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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首次提出“注重人文城市建设”，把绿色城市、智慧城市、人文城市列为新型城市的三种形态。就人文城市和智慧城市而言，人文城市侧重于价值和意义，是形而上之道，智慧城市侧重于技术和产品，是形而下之器，两者互为体用、相互依存，两者密切结合起来，即人文型智慧城市。
自从2008年IBM提出了“智慧地球”的概念后，以城市为主体形态的智慧城市建设迅速展开。目前，世界上已有超过50多个国家正在进行试点和实验，大约形成了1200多个解决方案，广泛应用于交通、能源、环境、医疗、行政管理、物流等领域，影响之大，速度之快，出人意料。但正如表面纷乱的城市，在深层仍有规律可循一样，作为信息化和城市化相互叠加融合而出现的新城市形态，全球范围的智慧城市建设可以说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以“数字城市”为中心的“科技型智慧城市”，重点是先进信息通信技术研发和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城市的信息化水平；二是以“智能管理”为中心的“管理型智慧城市”，重点是信息通信技术在政府管理中的应用，提升城市管理和运营的效率；三是以“智慧生活”为中心的“人文型智慧城市”，重点是信息通信技术在公共服务和文化消费中的应用，提升城市的宜居度和人文关怀。
和现代化进程中的很多方面一样，我国的智慧城市建设同样是“西方影响的产物”，所以在总体上模仿甚至照搬西方的经验也是在所难免的。目前的基本情况可以概括为，科技型智慧城市是主流，主要围绕着地理信息系统、遥感、三维仿真、数据库等展开，管理型智慧城市受到高度重视，基于数字化技术的数字城市、数字政府、数字交通等政务平台纷纷上马。而人文型智慧城市的研究、规划与建设刚处于起步阶段。但由于科技、管理方面比较容易引进或自主创新，所以在城市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重点关键技术领域，我国赶超得很快，在一些局部已经领先。而最大的短板恰是在人文型智慧城市方面，这就导致了信息化基础设施与城市其他板块和功能严重脱节，“成本很高，获得感很差”，可以说是我国现阶段智慧城市建设的主要特征。这也表明，我国智慧城市正在面临从“铺摊子、上项目”到“精明增长、协调发展”的转折点，认真研究当下的现状与问题，确定科学的发展战略已迫在眉睫。
我国智慧城市的规划与建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主要是以“信息化”的名义进行的。它们的主要目标，是通过信息通信技术的项目建设，解决或提升城市的信息交流问题。信息化建设，可视为我国智慧城市的初级阶段。而对于真正的智慧城市建设，2012年是一个特别需要关注的节点。相关统计数据表明，这一年年底，我国三大电信运营商和地方政府签约合作建设智慧城市的总数超过了400个，远超过如“国际化大都市”“宜居城市”“幸福城市”等其他城市建设目标的数量。最重要的是，同年11月22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正式发布《关于开展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并印发《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暂行管理办法》和《国家智慧城市（区、镇）试点指标体系》，标志着我国智慧城市建设正式纳入国家战略框架。到2015年4月7日，住建部等共联合发布了三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名单，目前，正式纳入国家智慧城市试点的城市（区、镇），以及其他部委的“数字城市”“信息惠民试点城市”的，总数已经超过了600个。可以说，智慧城市建设在我国已全面铺开。
尽管不好说是不是已经出现了“智慧城市大跃进”，但显而易见，在如此快速的发展中，一些结构性和生态型的矛盾和问题已经形成，一是信息化的推进缺乏整体布局。当前行业、部门都有自己的信息系统和数据库，但缺乏统一的数据标准和链接端口，彼此独立，相互脱节，“不互联、不互通”问题十分严重；二是关键技术的体系化集成水平不高。从技术角度看，智慧城市的发展首先是物联网、云计算、互联网、大数据和3S等关键技术的集成应用，但目前能够兼容各种技术、满足多种需求、实现多种功能的集成化主平台还没有出现；三是智慧城市规划缺乏需求导向。当前智慧项目多从政府角度出发，较少基于市民和企业，公众真实需求的反馈渠道与机制尚未形成，城市的信息技术设施与市民需求的匹配度不高；四是“重技术、重商业”的产业化误区。把智慧城市混同于宽带城市、无线城市等，不是用社会需求引导技术研发和商业布局，而是技术和商业先行，结果往往是事倍功半；五是缺乏建设标准。这些问题导致智慧城市建设的目标和路径很不明确，建设任务比较分散，部门之间难以形成合力，建设成效也难以考核。
针对这些问题，2014年8月27日，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八部委联合印发《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确保智慧城市建设健康有序推进”。这既是对智慧城市的无序和不健康现状的“委婉”批评，也是一个新的战略部署和要求。什么样的速度、规模、节奏和模式才是健康的和有序的，是继续升温、加速，还是主动调整，这一切都指向了顶层设计。
和前些年的经济高速发展相似，由于缺乏顶层设计和系统安排，我国智慧城市规划与建设必然出现粗放开发建设、过度依赖投资、硬件与软件错位、重形式轻内容等问题，并直接影响到自身的建设质量和可持续发展。
顶层设计目前大家已经谈得很多了，但问题是好的城市设计方案难得一见。这主要是缺乏基础理论研究支撑导致的。流风所及，包括智慧城市，国内很少有团队坚持做基础理论研究，但凡智慧城市的概念、内涵、类型、模式、标准和框架，多是从西方“拿来”就用，最多加一些学者的个人体会和掺合一些具体的现实需要，就完成了各种战略、规划及行动方案。智慧城市的基础理论研究，目的也是要提供必要的理论工具、分类原则与解释框架，使其深层结构与内在层次呈现出来，为真正的顶层设计确立大前提和“系统设置”。所以我们主张，在智慧城市规划和建设之前，必须要“基础理论研究先行”，处理好其内涵、类型及结构关系，为智慧城市规划和建设提供清晰的概念和骨架图，从而保障智慧城市建设的科学性和系统性。
人文型智慧城市是我们提出的一个新概念，也是为协调信息化和新型城镇化这两大国家战略而设计的战略性思路。这就和我们的基础理论研究密切相关。
在基础理论研究中，我们既不是从IBM的界定入手，也不是把大家的研究成果综合梳理一下，而是从哲学的角度，从“智慧是什么”开始追问。简单说来，“智慧”分为“真的智慧”“善的智慧”“美的智慧”，分别讲述“什么是真”“什么是善”“什么是美”。在学科上对应“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三大学科体系，在哲学上对应马克思的“物质生产”“人自身的生产”和“精神生产”三种生产方式，在现实世界中呈现为“科技智慧”“管理智慧”“人文智慧”三大应用形态，目标是满足“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三方面基本需要。一个健康和全面发展的城市，是以上内涵、层面、关系、功能的优化集成。一个理想的智慧城市，是以城市为主体形态，以城市信息化工程为基本实践手段而展开的城市化进程，也是以“真善美”为内在生产观念，以“科技智慧”“管理智慧”“人文智慧”为主要生产方式而推进的城市信息化建设过程。这是我们基于基础理论研究得到的智慧城市概念。
在此基础上，我们把智慧城市分为三种基本类型，一是以“真—自然科学—物质生产—科技智慧—物质文明”为基本构架的“科技型智慧城市”；二是以“善—社会科学—人自身的生产—管理智慧—制度文明”为基本构架的“管理型智慧城市”；三是以“美—人文科学—精神生产—人文智慧—精神文明”为基本构架的“人文型智慧城市”。同时，我们强调，这三者之间不是相互对立和排斥的，而是共生互动的——“真”是智慧城市的基础，“善”是智慧城市的保证，“美”是智慧城市的根本目标。所以说，这是一个三足鼎立、不可偏废任何一方的“系统设置”，也是智慧城市顶层设计的“基本原理”。
实现城市建设的最高目标，是既要有物质与技术的便利、制度和秩序的保障，还要有人的幸福和梦想。与之相应，智慧城市发展的理想形态是科技型、管理型、人文型智慧城市的有机结合和包容发展，全面满足城市化的物质基础、制度文明和人文精神需求。任何单一型的智慧城市规划与建设，由于只能解决局部问题，必然导致城市的片面发展。我国目前的智慧城市建设，在顶层设计上缺少了“人文型智慧城市”的规划，既脱离了市民日常信息消费和使用需要，也使智慧城市建设偏离了城市发展的本质和目标，这是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出现“不健康”困境的根源。
随着“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不断推进，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技术和管理只是手段，人文和价值才是智慧城市建设的最高目标。“人文型智慧城市”的提出，一方面，从信息化技术手段与人文服务理念相结合出发，强调要以城市的宜居度和人文关怀引领城市信息基础设施和服务管理平台建设；另一方面，还有助于理顺三种智慧城市类型的关系，即科技、管理是不可缺少的手段，而人文、价值才是“不能抛弃的目的”。把“手段”与“目的”结合起来，结合我国城市信息化水平不均等、城市管理和应急处置任务烦剧的现实，在“十三五”时期，我国智慧城市应确立以智慧科技为重要基础，以智慧管理为主体形态，以智慧文化为理想目标的战略定位和基本思路，为早日为建成“有意义、有价值、有梦想”的中国现代化城市提供全面的信息化系统工程支持。
此外，智慧城市建设之所以被等同于技术、资金和管理问题，主要是受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不仅有悖于全球范围内“文化城市”的发展趋势和《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的“注重人文城市建设”，也与创造“价值、意义、梦想”的城市本质背道而驰。提出“人文型智慧城市”理论，把智慧城市从“经济问题”转化为“文化问题”，重建“技术”与“社会”“信息化城市”与“城市有机整体”的协调与共生关系，在“去西方城市化模式”、探索中国新型城市化道路等方面，可以说还有着更为重要和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