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正如人们将现代都市比喻为一口“煮开了的大锅”一样，它不仅表面上五光十色、异彩纷呈，在内部也充满了高度的差异性与异质性。但无论它在内容上如何繁多、在机理上如何复杂，也仍然是有章可循、有理可循的。从历史与逻辑、传统与当代等角度对都市、都市文化、都市文化研究进行有效的内涵分析与学术梳理，可以为我们正确认识、客观研究都市及其文化模式提供一个重要的逻辑起点。
在当代学术语境中，都市的内涵可从历史与逻辑两方面加以理解与阐释。
从城市社会学的历史视角看，都市是人类城市历史发展的高级空间形态。如中国两汉赋家写到的“两都”“京都”“蜀都”等古代城市，如斯宾格勒讲到的“在每一文化中”存在的“首邑城市”
类型。对人类城市历史发展进程的研究，刘易斯·芒福德提出的“五阶段论”最值得重视。根据他的研究，城市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生态城市”（ecopolif）。这个阶段的关键性要素有：“植物和动物开始驯化”“出现了第一批永久性居住的村庄”“村庄是最大的社会组织形式”“每个村庄的人口很少，同村庄以外的人交往十分微弱”等。实际上，与其说这是城市，毋宁说是今天人们习惯的“村庄”。这表明城市的历史正是从“村庄”这种“原始群聚”中开始的。在城市发展的第二个阶段，随着“人口增长”“经济繁荣”、出于防卫等现实需要，“两个或更多的村庄合并成一个更大的村庄”，原来的“生态城市”过渡到“城市”（polis）阶段。它的主要标志是出现了“宗教”“劳动的分工和专业的分工”“机械的采用和技术的改进”，以及有了从事“艺术、写作、阅读活动”的“空闲时间”。这与摩尔根、恩格斯讲的以“铁制工具、文字发明与使用、复杂的礼仪中心”
为标志的“文明时代”，在基本结构与要素上是相一致的。城市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大城市”（metropolis），“大城市”的特点可从三方面来认识：
首先，从地理空间与自然资源角度看，城市之间的生存竞争使“一个城市逐渐统治了其他城市的地盘”。
其次，城市规模的扩大直接改造了传统的社会与文化结构，具体说来，一是出现了“更大的专业化、更复杂的劳动分工”；二是“在历史上第一次农业让位于工业”；三是城镇和地区之间交流的扩大与频繁；四是文化成为推动“社会变化速度加快”的重要力量。
最后，生活的自然空间与社会环境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到人自身的再生产，大城市的出现破坏了古代人“见素抱朴，少思寡欲”（《老子》第十九章）的平静心灵及“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庄子·天道》）的朴素生活方式，并在人的主体世界中“形成了一种扩张意识”，文明的进步与发展正是建立在这种主体条件之上。第四个阶段与第五个阶段分别是“特大城市”（megalopolis）与“暴君城”（tyrannopolis），这两个概念的出现，既与城市社会对人自身异化程度的加深相联系，也与芒福德本人对城市文明的价值判断尺度有关。在芒福德看来，“特大城市”与“暴君城”是城市停止发展、走向衰竭的产物，前者有两个特点：一是空间环境越来越不适合人们居住与生活；二是人的精神世界也在对金钱与权力的追逐中被彻底扭曲与异化。后者是“特大城市”的升级版本，“社会解体”“道德上冷漠无情”“政治上不负责任”“人格被贬低”等城市社会学家经常讲的“城市危机”，构成了“暴君城”最突出的社会生活特征。
在某种意义上讲，芒福德关于城市发展的研究仍有不足之处，一是由于价值判断上带有比较浓郁的道德色彩，因而他关于“特大城市”“暴君城”——也就是现代化都市或国际化大都市的隐喻——的研究与阐释就显得不够客观，忽视了它们作为人类城市历史发展最高形态所具有的积极因素与重要意义；二是由于研究在学理上偏重于历史与经验，在逻辑与结构上也不够纯粹与简洁。具体说来，“五阶段论”中的第一个阶段是乡村，完全可以从城市历史与形态序列中被剔除掉，而“特大城市”和“暴君城”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又完全可以合并在一起。经过这样处理，人类城市历史可归纳为三个典范形态，即相当于今天城镇的“城市”（polis）、中小城市的“大城市”（metropolis）和相当于现代化大都市的特大城市（megalopolis）或“暴君城”（tyrannopolis）。尽管人类城市在历史上千姿百态，但典范形态基本上超不出城镇、城市与都市三范畴；另一方面，从逻辑层面看，城镇、城市与都市本身，也恰好构成了人类城市文明深层结构的三要素，不仅一直显现在人类的历史世界，也直接体现在当代席卷全球的城市化进程（即城镇化、城市化与都市化）中。这是必须把社会学家芒福德的城市历史理论加以逻辑浓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从当代城市化进程的内在结构看，都市化无疑代表着这个历史进程的最高逻辑环节。按照一般的看法，城市化主要包括三个层面，即农村城镇化、城镇中小城市化、中小城市特大城市或都市化。但正如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早就指出的那样，“城市的本身，无论其为大城或小城，若与‘世界都市’比较之下，也都只变成了乡野区域而已”。
在城市化浪潮波及全球并愈演愈烈的当下，区域性中心城市，特别是国际化大都市对不同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这是都市化作为人类城市发展最高逻辑环节的必然表现。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Jean Gottmann）1957年提出的“都市群”（Megalopolis）理论，是对这一当代城市发展模式的最高理论总结。以国际化大都市为中心而形成的“世界级都市群”，主要特征有三方面：一是人口规模巨大、城市化水平高，人口总数一般在2500万以上，城市化率往往高达70%以上。也就是说，即使大都市的周边仍有农业人口，但在比例上已不足城市人口的三分之一；二是区域内城市密集，城市之间一体化程度高，核心城市与外围地区的社会经济联系十分密切，在交通、通信、金融商贸、企业服务、旅游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协调发展机制，城市间不再是彼此独立，而是以大都市为中心，形成了具有合理层级的体系关系；三是作为人类城市在成熟阶段的最高空间组织形式，都市群的影响一般都超越了民族、国家或洲际合作组织的界限，成为全球性的国际枢纽与中心。把历史与逻辑、经验与构造整合起来，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人类城市在历史上主要发展出城镇、城市与都市三种空间形态，在逻辑上则主要表现为城镇化、城市化与都市化三种结构要素。都市是人类城市历史发展的高级空间形态与当代城市化进程的最高逻辑环节的统一。
尽管都市有多种不同的历史形态，如古代作为政治中心的都城、当代的各种区域中心城市等，但按照马克思的“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这一方法论，“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
因此，马克思研究商品，不是从古希腊开始，而是从商品经济走向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开始。正如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历史上的都城与大城市，与更高阶段与全面发展形态的“现代化大都市”相比，也仅仅表现为一种“征兆的东西”，对于这些处于低级阶段的“猴体城市”，也只有在充分研究、“解剖”了作为其更高发展形态的“人体城市”以后，才能真正认识与深刻理解它们的本质。一言以蔽之，当代的国际化大都市，既是人类城市历史发展的高级空间形态，也是当代城市化进程的最高逻辑环节，对它的研究与阐释，不仅是了解人类都市历史的一把“钥匙”，也有助于我们站在更高的历史阶段上更深入地认识城市的本质。在这个意义上讲，都市的本质既不存在于历史上的各种都城与大都会，也与一般的当代城镇与中小城市没有直接关系；在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金融、交通、信息、文化等方面具有支配性作用的“世界城市”与“国际化大都市”，才是它真正的代表。这是都市研究必须以当代的国际化大都市为中心与主要对象的根本原因。
顾名思义，都市文化，即都市固有的文化模式，但仅此还远远不够。由于它形成于都市这个特殊的人类生活空间，借助于城市历史发展的高级空间形态与当代城市化进程的最高逻辑环节这两大规定，都市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与城镇或中小城市完全不同的文化模式。如果说，城市文化的一般特点是在内涵上相对朴素，在结构上相对简单，在形态发展上比较缓慢，在价值上相对保守，那么在都市文化模式中，则表现出人类生活世界中从未有过的复杂性、多元性、不稳定性与开放性。它们不仅加大了人在都市中生存的艰巨程度与相应的劳动强度，也使人们在对都市文化的理解与把握上变得更加困难。但另一方面，正如都市本身并非不可知一样，实现对都市文化的理性认识与学术研究同样是可能的。与一般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不同，由于研究对象自身固有的复杂性、多元性、不稳定性和开放性等，在逻辑上也相应地需要一个在机理上更加复杂的分析与阐释系统，才能完成对都市文化的思考、认识、批判与建设等理论与实践的多重任务。
在进行一切具体的研究之前，首先需要解决对象的性质与范围问题。由于都市文化的内容过于繁多、构成过于复杂，在这里同样需要以马克思的“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为总方法论，以便穿越都市文化在现象上的繁多与构成上的复杂，而“直指本心”。如同国际化大都市已包含了此前各种城市形态的精华与要素，都市文化模式作为人类城市文化发展在当代的最高表现形态，一方面，它聚集、积淀、奔流着以前各阶段的城市精神与文化发展的成果；另一方面，又在当代特有的物质条件与精神基础上创造出的全新文化模式。对都市文化的内涵与性质，主要可通过比较传统形态与当代模式的差别来了解。由于任何文化形态的存在总是以一定的物质条件为母体，以一定的精神基础为再生产的前提，所以在阐释都市文化时，就可以避开具体内容与细节，以这两个基本范畴为核心去进行考察。
从“物质条件”的视角来看，都市文化模式的差别根源于都市形态的不同。也就是说，传统都市与当代都市在空间形态与内在机制上的差异，是传统都市文化在模式上不同于当代都市文化最重要的客观因素。
这既有量的区别，也有质的差异。量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人口数量、空间规模，以及物流、交通流与信息流等方面，在这一点上，当代国际化大都市是任何传统政治中心与工商业大都会都无法相比的。质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区别。都市的传统形态主要是作为不同民族—国家政治中心的都城，也包括衍生出的作为军事、工商业中心的一些大都会。尽管后者在人口数量、经济生产总量等方面经常超过前者，但由于它们的存在主要是为政治统治提供物质基础，所以根本不可能指望它们成为与前者分庭抗礼的“中心”。由此可知，传统都市的最高典范与代表是作为政治中心的“都城”。以国际化大都市或世界级都市群为最高发展形态的当代都市与此有很大不同，尽管在行政区划上它们有各自的民族—国家—政治归属，但由于经济的全球化等物质条件，“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都市群”基本上都是超越民族—国家的产物。正是由于当代都市的世界化趋势，所以有人预言，不久之后将会出现古希腊城邦制的复兴，具体地说，是民族—国家的观念淡化，一些国际化大都市和以之为中心的城市联盟，将控制全球的经济与社会命脉；二是在都市模式上封闭与开放的类型差异。这是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根本区别所在，政治中心的核心问题不在于生产环节而在于分配环节，首要功能是如何聚敛与控制社会生活资料与物质财富。为了更有效地强化统治的物质基础与社会秩序，传统政治中心一般也会不自觉地限制、压迫其他城市的规模与实力，如朱元璋对“中古时期最富裕、城市化程度最高和最先进的经济文化中心”苏州的压制，就具有代表性。
经济中心的基本功能是扩大生产规模，贪婪地占有自然资源、人力资源以便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与前者不同，它最突出的城市性格是一种永无休止地探索与扩张的浮士德精神。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所谓的“天无二日，国无二主”，作为政治中心的传统都城一般说来只能有一个，而作为经济中心的当代国际化大都市却可以有很多，并可以在错位发展、优势互补中，使世界城市结构在生态上更加合理与完善。
在某种意义上讲，尽管与同时代的中小城市相比，传统都城已体现出相当丰富与多元的性格，但出于维护政治统治的需要，而必须严加控制各种社会文化与精神资源，实际上它的包容性、开放性与多元性都是相当有限的。但在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信息化的当代条件下，随着城市内部各种要素流动的不断加速及城市之间的经济社会联系的日益密切，传统都市固有的封闭体系也必然要被打破，以政治需要为中心而构成的传统城市格局也必然要被当代以国际化大都市为中心的多级、多层次的世界城市网络所取代。如世界著名五大都市群之一的北美五大湖都市群，由美国的芝加哥、底特律、克利夫兰、匹兹堡与加拿大的多伦多和蒙特利尔等构成，这些城市之间的经济社会联系与区域合作程度，已远远高于它们与各自所在国家的联系。又如长江三角洲都市群，在行政区划上隶属于江苏的苏州、无锡、常州，与上海的经济社会联系也远远超过了与省会南京的联系。正是当代都市在结构与功能上的开放模式，才使得当代国际化大都市超越了国家—民族的地理—文化界限，成为一种具有“超文本”“全称判断”“宏大叙事”性质的都市新模式。依托于规模巨大的人口与空间、富可敌国的经济生产总量、发达的交通与信息服务系统所形成、创造出的文化模式，就是我们所说的都市文化。
从“精神基础”的角度来看，不同的“物质条件”会直接影响到一个社会的精神生产与文化创造，当代都市文化也直接改写、解构，乃至颠覆了传统社会空间中政治、经济与文化三要素的深层结构关系。
首先，从文化与政治的角度看，传统社会对文化重视与否主要取决于现实政治的需要。以中国古代的“儒墨之辩”为例，墨子坚决反对花费巨额物质财富从事文化或精神文明建设。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直接创造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劳动，为了实现“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非命下》）这个生存的底线要求，就应该把不生产财富，甚至还要消耗大量社会财富的“礼乐制度”等通通抛弃。但在荀子看来，“夫天地之生万物也，固有余足以食人矣”；“财货浑浑如泉源，汸汸如河海……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富国》），之所以会出现“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的混乱现实，完全是一些人的畸形消费欲望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多吃多占的恶果，因而解决生存的首要问题不是发展生产力，而是如何控制经常如洪水猛兽般泛滥成灾的“人欲”。
尽管两家在“要不要文化”上针锋相对，但在一切以是否符合现实政治需要上却是高度一致的。在当代，文化与政治的传统关系已发生了全方位的变化，在理论上，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提出的“审美意识形态”概念，表明在古代社会中紧张对立的“功利”（意识形态）与“非功利”（审美）已初步找到了对话与交流的桥梁；在实践上，如中国政府提出的“文化外交”新理念
及其取得的积极效果，足以说明，当代文化生产与消费已不再是简单的政治工具，而是以相当大的“自律性”积极参与甚至是创造了以文化为中心的新政治话语。
其次，在经济与文化的关系上也是如此。在传统社会中，经济与文化的矛盾集中体现在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对立上，但在当代背景下，随着知识经济、文化产业、创意经济、虚拟经济等新生产方式的出现，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鸿沟正在被逐渐填平。这可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来了解。就前者而言，如马克思曾把劳动区分为“创造剩余价值”的生产劳动与“消费收入”的非生产劳动，后者正是因为它与物质、经济活动没有必然联系才构成精神生产的基本内涵。但随着消费时代的到来，这两种劳动之间的差异正在渐渐消失，传统“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无论如何都弄不明白的“艺术不劳动”，在今天不再是“错误的逻辑运算”，而是已转变为光天化日之下的真实现实。相反却是那种不直接生产物质财富或满足消费欲望的精神劳动已不复存在。
如近年来“文化是生产力”“城市竞争力的核心是文化产业”，及“虚拟经济学”“创意产业”的提出，向人们表明的正是原本与经济活动关系疏散甚至敌对的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已成为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中一支有着远大前景的生力军。令一般人难以理解的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最看重的物质生产，在知识经济的背景下已不可避免地走上了边缘化之路。
最后，从文化与文化的关系看，都市物质条件在改变文化与政治、经济的传统关系的同时，还直接改变了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自身的存在方式。这是当代国际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无论在形式还是在内容上均不同于城市文化的重要特征。
政治、经济、文化三要素在都市空间中发生了这样重要，乃至根本性的变化，凸显了都市文化作为人类城市文化高级精神形态与当代世界精神生产与消费中心的特殊内涵。都市文化与城镇文化、中小城市文化有很大区别，具体说来，一是都市文化不同于城镇文化。在恩格斯看来，文明时代的一个特征“是把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作为整个社会分工的基础固定下来”。
在漫长的历史中，尽管城市一直是中心，但却主要是作为政治、经济中心而存在的。相反，处于边缘的乡村与城镇在文化上不仅有很大的独立性，还往往构成抵制、批判、诅咒城市文明的大本营。如中国古代诗人与士大夫就生产过数量巨大的“城市批判文本”，从宋代诗人张俞的“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襟”（《蚕妇》），到清朝宰相张英在撰写家训时推许“三十年不入城市”的先人张载，都表明乡村与城镇在文化上是可以独立于城市、大城市的。古代士人尽管在理智上会选择“居于城”，但在情感上更向往的还是乡镇与农村生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都市与城镇的文化差别描述为实用理性与审美主义、现实需要与审美理想的对立；二是都市文化与（中小）城市文化的差异。正如芒福德把城市发展的高级形态称为“特大城市”（megalopolis）与“暴君城”（tyrannopolis），认为此时城市已停止了发展，进入不可救药的衰竭阶段，与节奏缓慢、中庸、保守、变化有序的中小型城市文化模式相比，现代化大都市从生活空间到心理环境，都会给个体生命带来巨大的震荡与沉重的异化；另一方面，这恰好说明中小型城市文化对政治结构、经济方式及主流意识形态的依赖程度高，而当代都市文化之所以表现为多元性、开放性、易变性、时尚与前卫性乃至无序性等，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的活动具有相当的自律性和很大的自由发展空间。正是在这个更多地摆脱了政治、经济等硬实力的直接控制的“都市文化场”中，在中小型城市中一直备受压抑的大众化的审美趣味、非经典的艺术探索、非正统的生活时尚等，才获得了充分发展的现实空间。由此可知，都市文化与城市文化的本质区别可用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以和谐为审美理想的古典趣味和以众声喧哗为主要特征的后现代趣味等一系列具有二元对立性质的范畴来表示。
必须补充的是，随着都市文化作为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中心地位的确定与不断稳固，它与城镇文化、城市文化固有的传统差异正在迅速地消失。当代都市不仅是经济、金融、交通、信息、服务业的中心，也是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的中心，并在审美意识形态、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审美趣味与生活时尚等方面取得了具有决定性的“文化领导权”。这正是都市文化模式的影响不仅在范围上扩展为全球性，在深度上深刻地介入政治、经济等领域，同时作为一种文化霸权话语，也是各种地方性知识与经验在走向同质化过程中迅速崩溃的根源。在当代，不仅文化消费、文化时尚等首先产生于作为文化中心的国际大都市，即使一些本来出身寒微的文化风俗与精神价值，也只有纳入大都市的文化生产与消费市场中，才能走向国际，获得现代性价值。当然，与经济上的全球化有所区别，如何面对“文化帝国主义”在精神世界中的扩张，是都市文化研究必须严肃思考的重要课题。如同一个和谐发展的都市群必须在各个城市之间建设良性的系统与层级关系，人类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也意味着必须在各种文化传统与地方性知识之间建构一种具有同样性质的世界文化体系，以使各种不同的文化传统及其精神价值得到有效的保护，为生活在大都市里的人类提供一个丰富多彩的精神家园。
随着城市化进程在层面上的不断深入与在空间上的不断拓展，在当代，都市、都市文化研究也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显得更加重要与紧迫。因为城市化不仅是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人口的增加，也不仅是乡村变城镇、中小城市发展为大都市，大城市再结盟为世界级都市群，它在更根本的意义上直接改变了人类传统的生活环境与个体的生命存在方式。马克思曾说：“这些个人使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并不是在于他们有思想，而是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
在以都市化进程为中心的当代生活世界中，当个体被迫使用陌生的“都市生产工具”进行“觅食”，使用半生不熟的“都市语言”与他人交流，按照他十分不习惯的社会分配与交换方式去“生存”时，必然要与传统的存在方式发生巨大的冲突与矛盾。与马克思讲的“人使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不同，这属于人从自己的一种较低历史层次发展到另一种高级层次。在经历了这样一个“层间飞跃”之后，生活在并适应于都市环境之后的生命主体，无论是语言、思维等理性机能，还是在感受、意志等感性机能，都可以说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与提高。
如同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次发展一样，人在城市环境中的“升级换代”，同样要以巨大的牺牲与代价为前提。在当代城市化进程中，记忆中永远是那么和谐、安静的大自然与乡村，传统社会中秩序井然、节奏缓慢、充满诗意的生活方式，在城市化进程中都遭到了灭顶之灾。当代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曾这样描述：“乡下男女进城，发现人生原来另有一片天地……如今大家发现，生活并不一定得永远像祖先那么艰苦惨淡，并不是只能在石头地上筋疲力尽，讨得那起码的糊口之资。在全球风光无限旖旎——但也正因此收成太少——的农村大地之上，从60年代起九室一空，只剩老人独守。”
社会学家在研究非洲时也发现，“城市化给农村地区带来强烈影响，其基本影响是农村社会结构失掉了权威，无秩序的城市生活成为非洲的主要负担……，很难再找到一个与城市毫不接触的农村。它代表了对结构严密的家庭生活的一种不可抗拒的挑战。对金钱和财产的渴望追求——它们提供了现代化——部分取代了扩大式家庭中血缘关系的传统重心，进而，男人和女人们进入城市，摆脱了家庭礼教的束缚，他们不再向自童年时起制约他们的社会控制俯首帖耳”。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在历史上不断出现的反文明或回归自然思潮，在当代也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猛烈与汹涌。对城市化的负面影响加以警觉与抵制当然是正确的，但更要强调的是，批判与抵制的对象只能锁定在城市化的负面影响上，而不能以任何借口否定城市化进程本身。城市化进程不仅是每一个当代民族无法回避的，也是当代人实现自身发展最直接的现实空间。斯宾格勒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说：“最重要的一点是：如果我们不能理解，逐渐自乡村的最终破产之中脱颖而出的城市，实在是高级历史所普遍遵行的历程和意义，我们便根本不可能了解人类的政治史和经济史。”
在更高要求的意义上讲，与其说当代人需要半是浪漫、半是幻想的审美慰藉，毋宁说他们更需要的是一种直接把握都市现实的理性力量。只有这种东西，才是人们正视现实、正确认识现实，以及过一种真实生活的精神基础。对于那些希望否定城市化的念头，加拿大学者简·雅各布斯曾批评说：“企图从那些节奏缓慢的乡村中，或者是那些单纯的、自然状态尚未消失的地方寻找解救城市的良药或许会让人油然升起一种浪漫情怀，但那只是浪费时间。”
在过去如此，在今天更是如此。这是必须努力去认识、研究都市及其文化模式的根本原因。
在西方，对城市（都市）的关注由来已久，对都市与都市文化的研究由城市社会学主导。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城市社会学在学科分类上属于社会科学，在研究范式上也应该表现出很强的实证性。但如果仔细考较其学术源流，会发现情况并非如此。城市社会学不仅在逻辑上存在着道德、科学与人文三种语境，在历史上也真实地发生过两次重要的学术变迁：一是从道德评价到科学研究的学术转向；二是从科学研究向人文研究的新转型。具体说来，早期城市社会学研究的道德价值色彩比较浓郁，如在社区研究中，“研究者的注意力集中在贫民的生活状况和与贫民有关的社会问题上。他们研究的典型事例是关于芝加哥牲畜围场的恶劣生活条件、伦敦的罪恶和贫困、匹兹堡钢厂的劳动条件等。他们突出揭示大城市生活丑恶面。”后来的重点“从如何改变贫民的社会状况转向描述和分析城市生活”“主要是从社区生活的分析研究转向以理论为基础的科学分析”。
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经过从道德向科学、从价值判断在先到客观研究为主的学术转向，城市社会学才形成了更为严密的科学形态；另一方面，人类城市社会固有的复杂性是绝非实证性社会科学能单独完成的。实证哲学家孔德早就认为“社会学是一门人文科学”，反对用自然科学或物理学的科学方法去研究人类社会。他在《实证哲学教程》第四卷中曾多次重申“社会机体”“比人的肌体”更“错综复杂”。
另一位社会学家亚历山大还明确批判了二战以后社会学界的“实证主义执信”（positivist persuasion），认为这是放弃了“真正的理论努力”与“真正的智识努力”。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社会学……以自然科学为其样板”。在他看来，由于大多数现代社会学家都未能克服“实证主义执信”，因而在研究中“都试图给出单一维度的理论阐述，而社会生活却是多维的，理论因此也必须是多维的”。
基于对“科学研究”模式的反思，当代城市社会学出现了从科学研究向人文研究的新转型。受自然科学及其实证思维方式的影响，传统城市社会学的主要方法是以精确计算为基础，通过减少城市人口、压缩城市规模解决现代城市社会问题。典型的是18世纪末英国城市规划理论家霍华德的“花园城”理论。霍华德相信，解决城市社会问题的主要方法是使人们回到小规模的、开放的、经济均衡和社会均衡的社区。但这种理论根本行不通，正如在今天随处可见的，尽管大都市人口密集、交通拥挤、空气污染严重、生活很不方便，但要想让人们放弃城市生活是难于上青天的。在加拿大学者简·雅各布斯看来，“花园城”理论的根本问题，是在思维方式上“模仿19世纪物理科学的简单分析方法，全部研究基于‘住宅（或人口）的数量’与‘工作的数量’这两个简单的变数，创立了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城镇理论，进行重新分布城市人口及进行地区规划。实际上，由于忽略了城市问题的复杂性，不管如何评价这种封闭的小城镇体系，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这种两个变数关系的简单体系不可能在大城市中有生存的余地——永远没有这种可能”。
简·雅各布斯的核心观点是：应该用生命科学而非物理科学的方法去思考和研究城市。她认为，在城市研究与生命科学之间有两点相通之处：一是“城市就像生命科学一样也是一种有序复杂性问题。它们处于这样一种情形中——‘十几或者是几十个不同的变数互不相同，但同时又通过一种微妙的方式互相联系在一起’”，二是“城市……问题表现出很多变数，但并不是混乱不堪，毫无逻辑可言；相反，它们‘互为关联组成一个有机整体’”。
因而，非但不应该像自然科学那样去认识、研究城市，相反为了能够真正地了解城市，必须把都市研究从科学研究的层面提升到生命科学的高度。这种当代西方城市社会学研究中的深层观念变革，在某种意义上，也为从人文学科出发进行都市文化研究提供了积极的鼓励与有益的启示。
与西方的城市（都市）研究主要隶属于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不同，中国都市文化研究在学术渊源与当代中国文学学科有密切的关联。这个过程可简要概括为：在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以改革开放为主题的现代化运动中，中国文学研究的“文化学转向”及其成果构成了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的原始形态或“早期状态”；而晚近十年开始的以“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为社会发展目标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则为中国文学研究从“文化研究”转向“都市文化研究”提供了物质条件与学理契机。进一步说，中国都市文化研究主要是从文艺学、美学的“文化研究”发展而来，这有大量的研究成果作为经验基础，举其要者如：王岳川、王宁、徐贲等人的后现代文化研究，高小康、王德胜、肖鹰等人的大众文化研究，陶东风、姚文放、刘士林等人的当代文化研究，吴中杰、陈炎、周宪、李西建等人的审美文化研究，王一川、戴锦华等人的影视文化研究，胡惠林、金元浦、花建等人的文化产业研究，同时也包括一些新的边缘学术方向的建设，如童庆炳、李春青等人的文化诗学研究，胡经之的文化美学研究，刘士林的中国诗性文化研究，王杰等人的审美人类学研究等。……对“文化研究”尽管至今仍有争论，但由于它直接呼应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是中国当代城市化进程在中国学术研究范式与思潮上的反映，因而在生命力与影响力两方面都取得了双赢效果。就当代中国都市文化研究而言，它的缺点在于研究人员主要来自中国文学学科，缺乏社会学与人类学的专业训练，但由于它的优点是具有强烈的人文精神，所以恰好可弥补西方都市文化研究的缺陷。西方城市社会学研究中人文语境的存在，也为沟通中西两种都市文化研究话语谱系提供了经验基础与学理契机。以西方的城市社会学与中国文艺学美学为双重资源进行都市文化学科与理论建设，可以为当代人了解他们在都市中的生命存在，正确认识与阐释他们生活的现实世界提供一种科学的思想武器。这是在中国研究都市文化及中国都市文化对整个人类世界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