人类最初的文化与精神活动中，尽管由于现实空间与条件的局限而未能更充分地发展，但它的存在本身不仅无可置疑，而且还对城市、村落等聚落形态与社会形式的产生曾起过积极而重要的推动作用。
其次，在以政治型与工商型为主要形态的古代大城市中，尽管直接的现实需要逐渐淹没了史前人类丰富的文化与精神活动，但城市文化的原始结构与功能不仅从未彻底消失，相反，一旦获得发展空间它们还会以更大的规模迅速复活。从直观的历史表象看，这是一部以“恶”为杠杆的城市发展史，如恩格斯指出：“……最卑下的利益——庸俗的贪欲、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最卑鄙的手段——偷窃、暴力、欺诈、背信——毁坏了古老的没有阶级的氏族制度，把它引向崩溃”。
人类早期聚落中发展出来的文化与精神生态，在这个进程中必然要受到严重的创伤与扭曲。“在城市的形成过程中，原来在新石器村社中的那种积极的共生关系已被大部取代或破坏了，新来者是建筑在战争、剥削、奴役和寄生基础上的消极的共生关系……使社区适应于牺牲、克己、草率的破坏和死亡”。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古代城市在以极其血腥、肮脏的方式聚敛人口与财富的同时，也打破了自身固有的狭隘与原始的平衡，推动了城市社会的扩容与发展，并带来了新一轮的文化创造甚至是更繁荣的文明景观。正如芒福德所说：“密集，众多，包围成圈的城墙，这些只是偶然性特征，而不是它的实质性特征——城市不只是建筑物的群体，它更是各种密切相关的经济相互影响的各种动能的集合体——它不单是权力的集中，更是文化的归极”。
由于在城市中聚集了大量的人口、资源与财富，所以无论作为政治中心的古代都城，还是以工商业为主要职能的大城市，在为城市文化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社会基础的同时，也使文化本身上升为城市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时甚至会使之成为一个城市或城区的核心功能区，这是古典形态的文化都市得以破茧而生的必要现实条件。
古典文化都市的产生，可以从两方面加以阐释。对于作为政治中心的古代都城而言，政治需要在造成人力、财富在城市空间高度集中的同时，还有一个间接的后果是使直接为政治服务的各种非农业的城市文化功能迅速膨胀，当这种膨胀达到一定规模时，也就为文化都市的诞生预备了摇篮。如与周代政治一起发展起来的礼乐制度，据考，它的乐队人数多达600余人，这超过了当今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型乐团的编制。而中西帝国宫廷在建筑、文学、戏剧、绘画等方面表现出来的高超技艺与审美价值，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至于政治中心对城市文化生产的推动作用，可以清代都城北京为例加以了解，“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20世纪初，城内有常住人口70.5万人，其中专享俸禄的八旗子弟和官员、差役、兵勇等非生产人口达28万人，占到全部人口的40%。正是这样庞大的消费群体和较高的消费水平，大大刺激了北京的经济贸易的发展，推动了与娱乐消遣相关的手工艺、戏曲、书画等文化娱乐业的发展”。
对于以工商业起家的大城市，同样是由于人口与财富的高度聚集，产生了丰富而多样化的社会需要，从而极大地刺激了城市经济的发展与城市生活方式的升级。就城市文化职能而言，工商业中心比政治型城市往往更纯粹，也更发达。
它们在文化生活上甚至与当代都市也有一些惊人的相似之处。以明清时代的江南城市群为例，“富裕的江南地区不仅在经济上支持着整个国家机器的现实运转，同时它在意识形态、精神文化、审美趣味、生活时尚等方面也开始拥有‘文化的领导权’。在这一时期的都市文化中，它所呈现出的许多新特点与现代都市文化在内涵上都十分接近。举其要者如下：第一，与北方都市文化的再生产主要依托于政治利益的现实需要不同，江南都市文化的创造更多地成为一种纯粹的文化生产活动，而审美趣味与生活时尚的生产与消费是它的中心原则。第二，与传统社会中主体的意识形态主要来源于政治伦理教化不同，一种与农工仕商等相对立的文人话语生产方式，成为对人们意识、心理与生活方式影响越来越大的新权威。第三，在这一时期，江南都市文化的功能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即由单纯地满足一个社会的上层建筑，转向以服务于新兴的市民阶层的文化心理利益。第四，生命个体在森严壁垒的传统社会结构中获得了更强的独立性与更多的自由发展空间，如扬州八怪，以及《儒林外史》中那些游离于传统生活方式之外的士人，则都是在江南都市这种特殊的社会土壤中获得了其生存的‘物质条件’。凡此说明，中国古代都市文化在发展到高峰期的同时，一些重要的现代都市文化特征也开始进入到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
由此可知，正是在古代城市政治与经济功能的不断发展中，同时也由于这种发展直接推动了城市整体的飞跃，才极大地刺激与催化了非实用或弱实用的城市文化功能的升级。这不仅直接表现在有限的都市空间中可以形成具有一定规模城市文化区，
同时也意味着城市文化本身正在成为推动城市结构演变与形态发展的重要力量与机制。由于城市规模越大，都市经济越发达，越有利于城市文化功能的聚集和形成强大的影响力，因而古典形态的文化都市基本上都依附于其同时代最发达的中心城市，而不可能出现在城市化水平较低的一般中小型城市。这也可以说明，“文化都市”为什么会直接起源于人类原始的文化与精神活动，并在历史上始终与“都市”这一高级城市形态密不可分。进而言之，一方面是大城市聚集的人口与财富直接刺激了城市文化功能的发展；另一方面，高度发达的文化功能又不断地扩展到城市生活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各方面，使原本主要倾向于实用目的的古代城市在城市结构、功能上出现了许多重要的变化，由此形成了文化都市的古典形态与模式。对文化都市的历史追溯与古典形态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城市与文化的内在关系。其要点有二：一是城市文化早于城市（甚至包括村庄）的形成，前者非但不是后者的产物，相反是后者的母体与催化剂。这充分显示出文化对城市生长的重要性。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城市文化对一个城市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一旦城市的文化功能丧失或异化，它就会迅速“退化为一种杂乱无章和不可预知的状态”，
并丧失对文明水平较低的农村地区或野蛮民族已取得的所有优势；二是城市的文化功能直接寄身于大城市空间中，而不是以乡村或中小城市为自己的根据地。这不仅可以用来批判历史上所有的“回归自然”或“小国寡民”思潮，同时也是在当下修复与重建城市文化必须以大城市为对象的根本原因。这在某种意义上也表明，以文化都市为对象研究城市文化是完全正确与可行的学术选择与思路。
在古典形态的文化都市中，尽管城市文化在结构与功能上已形成规模，甚至在某些时期与阶段会出现惊人的繁荣景象，但由于在人口与空间规模、生产方式与经济总量、交通设施与通信技术、意识形态与文化生态、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等方面巨大的历史差异，它与都市化进程中迅速崛起的文化都市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对这两种具有渊源关系的“家族城市形态”进行深入的比较与分析，既可以使文化都市的当代性内涵得到充分的再现与展示，同时也可为拥有丰富文化遗产的中国城市揭示一条正确的文化发展之路。
从学术层面上看，古典文化都市基本上可以文化地理学的“文化城市”来指称与标示。文化城市是“以宗教、艺术、科学、教育、文物古迹等文化机制为主要职能的城市。如以寺院、神社为中心的宗教性城市：印度的菩陀迦亚、日本的宇治山田、以色列的耶路撒冷、阿拉伯的麦加等；以大学、图书馆及文化机构为中心的艺术教育型城市，如英国的牛津、剑桥等；以古代文明陈迹为标志的城市：中国的北京、西安、洛阳等，日本的奈良、京都，希腊的雅典和意大利的罗马等。文化城市是历史的产物，虽然以文化活动为主要功能，但伴随文化发展出现人口集聚、市场繁荣、交通发达等趋向时，这类城市的商业、旅游服务及运输、工业等职能也应运而生，这就使一些文化城市向具有多功能的综合性城市发展或向其他主要职能转化”。
由此可知，文化城市的基本特征可表述为二：一是丰富的文化资源；二是必须有特色文化。前者表明文化城市是人类生产与创造的结果而不是大自然固有的；后者则意味着它们是不同民族、地域及文化的具体表现而非千篇一律的。除了特征，更重要的是文化活动对城市发展曾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由此可知，文化城市不是一个实体概念，或者说与城市政治、经济等实体性的城市空间与功能结构毫不相干；它的本义在于对城市已有的资源与空间进行文化再生产，使文化功能更多地渗透到城市结构与社会的各层面，使一个不同于城市政治与经济结构的文化空间生产出来。从城市空间功能演化的角度看，文化城市突破了政治与经济两种实用形态，它的突出特征是文化资源、文化生产、文化功能成为推动城市形态演进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与机制。如定义中所列举的那些城市，在其繁盛时期既是某个时代的文化中心，同时又创造了更为辉煌的文化成果，并因为巨大的文化创造使城市本身的存在化作了不朽的城市记忆。在这个意义上，以文化城市来界定与理解古典文化都市及其现代命运是十分恰当的。
在以文化功能与精神活动为城市核心凝聚机制方面，文化都市与文化城市是类似的。但由于时代背景、现实机遇与发展水平的差异，两者之间又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这可以从城市化进程的速度与性质等角度加以认识。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一次社会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
这说明城市化进程早在原始时代末期就已开始。但实际上，在具有浓郁乡村风格的古代世界中，城市化的进程很难得到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与人口的回应。这正如芒福德所说：“直到近代城市化时期以前，城市还仅只包含了人类很小的一部分。”
自工业革命以来，城市化进程呈现出不断加速的态势，但它真正走上“高速公路”不过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事情。对此需要借助我们提出的“都市化进程”（metropolitanization）理论来理解。都市化进程是城市化进程的升级版本与当代形态，是20世纪中期以来形成的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都市群”为中心的城市化进程。都市化与城市化最大的共同之处是人力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从自然向社会，从农业地区向城市空间的流动与聚集，而不同之处则是流动的方向与聚集的空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与速度相对均衡、规模相对有限的传统城市化模式不同，都市化进程意味着人口、资金、信息等社会资源向少数国际化大都市、国家首位城市或区域中心城市的高速流动与大规模聚集，这既在时间上表现为节奏越来越快，同时在空间上也呈现出以大城市为中心的新特点。
由于聚集了全球的最优质的人力资源、最有活力的经济财富与最发达的文化资本，都市化进程使整个人类都被卷入自己的滔滔洪流中，构成了影响当今世界环境和社会变化的核心机制与主要力量。这在深刻与全方位影响现实世界的同时，也极大地改变了当代都市的形态、结构、功能与性质。无论是深入理解当代文化都市的结构与性质，还是正确分析与阐释它与传统文化都市的本质差别，都要从都市化进程以及当代城市在这一进程中的巨大变化入手。
首先，都市化进程直接表现为城市人口与空间的巨大增长，这推动了城市在结构与功能上的更大发展与升级，使当代文化都市所依托的都市形态与传统大城市有了重要区别。不同的城市形态对城市文化有重要的影响，如理查德·李翰指出：“近三百年来，城市决定了我们的文化命运——它也与我们个人和民族的命运不可分。作为启蒙的产物，都市主义是西方文化的中心”。 [1] 在都市化进程中，城市的最高空间表现形式已不再是单体城市，而是由若干发达的大城市通过更高层次的组织与联系而形成的大都市群。尽管都市自古就有，形态也十分丰富，如两汉赋家写到的“两都”“京都”“蜀都”，如斯宾格勒提到的“首邑城市”，但它们与当代世界级都市群是根本不可同日而语的。由于依托城市在规模与性质上的巨大差异，两者呈现出鲜明的“中心”与“边缘”关系。具体说来，古典文化都市一般都是历史上的都城或大城市，是倾尽一个国家或地区发达的经济社会资源才成就的文化中心。但由于政治、经济，甚至是交通方面的偶然变化，它们往往要陷入残酷的“去中心化”的现实进程中。所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由于未能及时更新升级，丧失了强大支持的城市文化也只能接受“将军一去，大树飘零”的凄惨命运。一方面，城市固有的文化生产功能逐渐衰老与退化，丧失了吸收、同化与创造新文化的精神机能；另一方面，曾经繁花似锦、威仪天下的壮观文化景象，由于人口的离散与城市的破败而转化为只能听任后人瞻仰与感慨的历史文化遗产。文化都市的命运与城市的结构与性质密切相关，当代世界中为数众多的“旧国旧都”，都可以被看作这方面的典型与范例。在这个意义上，“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都市群”是建构当代文化都市最重要的现实背景，而古典文化都市则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获有这种可以使自身充分发展的硬件。
其次，城市的规模扩大与版本升级，直接改变了城市文化再生产的规模与性质，导致两种文化都市在文化生产、城市文化功能等方面出现巨大差异。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在文化需要以及在需要的程度与等级有很大区别。如古代都城也有发达的娱乐业，“汴京市民们的生活环境，不是精巧雅致的书斋、清静秀丽的田园，而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喧嚣热闹的市场。在较快的生活节奏中，市民醉心于情节入胜的动人故事和满足感官刺激的热烈表演”。
但无论是娱乐业的规模、娱乐业的产值，还是娱乐业的品种与技术、参与活动的人群，与当代都市的文化娱乐业都是无法相比的。而两种城市在人口规模与发展水平上的差异则是导致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二是对都市生活的情感与态度有很大变化。与古代农民对作为政治中心的“都城”的敬畏与恐惧（如中国古代诗人最向往的是田园生活），以及现代人对主要作为经济中心的“大城市”的厌恶与憎恨（如西方现代诗人以“荒原”“恶之华”“恶心”等比喻都市生活或表达个人的生命体验）不同，社会资源与公共服务高度集中的当代大都市，给当代人带来的是在传统农业社会、现代工业文明中不可想象的重要机遇与发展空间，都市生活方式不仅不再是罪恶的象征，相反正成为人人向往的“文明中心”与“幸福生活的天堂”。生活态度与价值观念的转变必然产生更丰富的文化需求，这就为城市文化功能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三是城市的发展程度会直接影响到城市文化生产力，以及提升或减弱城市文化功能在城市整体发展中的作用。以城市文化资源的再生产为例，古典文化都市一般都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但由于城市整体功能与水平的落后与不发达，如何使资源产业化成为它们普遍面临的最头痛的问题，以至于只能充当发达城市的生产资料产地。如中国古典诗歌和民间传说中的花木兰的故事，在被迪斯尼电影公司制作为动画片《木兰》之后，一下子就在国际市场上赢得了3亿美元的收入。
与古典文化都市不同，一个当代文化都市很可能没有什么传统文化资源，但由于在都市化进程中迅速聚集起来的人口、财富与文化资本，不但可以把世界各地的文化遗产都变为自己的生产对象，同时也很容易在文化资源与文化生产之间形成的良性循环生产关系。由此可知，对于当代城市而言，关键不在于它是否拥有文化资源或拥有的数量，而在于它们所赖以存在、延续与发展的城市本身的结构与性质。这正是一些城市众多的文化资源默默无闻，更有甚者还会成为城市发展的沉重负担，而另一些城市却由于它自身固有或引进的文化资源获得了空前的发展。
最后，城市文化生产力的水平差异，最终体现为形态不同的城市文化模式。城市文化是文化都市的直观表现与核心内容，文化生产力越发达，城市文化就越繁荣，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也相对越大。受城市规模、形态与性质的影响，“尽管与同时代的中小城市相比，传统都城已体现出相当丰富与多元的性格，但出于维护政治统治而必须严加控制各种社会文化与精神资源的现实需要，它的包容性、开放性与多元性都是相当有限的”。也就是说，它的文化空间与功能始终受制于城市的政治与经济结构。而当代都市与此有很大不同，“在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信息化的当代条件下，随着城市内部各种要素流动的不断加速及城市之间的经济社会联系日益密切，传统都市固有的封闭体系也必然要被打破，以政治需要为中心而构成的传统城市格局也必然要被当代以国际化大都市为中心的多级、多层次的世界城市网络所取代。……正是当代都市在结构与功能上的开放模式，才使得当代国际化大都市超越了国家—民族的地理—文化界限，成为一种具有‘超文本’‘全称判断’‘宏大叙事’性质的都市新模式”。
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才出现了我们所说的都市文化模式。与在内涵上相对朴素，在结构上相对简单，在形态发展上比较缓慢，在价值上相对保守的城市文化相比，都市文化模式表现出人类生活世界中从未有过的复杂性、多元性、不稳定性与开放性。依托于规模巨大的人口与空间、富可敌国的经济生产总量、发达的交通与信息服务系统所形成、创造出的都市文化模式，不仅直接冲击了传统政治型城市及其封闭的文化结构，使城市的文化空间表现出越来越丰富的异质性与多样性，同时也更深刻地参与到城市的经济生活与生产力系统中。如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是当代都市与现代工业城市的根本区别之一。前者是都市社会先进生产力的重要代表，后者则是现代工业文明要素高度聚集的结果。这与都市化进程的时代背景直接相关，“与以矿山开采、冶炼、纺织等传统制造业为主体的城市化进程不同，以高新技术产业、金融资本运营、信息产业、文化产业等为基本标志的后现代工业与商业，构成了大都市社会在物质生产与经济发展方面的主导性机制”。
此外，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都市群”为母体的都市文化模式还迅速成为全球文化生产与消费的主导机制与核心市场，“在大都市社会中逐渐形成并不断扩散的新型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不仅直接冲垮了中小城市、城镇与乡村固有的传统社会结构与精神文化生态，同时也在全球范围内对当代文化的生产、传播与消费产生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这些都是都市文化模式对当代城市产生强大影响，以及当代城市发展越来越倚重其文化功能的主要原因。
在当今世界，不仅城市文化功能已成为衡量其发展水平、创新能力、综合竞争力与社会和谐的基本尺度，同时以城市文化功能高度发达为基础与特征的文化都市也日益成为城市发展的新理念与核心战略框架。如著名的国际化大都市伦敦在21世纪的发展目标就定位于“世界卓越的创意和文化中心及世界级文化城市”。与传统大城市对武力、财富或繁华的炫耀不同，对城市文化的高度重视与战略规划，是文化都市最终浮出历史地表的重要表征。可以相信，随着当代文化都市在全球化风雨中不断发展和壮大，人类城市聚落特有的文化本质与功能必将获得全面的发展，并有望使希腊哲人关于在城市中生活得更美好的古老理想成为现实的场景。
在芒福德看来，城市有三个重要功能，即容器、磁体与文化。重新认识与思考芒福德的城市功能理论，可以为正在兴起的文化都市研究提供重要的理论资源与思想武器。
关于城市的容器功能，芒福德指出：“城市从其起源时代开始便是一种特殊的构造，它专门用来贮存并流传人类文明的成果；这种构造致密而紧凑，足以用最小的空间容纳最多的设施。”
在某种意义上，这主要是针对乡村的分散与孤立状态的，正是由于具有巨大的接收机制与超强的聚集功能，城市才可以把分散在乡村的人口、经济、文化、精神等高密度地汇集起来。这也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复强调的：“城市本身反映了人口、生产资料、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里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
“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后果就是政治的集中”。
由于没有空间的容纳就不可能有城市，所以芒福德还认为城市的容器功能要比磁体功能更重要。但另一方面，城市容器又是一个巨大的“面盆”，对其收容的对象具有重要的催化、发酵与增殖功能，“这种容器通过自身那种封闭形式将各种新兴力量聚拢到一起，强化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使总的成就提高到新水平”。
如恩格斯在谈到1840年代的伦敦时曾指出：“这种大规模的集中，250万人这样聚集在一个地方，使这个250万人的力量，增加了100倍”。
与“宁静如太古”或“亘古不变”的大自然与乡村社会相比，城市则如同“一口煮开的大锅”，高度异质化的人口与文化，滚滚而来的财富与机遇，包括在高速聚集中产生的激烈碰撞及由此裂变出的冲动、激情与创造力，才是城市的本质以及城市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在古希腊时代就已如此，“陌生人、外来者、流浪汉、商人、逃难者、奴隶，是的，甚至是入侵之敌，在城市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曾有过特殊贡献”。
恩格斯也曾指出：“城市愈大，搬到里面来就愈有利，因为这里有铁路，有运河，有公路；可以挑选的熟练工人愈来愈多；由于建筑业中和机器制造业中的竞争，在这种一切都方便的地方开办新的企业……，花费比较少的钱就行了；这里有顾客云集的市场和交易所，这里跟原料市场和成品销售市场有直接的联系。这就决定了大工厂城市惊人迅速地成长”。
如果说，在传统的城市化进程中，“不论在什么地方，城市的兴起似乎都伴随着大力突破乡村的封闭和自给自足”，
那么对于当代都市化进程，则“迅速打破了人口与资源流动平缓、流量均衡的传统城市化模式，使原本分散在乡村、城镇、中小城市甚至不同地区与国家的人力资本、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向少数国际化大都市、国家首位城市或区域中心城市迅速地集聚，其结果是彻底否定了中小城市、乡镇与乡村独立存在与发展的现实性”。
而全球范围内人口、财富与文化的进一步集中，则直接铸造了“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都市群”这样的“巨型城市容器”。很显然，这个“面盆”也将产生更大的催化、发酵与增殖作用，为城市文化功能的升级与城市社会生活的繁荣提供了更为坚实的“物质条件”。在某种意义上，这也可以为文化城市研究必须以“文化都市”，而不是以普通的中小型城市为对象作一旁证。
“磁体”是城市第二种重要功能。与朴素、简单、平淡无奇的农村生活相比，熙熙攘攘的城市对个体往往具有不可抗拒的巨大诱惑力。这是芒福德从英国花园城市运动发起人霍华德那里获得的灵感，他说：“城市又不仅仅是一个容器：在它还没有任何东西可容纳之前，它须首先吸引人群和各种组织，否则它就毫无生命可言。对于城市生活的这个特点，埃比尼泽·霍华德很恰当地使用了磁力一词……从磁力我们又知道‘磁场’的存在，以及一段距离内作用力的可能性，表现为‘社会力的磁力线’，它能把不同性质的粒子吸引到中心来。”
与一般的磁体不同，城市磁体在“吸引”的同时也具有“垄断”功能，前者使分散的力量与资本在有限的城市空间中迅速聚集起来，后者则使自身始终保持相对于城市化水平较低地区的发展优势。这个道理也很简单，如果一个城市没有吸引力，那它必然要陷入“门前冷落鞍马稀”的荒芜与破败之境；而如果一个城市不能最大限度地垄断资源，则会很快被其他充满活力的新生代取而代之。
城市的磁体功能，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城市经济的“实体”引力。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城市一直是财富的根源与象征。其原因正如亚当·斯密所说的“工业的收益比农业多，而商业的收益又比工业多”。
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多次谈到这一点，如“自从爱尔兰人知道，在圣乔治海峡彼岸只要手上有劲就可以找到工资高的工作那时起，每年都有大批大批的爱尔兰人到英格兰来”；
如“工业的迅速发展产生了对人手的需要，工资提高了，因此，工人成群结队地从农业地区涌入城市。人口以令人难以相信的速度增长起来，而且增加的差不多全是工人阶级”；
如“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
在当代中国也是如此，改革开放以来，已有2亿多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就是中国城市磁体具有巨大吸引力的直接证明；二是城市文化的“审美”影响。在古代城市形成时就已如此，“城市形成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并不仅要看有限地域内集中了多少人口，更要看有多少人口在统一的控制下组成了一个高度分化的社区，去追求超乎饮食、生存的更高的目的”。
在某种意义上，在农村聚落中最核心的智慧是“实用理性”，如伏尔泰的《老实人》中的那句名言，“最要紧的是种自己的菜园子”；而城市文化的一个基本成分则可以称为“审美幻象”，与“过于稳定”“墨守成规旧俗，不愿采纳新的生活方式”的“古代社区”相比，“城市极大地增加了心理冲击和刺激的机会”，
因而常常成为彼岸、天堂、美好明天的象征。这也是自从有了城市就存在的。如芒福德说：“周而复始的农业生产活动把人们束缚于日常任务：使他们沉湎于普通的事物，并习惯于自己狭小的天地和短浅的眼界。而在城市中，连最卑微的人也能假想自己参与重要的事物，并声言这是他的权利”。
正如人们把现代都市称为冒险家的乐园一样，“它突破了……农村的局限和狭小天地，它是社会的活力、权力和财富广泛动员的产物”，
可以为个体提供更多的机会与发展空间，以及多样性的生活方式与自由选择的可能。现实的财富诱惑与虚拟的心理吸引，是城市磁体远远胜于自然界任何一块磁石的根本原因。在当代都市化进程中，无论是城市的经济吸引力，还是它的精神文化魅力，正如同城市规模一样进入日新月异，甚至一日千里的新境界。以作为都市虚拟经济的典范形式的股票为例，尽管这种新型的生产方式与工具并不为一般人所熟悉，同时还存在着巨大的风险与可怕的后果，但在中国仍然激起了全民参与的巨大热潮。截止到2007年5月25日，中国股市开户数已突破1亿大关，
甚至在央行几次提高利率之后，依然很难使之真正冷却下来。从文化生活上讲，大都市文化基础设施的完善与日常文化生活的丰富，是增加城市魅力与吸引人口迁入的一个重要原因。许多人之所以不愿意离开大都市，并不是因为他们在这里有很好很满意的生活，更多的仅是出于一种特殊的心理或感觉的需要，即一种不同于乡下或小城市人的特殊生命体验，为此他们宁愿承受在大城市生活的种种不便，甚至是相当沉重的压力与苦痛，根本原因也就在这里。在都市化进程中，如同城市容器不断膨胀一样，城市磁体的吸引力也呈现出几何级数般的增长，这既是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当代城市化进程的必然结果，也是当今世界每个大城市都人满为患、不堪重负的根本原因。
城市文化是芒福德最看重的城市功能。他把“文化贮存、文化传播和交流、文化创造和发展”称为“城市的三项最基本功能”，并认为文化既是城市发生的原始机制，同时也是城市发展的最后目的。就城市发生而言，如前文所述，他最著名的论点是：不是先有城市后有城市文化，而是人类原始的文化与精神活动不仅发生在先，且对于城市与村庄的形成曾起到直接而重要的推动作用。就城市的目的而论，他明确地宣称：“我们与人口统计学家们的意见相反，确定城市的因素是艺术、文化和政治目的，而不是居民数目”。
与古典城市社会学从人口统计学、新城市社会学从政治经济学界定城市不同，芒福德首开用精神与文化活动描述、界定与阐释城市的思想先河，这对于文化都市理论的建构与深入研究尤其具有重要的资源价值与启示意义。
首先，文化的重要性根源于城市自身固有的二重性，这种二重性不仅是影响城市健康发展的主要障碍，同时还暗伏着使城市解体的危险力量与因素。芒福德说：“城市从其形成开始便表现出一种二重性特点，这一特点它此后就从未完全消失过：它把最大限度的保护作用和最大限度的侵略动机融合于一身，它提供了最广泛的自由和多样性，而同时又强制推行一种彻底的强迫和统治制度”。
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城市容器与磁体功能的直接表现，前者的高度集中，必然使城市形成更强的磁场；而后者的强大引力，又无时无刻不在提高着集中的水平。这两者相辅相成，相互循环，一方面极大地推动了城市规模的扩展，但另一方面，它同时也加剧了城市空间资源的紧张与都市人群之间的矛盾冲突，使城市的生存与发展受到挑战乃至出现解体的危机。从容器的角度看，人口的增加是城市形成的必要前提，但在超过某种可承载的极限之后，又必然要产生严重的灾难性后果。如马克思早就指出：“就住宅过分拥挤和绝对不适于人居住而言，伦敦首屈一指”。
这在城市社会学中也可以找到证据，“1851年，只有50%的人口在城市，四十年后，城市人口增加到总人口的72%。在主要城市里，人民大众生活极端贫困。在伦敦，全市六分之一的人生活极其凄惨，属于赤贫阶层。很多人的住房没有水，没有光线，甚至没有玻璃窗。发病率和死亡率高得惊人”。
随着都市化进程的来临，这种情况正在变得更加严重。如房价的昂贵与空间资源的缺乏正在严重威胁着当代所有大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从磁体的角度看，城市越大，就越具有吸引力，这是当代城市化进程转向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都市群”为中心的根源。但这同时也造成了人口密集、房价昂贵、交通拥堵、就业压力增大、环境污染加重、社会分化加剧、公共资源（如教育、卫生）短缺等更为严重的“城市病”。以都市化进程对中国的影响为例，城市人口爆炸、
行业疯狂扩展、
新社会阶层迅速成长、
城市人口的国际化、
老龄化等，
对城市空间、城市经济、社会结构、城市安全、城市服务与可持续发展无不提出了更严峻的挑战。由此可知，出于城市平衡与安全的考虑，有必要对其容器与磁体功能加以制约与限定，而城市文化正是在这一方面呈现出巨大的优势。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对都市空间进行文化生产，这既表现在都市规划、设计、建设的创意与实践中，可以为当代人现实地生产出一个更加人性化的宜居城市空间；二是通过文化教育与艺术熏陶提升都市人的文明素质，都市有限的实体资源可以获得更好的利用与保护，这两者对于部分缓解乃至最终从整体上解决城市危机十分重要。
其次，城市的内在矛盾在直接影响城市发展的同时，也必然要渗透到城市文化的再生产过程，使城市文化功能受到程度不同的损害；而城市文化功能的削弱则会进一步加剧城市问题的严重性。在某种意义上，城市文化生产的内在恶性循环，对一个城市的发展才是最可怕的。一方面，这是从城市开始的那一天就存在的，无可避免。“这种密集与混杂相结合，再加上封闭和分化，便是新生的城市文化的典型特征之一。从积极的一面来看，这里面有和睦的共居、广泛的交往，还有一个相当复杂的职业上相互配合的体系。但从消极的一面来看，城市却带来了阶级分化和隔离，造成了冷酷无情、神秘感、独裁控制，以及极端的暴力”；
另一方面，在城市化进程中它不断地在加剧与恶化着。如恩格斯在总结资本主义时代大城市人际关系时曾指出：“所有这些人，越是聚集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每一个人在追逐私人利益时的这种可怕的冷淡、这种不近人情的孤僻就愈是使人难堪……每一个人的这种孤独、这种目光短浅的利己主义是我们现代社会的基本的和普遍的原则……这种一盘散沙的世界在这里是发展到顶点”。
在当今世界的都市化进程中，随着城市容器与磁体功能的超常规发展，对城市文化功能的损伤也与日俱增。对此，芒福德不无感慨地说：“即使到今天，社区的总体能量中只有很小一部分用于教育和情感。我们用于破坏和屠杀技术的花费大大超过了我们用于创造技术的花费。但是，通过将创造活动应用于艺术，应用于思想，应用于人际关系之中，城市的价值是可以大大增加的，它绝不只是由工厂、仓房、兵营、法庭、监狱、控制中心等构成的一个纯粹的功能组织。历史名城中那些高耸的尖塔和穹顶便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这一至今尚未实现的承诺”。
实际上，在城市发展的两种主要现实形式中——无论是容器的扩张，还是磁体的强化，都以牺牲城市的文化功能为前提条件。以现代城市为例，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它牺牲了古代城市文化的生态多样性。古代城市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乡村文化传统仍延续在城市空间中，“城市在联合村庄、城堡、圣祠、市场的同时，还继续依托了村庄的道德基础：在日常的共同任务中愉快劳动，相互协作，以及在饮食、生育、祭祀供奉方面的共同习俗”。
而现代城市则在很大程度上与乡村社会隔离开来，使自身的精神要素与文化生产越来越单调、机械，这是大都市人精神日益麻木、心灵日益空虚的重要原因之一；二是现代化大城市彻底遗弃了城市的文化灵魂，使这个早在远古聚落中就已存在的“目的”异化为物质财富增长的“手段”。正如德国学者乔治·齐美尔在《大都市与精神生活》中所说：“它把所有的人格与品质都简化成一个问题——‘值多少钱’？”
对此芒福德本人也痛心地说：“大都市和它附属地区的许多内部问题是整个文明的一种反映，这个文明是由严密的、有理性的科学手段来扩大发展的，为的是一些日渐变得更加空虚无聊的目的、更加初期和原始的、更加野蛮和极无理性的目的。”
现代城市日益为一种肤浅的急功近利思潮所覆盖，而早已遗忘了只有文化才是一切财富的最深根源。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曾说：“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多少倍。”
这是因为，文化尽管不直接创造财富，但由于它直接关涉人这个根本性的环节，因而不仅是人性最高与最后的目的，同时也是城市文化功能的终极意义所在。由此可知，现代城市的解体与危机，根源就在于文化灵魂的隐匿，而要拯救当今正在沉溺的城市，首先要拯救的也是城市文化。进而言之，由于当代大都市掌控着文化的命运，因而要拯救一般城市的文化，也首先要拿大都市开刀。
在某种意义上，这涉及如何看待大都市在城市文化发展中的作用。众所周知，关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汤因比曾提出有重要影响的“挑战—应战”模式，“如果文明的起源不是生物因素或地理环境单独发生作用的结果，那么一定是它们两者之间某种交互作用的结果”。
但在芒福德看来，这个模式也有一个明显的盲点，即“没有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只有在城市中——在一种有效的规模及充分的连续性的基础之上——才能产生这些相互影响和交易，产生这些提议与对应”。
这可以被称为“汤因比的盲点”；而一旦超越了这个盲区，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在回应人类当代困境上便展示出特别积极的形象与意义。引申而言，一方面，当代大都市作为城市病与城市危机最严重的空间，它在现实中遭遇的挑战与是最严峻的；但另一方面，更要看到的是，由于它在城市形态与功能上的发展程度更高，所以也可以释放出更大的力量，在当代城市中是最有力量的应战者。这是芒福德既视当代特大城市为“暴君城”，同时又对它们寄寓了殷切希望的原因。他说：“那种巨大浩瀚，那种对历史和珍品的保持力，也是大城市的最大价值之一。……城市有包涵各种各样文化的能力，这种能力，通过必要的浓缩凝聚和储存保管，也能促进消化和选择。假如我们文化的一切材料太分散，假如有关的资料和加工品不能收集在一个地方，分类排列，供再分发，那它们只能起很小一部分作用”。
由此可知，聚集了全球优秀人力资源、强势经济资本与主要文化权力的当代大都市，对于当代城市文化功能的修复与重建，以及人类城市的未来发展理应也必定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与发挥更大的作用。
“文化大都市”是个新概念，也是一个有关城市发展的新理念。如果“大”主要是为了与上海的城市规模与身份相匹配，那么这个概念的核心无疑集中体现在“文化都市”上。但由于相关基础理论研究的滞后、零碎与缺乏，这一概念在具体内涵、深层结构与直观形态等方面一直显得含混不清。这不仅直接影响了人们在观念领域中的认识与把握，也必然要对具体的建设与实践产生诸多的负面影响。如人们一般把文化大都市理解为上海的城市文化资源优势与潜力，甚至把“文化大都市”等同于一系列数字化的统计与抒情式的铺陈。但正如“系统大于部分之和”这一系统论原理所揭示的，已有的文化资源与优势充其量只是文化大都市的建设素材，作为一个更高城市发展模式与目标的文化大都市，也绝不等于已有文化资源与优势的简单拼凑与相加之和。而在“什么是文化都市”都没有弄清楚的情况下匆匆出台的规划与方案，则与当代城市建设中普遍存在的“先建设，后规划”或“无规划，乱建设”是类似的，势必引发出更多的城市社会与文化发展问题。这就把文化都市的基础理论研究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尽管基础理论研究并不直接参与或表现为文化大都市的建设绩效，但由于只有它才能为文化都市建设提供科学的生产观念与系统的战略目标，所以在文化大都市的建设实践中是不容被忽视的。在经过上述历史的与理论的阐释之后，可以说，上海进行文化大都市建设既有很大的优势，也存在着一些需要认真思考与解决的问题。这里从文化资源、文化产业与服务功能三方面略抒管见，以期对上海文化大都市建设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与对策。
首先是对上海文化资源及优势的再认识。关于上海都市文化的主体构成，在当下，一种很常见的观点是开埠以来大量输入的西方现代文明，而作为一个中国城市的传统文化资源则相当薄弱，这是人们总是以“十里洋场”作为上海都市文化象征的根源。其实，这种看法是很值得商榷的，因为它使用的是“文化城市”的视角，即主要是根据一个城市的传统文化资源与特色做判断的。但从“文化都市”的角度看，一方面，作为中国现代都市文化的发源地与主要集聚中心，上海有着无比丰富的现代文化资源，如20世纪以来深入到中国社会生活的电影、音乐、舞蹈、戏剧，也包括咖啡馆、西方礼仪、洋节日等新生活方式与趣味，都是上海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说，现代文化资源是一个与传统文化相对应的“质的概念”，其意义也是不可以数量的多寡与时间的长短加以衡量的；另一方面，与大都市开放、多元的城市结构相适应，自开埠以来上海就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文化生产、传播与交流中心，无论是本土的传统文化资源，还是中西合璧形成的西方文明，正是在这里找到了现代性的生长点，成为上海都市文化建设的重要材料与资源。上海的文化资源不仅储量巨大，同时也是多元一体的。“当今上海文化的主要结构要素有三，即从现代以来至今仍在源源不断地输入的西方文化、在本土内部由于人口流动而不断输入的北方与中原文化等，以及与上海在自然地理与文化传统上联系最密切的江南地域文化……从本土的视角看，最主要的文化矛盾是江南审美文化与北方实用理性的冲突，而以世界性的眼光看，则是代表着现实功利的西方物质文明与更看重心理利益的中国诗性文化的矛盾，三种结构要素的相互依存与相互矛盾构成了当今上海文化的深层结构”。
在这个深层结构中，既包含了以现代文明为主体的西方工具理性，也包含了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实用理性，同时还包含着以审美自由为最高理想的江南诗性文化。这在中国城市文化中构成了一个独特而重要的谱系——工具理性有利于现代文明的生长，实用理性有利于社会秩序的建构，而江南诗性文化则“最有可能成为启蒙、培育中国民族的个体性的传统人文资源”。
由此可知，上海的都市文化模式最有利于中华民族完成自身的现代性转换，这不仅是理论上的假设，上海开埠以来的都市化历程中也早已证明了这一点。如何更充分地认识到自身的文化资源与发展优势，使上海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文化生产、传播、消费中心与展示平台，则是当下与未来一段时间迫切需要关切与研究的。
其次是对上海文化产业发展的忧虑与期待。文化产业是都市化进程中先进生产力的重要代表，“与以矿山开采、冶炼、纺织等传统制造业为主体的城市化进程不同，以高新技术产业、金融资本运营、信息产业、文化产业等为基本标志的后现代工业与商业，构成了大都市社会在物质生产与经济发展方面的主导性机制”。
一方面，“从技术对人类功能的替代和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看，技术的创新进化大致经历了以下的阶段：作为人类体力延伸拓展的阶段；作为人类感官延伸拓展的阶段；作为人类智力延伸拓展的阶段。现在，技术已经从破坏生态环境进化到生态环境适应、保护、友好、修复阶段”；
另一方面，作为文明古国，中国许多城市都属于文化资源大市，以文化资源补充相对不足的自然资源，以文化生产力的提高弥补产业调整的空隙，实现传统文化资源的良性现代生产，是它们实现自身跨越式发展的必然选择。城市文化资源的产业化水平，既是文化都市与政治型城市、经济型城市，乃至一般文化城市的本质差异所在，同时也是衡量文化都市自身在城市理念、创新能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程度等方面的重要尺度之一。如著名的国际化大都市伦敦在21世纪的发展目标就定位于“世界卓越的创意和文化中心及世界级文化城市”。由于城市发展的历史差异，中国城市的文化产业水平普遍不高，
上海的文化产业对经济的贡献同样不能令人满意。以创意产业为例，尽管截至2006年底，上海已授牌的创意产业园区达到75个，入驻创意产业类企业2500多家，聚集创意人才逾两万人，并出现了以产业研发、建筑、文化、消费、咨询策划等重点领域。
但与一个文化大都市的要求相比，只是初具规模。与纽约、伦敦、东京等国际化大都市相比，上海第二产业所占GDP的比重一直过高，在最近的一份调查报告中，尽管表明以上海为首的长三角已超过珠江三角洲，“重返经济舞台中心”，但在经济结构上依然是第二产业比重大，而第三产业的比例提升缓慢。
作为一个资源匮乏型、承担着率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使命的特大城市，上海在节能降耗（如2007年就有三个“百万吨”的节能减排目标）、产业结构调整、创新经济发展方式等方面任务艰巨，在这样的发展困境中，以文化资源补充相对不足的自然资源，以文化生产力的提高弥补产业调整的空隙，是上海实现自身跨越式发展的必然选择。在文化大都市的战略框架下，切实提高文化产业水平，为中国大城市扬弃以制造业和重型工业为主导的城市发展模式起到表率作用，是我们对上海文化大都市建设殷切的期待。
最后是要把文化服务纳入上海第三产业的总体战略与优先考虑的地位。有感于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对经济社会的巨大贡献，建设名目各异的现代服务区开始成为一些上海城区的追求目标。其优点是在都市化进程中敏感地捕捉到未来的发展机遇，而问题则大多局限在经济社会层面，即使涉及文化服务业，也主要是被其中蕴藏的商机与财富所吸引，这对于提升上海的文化服务水平十分不利，与上海文化大都市建设更是相违背的。作为“政治型城市”“经济型城市”的更高发展形态，文化大都市不仅要有雄厚的文化资本、发达的文化产业、良好的城市形象与绚丽的文化名片，同时还要有更高的城市文明水平、良好的精神生态与先进的文化氛围，并在促进都市和谐社会建设、引领健康向上的社会风气、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具有良好的示范性作用。这是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发展的根本目的。对于上海而言，这有很多有利的条件，作为中国大陆地区发展水平最高的国际化大都市，上海为满足人们更高层次的精神需要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并在国际文化交流、文化艺术基础设施、公共文化服务等方面，走在了全国的前列。甚至在学术研究上，在经济全球化与社会都市化的背景下，一门新学科也在上海应运而生，这就是近年来备受瞩目的都市文化学，其主要理论任务是为当代人提供一种理性的方法、观念、理论与解释框架，以整理他们在都市化进程中混乱的内在生命体验与杂乱的外在社会经验，使其在生命主体与都市社会之间建立起真实的社会关系与现实联系，并在这个真实的现实生活世界中努力探索实现人生命本质力量的历史必由之路。但毋庸讳言，在都市化进程中，特别是由于人口向中心城市的迅速与大规模迁移，包括上海在内的每个中国大城市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以文化包容性为例，尽管一直追求“海纳百川，追求卓越”的城市精神，但在前些年的全国宜居城市调查中，上海在文化包容性上仅排第十左右。这固然有一些客观的原因，如生活成本高，如房价、物价、工作竞争压力大，如城市过于喧闹，如大城市中社会解体的程度严重，使人与人之间缺乏沟通与交流，如特大型城市不如中小城市好管理等，但在都市化进程中承受着更大的压力，无疑是出于深层次的、更重要的原因——人口在短期内迅速增加，原有的城市服务机制无法正常运转，最终服务水平下滑与城市宜居性减弱。这当然不是逃避责任的借口，而是要更清醒地意识到上海文化大都市建设的真实背景，文化大都市并不比经济城市更容易建设，因而必须在思想与实践上做好面对更大困难、迎接更大挑战的准备。
[1] Richard Lehan. The City in Literature：An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History，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