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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3日，作为美国最大的城市之一，曾经素有“汽车之城”美誉的底特律因负债超过180亿美元，被美国联邦破产法院法官正式裁定破产，为我国很多产业单一的资源型城市敲响了警钟。同日，国务院正式印发《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被纳入这个规划的城市达262个，其中包括地级行政区（地级市、地区、自治州、盟）126个，县级市62个，县（自治县、林区等）58个，市辖区（开发区、管理区）16个。当前我国城市共计658个，不考虑区、县的情况，资源型城市约占我国城市的30%，体量庞大。作为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这些城市为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随着其中大多数城市开始面临“矿竭城衰”的不利局面，
是否能够实现顺利转型，不仅直接影响到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更关系到国家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环境破坏和资源枯竭是资源型城市面临的两大根本问题。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长期以来，粗放式开发严重破坏了城市的生态系统，既有地表沉降与塌陷、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等生态破坏问题，也有大量废水、废气、废物排放导致的环境污染问题。据统计，2011年，全国116个资源型地级市共排放废水63.43亿吨，工业二氧化硫877.79万吨，分别占全国排放总量的28.60%和46.76%。
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方式不可持续，绿色经济才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党的十八大报告就明确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改善环境质量、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是城市发展的根本，也是资源型城市必须要解决的重大问题。而且，这种对生态环境的诉求必将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更加高涨。
资源是资源型城市发展的重要基础，但矿产资源是有限的，长期以来对这种资源的掠夺式开发更是严重消耗了资源的可利用数量。目前，资源型城市中已有67个城市属于衰退型城市，面临资源枯竭的危险，这将直接影响城市的经济发展和人们的就业，最终导致城市衰落。如以油田立市的甘肃玉门为例，油田累计探明石油存储量达到16898.17万吨，其中可采存储量为4773.87万吨。但目前剩余可采存储量仅只有264.2万吨，而且品质低，开采难度大。
石油枯竭导致玉门经济遭受重创，市属30多家油田相关企业纷纷破产，近7000名职工失业，玉门老城区人口也由原来的10万人萎缩至3万人左右，城市衰退严重。
资源型城市发展出现了明显的“逆城市化”现象。因此，集约利用资源，突破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已经成为资源型城市迫切需要解决的任务。
早在20世纪90年代，资源型城市的各类矛盾就开始逐渐显现，尤其是到了21世纪，随着人们对环保的日益关注和对资源耗竭的担忧，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探索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发展问题。如张米尔和孔令伟基于再造竞争优势的角度，提出了资源型城市产业延伸模式、产业更新模式和复合模式。
黄溶冰和王跃堂基于比较优势、产业、地域和环境等因素，总结了资源型城市优势延伸、优势组合、优势互补和优势再造等四种模式。
丁湘城和张颖基于国外典型案例总结了三类资源型城市转型模式：以美国休斯敦为代表的产业延伸模式、以德国鲁尔区为代表的产业多元化模式和以日本北九州为代表的产业更新模式。
从现有文献看，关于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模式大多都是基于策略层面的思考，而缺乏顶层设计的宏观视野，大多是基于技术层面的探索，而缺乏有力的城市理论支撑，大多是强调产业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而缺乏对环境和资源双重问题的根本性解决，大多是就事论事，而缺乏对城镇化这一时代背景的考察。因此，有必要基于中国城镇化发展背景，探索新的理论，并从顶层设计构架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发展道路。
我国资源型城市的产生和发展根本上反映了中国传统的城镇化发展道路——政治型城市化和经济型城市化。计划经济是政治型城市化的典型特征，国家通过行政手段统一调配全国的各类资源，将整个经济发展纳入国家政治需要的框架，城市发展的本质上是在计划经济调控下资源不断集聚的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和服务于工业化发展的需要，国家新设或新建了双鸭山、鸡西、鹤壁、焦作、平顶山、枣庄、石嘴山、铜川等煤炭城市，
以及大庆、玉门、克拉玛依等石油城市，这正是典型政治型城市化的结果。在全国资源有限，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条件下，通过政治型城市化建设一批资源型城市有效促进了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虽然国家又新设了一批资源型城市，但城市本身的运转模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资源型城市由原来被动服从于国家的能源调配开始向主动寻求城市自身经济发展转变。在整个社会脱贫求富的强烈愿望下，计划经济让位于市场经济，直接导致了经济型城市化的发展。这是一种以GDP为中心、一切服从于发展经济的城市发展模式，它的直接后果就是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对环境的肆意破坏，正如刘易斯·芒福德描述的城市“有如黑暗的蜂房，叮叮当当，喧闹不休，满天烟雾，乌烟瘴气。”
这不仅直接影响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也破坏了居民城市生活的美好意义。
我国资源型城市的产生和发展本质上是基于计划经济的政治型城市化和以GDP为中心的经济型城市化发展的结果，而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导致的城市衰退反映出这种传统的城市化道路正在逐步走向末路。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新型城镇化的概念，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发展就是要求摆脱传统城市化发展模式，跳出原有资源框架，探索更加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的新道路。以《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的“以人为本”原则和“人文城市建设”为标志，一种不同于政治型城市化和经济型城市化的文化型城市化正应运而生，并且成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战略选择之一。
文化型城市化是以建设文化城市为中心的城市发展模式。所谓文化城市，是一种以文化资源和文化资本为主要生产资料，以服务经济和文化产业为主要生产方式，以人的知识、智慧、想象力、创造力等为主体条件，以提升人的生活质量和推动个体全面发展为社会发展目标的城市理念、形态和模式。
以文化发展为重要引擎的文化城市正成为世界各地城市发展的目标。如伦敦提出维护和提升伦敦作为“世界卓越的创意和文化中心”的声誉，打造“世界级文化城市”；新加坡提出以“文化复兴城市”，将其发展成为“一个充满动感与魅力的世界级艺术城市”。在国内自2005年以来也不断有城市提出建设文化城市目标，其中既有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的城市，也有如西安、苏州、扬州等文化资源丰富的城市。对于资源型城市而言，在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和传统矿产资源日渐枯竭的背景下，实施文化型城市化战略、促进资源型城市向文化城市转型也成为城市复兴的新出路。这主要是因为：
长期以来，文化都是作为政治和经济的附庸。直到19世纪上半叶，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对英国古典经济学家“见物不见人”的观点进行了激烈的评判：“按照这个学派的说法，一个养猪的是社会中具有生产能力的成员，一个教育家却反而不是生产者……像牛顿、瓦特或开普勒这样一种人的生产性，却不及一匹马、一头驴或一头拖重的牛。”
此后，文化的重要作用才逐渐得到认可。马克思也认为，社会主要存在两种生产力：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精神生产力包括了语言、文学、技术能力等。
因为马克思的精神生产力更偏重于人类社会中的人文关系的特征和品格，也称之为文化力或人文力。
进入21世纪，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文化“不仅仅只是城市发展物质与精神产物的汇集，而且在全球城市竞争中作为发展动力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文化作为重要生产力创造着巨大价值，这不仅在于文化本身的直接产出，更重要的是文化作为渗透性因素对人力资本产生了革命性影响，并通过塑造人文精神推动城市发展。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根本是人，通过文化教育，全面提升人的道德素质、职业技能和创新能力，是保证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而且，文化不仅仅作用于个体，更重要的是促进整个组织的进化。正如人类由野蛮步入文明，由落后步入先进，衡量的标准不是经济水平，而是文化的发展，小至企业，大至国家，都需要充分发挥文化的引导、约束、凝聚和激励功能。因此，无论是企业文化的建设，还是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提出，其意义也正在于此。
文化生产力的这种作用对于资源型城市的发展尤为重要。城市转型发展首先要解决人的问题。长期的生产实践使人们对矿产资源产生了强烈的依赖，虽然这些城市曾经因此而散发出璀璨的光芒，但是随着资源减少、竞争加剧，人们陈旧的思维方式、知识水平和行为模式将不可避免地加速城市走向衰败。党的十七大提出“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就是要提高人们的文化水平、创新思维模式、改革发展思路、团结一致、众志成城，以文化的力量实现资源型城市在转型发展观念和能力上的突破。
解决资源型城市的环境和资源问题，实现城市复兴，关键是寻找城市发展可替代的绿色资源，文化资源正是理想选择。文化资源是文化产业链中以“文化”为生产对象的生产资源，是文化发展的直接生产对象，包括了物质文化资源、社会文化资源和审美文化资源。
一方面，文化资源是绿色的，开发过程中对环境的影响相对较小，而且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文化资源的价值，现在的开发越来越强调保护性开发。比如对古建筑的修复和保护通常都遵循“修旧如旧”的原则，文物古迹的旅游开发也需要保证与环境的和谐共生；另一方面，文化资源又是可持续的。文学、艺术、技艺、民俗等文化资源可以世代承传，不断得到发挥和利用，而且使用越多，其生命力也就越强，影响力也就越大。这也是为何中华文化承传上下五千年，仍然散发出璀璨光芒的重要原因之一。虽然建筑、街区、遗址等文化资源随着时间的流逝终会消逝，但一则可以通过修复和保护延长其生命周期，比如北京故宫历经明清两代，虽至今已有近600年的历史，但仍然气势磅礴，保存完好。二则即使消逝，还可以通过重建、数字虚拟等方法重现这些物质文化资源。更重要的是围绕各种文化资源，还可以开发出一系列的相关文化产品，而创意是无穷尽的。正如早在20世纪60年代，罗马俱乐部主席佩恰依在谈论“增长的极限”时就已经指出“未来的发展只能是文化的创造”。
很多资源型城市都具有丰富的文化资源。以首批资源枯竭城市阜新为例，曾出土了“世界第一玉”与“中华第一龙”，曾站起了古代北方的“第一代农人”，目前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6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2处，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级保护项目4项、省级9项、市级10项、县级40项。
如伊春、辽源、石嘴山、白银、焦作、萍乡等城市也都有着丰富的文化内容、多样的文化形式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这都为资源型城市向文化型城市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在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的时代背景下，
文化产业作为发展最为活跃、增长最快的新兴产业，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文化产业对经济的刺激作用主要体现在：一是涉及范围广，体量庞大，不仅包括了影视、出版、发行、广告、动漫、艺术品、演艺、教育、体育等各行各业，而且容易与农业、工业、旅游业、信息业等行业融合发展，辐射范围大，带动作用强；二是经济附加值高，产出总量大。据统计，2013年北京规模以上文化创意产业总收入超过1万亿元，增加值约2406.7亿元，占全市GDP比重达到12.3%，已经成为北京市重要的支柱性产业；
三是乘数效应强，拉动就业作用明显。据世界城市文化论坛的统计数据，文化创意产业为城市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在其统计的16个城市中，有10个城市的文化创意产业劳动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超过8%，印度孟买甚至达到了16.01%。
（见图4-1）
图4-1 城市创意产业劳动人口占比（%）
正是由于文化产业的巨大经济作用，它成为资源型城市产业更新的重要选择。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明确指出，要“推动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使之成为……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支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然而，当前资源型城市的文化资源挖掘不够，文化产业发展落后，促进经济增长和解决就业问题的能力不强。因此，必须要充分认识文化产业的重要作用，加快文化产业的培育和发展，以文化产业推进城市的转型升级。
伦敦自2003年出台第一个文化战略以来，已经连续出台了四个文化战略草案。2014年最新发布的《文化大都会：市长文化战略——成就和计划》，围绕维持伦敦作为全球文化城市的地位，扩大优质文化的参与范围、教育和技能、基础设施、环境和公共区域四大战略重点，研究伦敦在后奥运时代的文化战略计划。而纵观我国各地的文化发展战略，一是大同小异，缺乏特色和重点；二是没有与时俱进，缺乏反思和更新。文化型城市化是资源型城市发展的深层变革，既不能“东一锤子，西一榔头”，盲目开展，也不能全面铺开，毫无重点，要注意整体上的战略定位和顶层设计。
从战略框架上看，文化型城市化就是基于文化资源的开发，大力促进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通过文化传播全面塑造城市文化形象，并反过来进一步促进文化资源的开发和文化产业、文化事业的发展。而对于资源型城市而言，当前最重要的是以人文精神塑造为引领，以文化资源开发为基础，以文化产业发展为重点，以文化形象转型为目标。从固守矿产资源到发展文化产业，首先要发展人文精神，既要能实现观念突破，充分认识文化的经济价值，形成从政府到市民投入文化建设的热情，又要能具备参与文化建设、发展文化产业的文化素质；其次，要充分挖掘本地的文化资源，依托地区优势，打造特色文化产品。比如河南焦作充分利用文化资源优势，开创了文化旅游的“焦作模式”；再次，经济永远是城市化进程中最核心、最根本的要素，城市的转型重点是经济的更新。因此，必须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使之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最后，需要通过加大宣传力度，重塑城市形象，完成文化城市的最终转型。
资源型城市的文化型城市化道路要以文化产业发展为核心。从生命周期的角度看，文化产业的发展有形成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四大阶段，而大多数资源型城市的文化产业发展落后，与北京、上海等文化强市存在巨大差距，还处于形成期这一产业发展初级阶段。形成期支撑文化产业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是“人才、文化和技术”，
由于技术最容易解决，因此政策应以人才和文化为重点。然而，文化人才倾向于向大城市集中，“因为那里可以提供多样化的经济机遇、富有启发式的环境，以及愉悦的生活方式”。
因此，如何吸引文化人才是当前资源型城市迫切需要解决的瓶颈问题。一方面，要通过创造相对宽松自由的文化氛围，提供适合生活和发展的宜居环境，完善城市的各项公共服务功能，以具有标志性的文化设施、重大文艺作品、文化资源开发为载体，以富有竞争力的人才政策，吸引包括经济、管理、设计、文创、科技等各领域的国内外高端文化人才落户；另一方面，要加大财政投入，大力支持本地高校对文化人才的培养。要充分发挥当地高等院校的作用，既要培养文化艺术、经营管理、文化科技等方面的高层次人才，也要培养文化艺术工作急需的实用型人才。要积极探索新的学校培养模式，提高学生的国际视野和对当地文化的深入认识，同时打破学历和资历的界限，促进本地文化人才脱颖而出，充分发挥作用。
文化是基础，在“文化”要素上，要侧重于对当地特色文化的挖掘和宣传。我国很多资源型城市的文化资源一直未能得到充分重视，因此要抓紧对当地文化资源进行重新整理和审视。要通过深入挖掘，充分发现其历史文化价值，要加大宣传力度，充分展现地域文化的魅力。在形成期，政府要通过对当地独特文化的提炼、加工和展示，提升文化吸引力，促进文化人才和文化投资者的集聚。
文化产业是最具兼容性的产业，最容易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体育、信息、物流、建筑等产业融合发展，增加相关产业文化含量，延伸文化产业链，提高附加值。”在资源型城市，大多第二产业比重较高，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落后。促进文化产业与传统工业的融合，既是加快推进文化产业发展，实施文化型城市化的必然要求，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产业转型的迫切需要。如德国鲁尔区是以采矿业为主导的工业区，其煤炭产量曾一度达到德国总挖掘量的80%。
但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煤炭开采成本的上升，开采量的逐年下降，大量煤矿和钢厂开始关闭，地区工业产值不断下滑，失业率不断提高，鲁尔区面临严重的发展危机。然而，通过促进文化产业与工业的融合发展，废旧工业建筑被改造成艺术馆、博物馆或戏院和舞厅，煤矿被改建成建筑公园，通过大力发展工业遗产旅游和文化产业，现在的鲁尔区成为名副其实的花园工业区。而鲁尔区的城市之一埃森还获得了“欧洲2010年文化之都”的称号。鲁尔区的文化发展为资源型城市文化转型提供了经验借鉴。发展文化产业，并不意味着完全抛弃原有的工业基础，而是要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使原来的工业设施和工业产品焕发出新的活力。
总之，文化与经济相互作用。经济是文化的基础，无论是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繁荣，还是我国唐宋时期文化的发达，都是基于当时相对稳定宽松的政治环境和雄厚的经济基础。但反之，文化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尤其是在文化经济一体化的时代，文化对经济的带动作用更大。我国资源型城市普遍历史悠久、文化资源丰富，在城市面临环境破坏和资源枯竭的困境、陷入经济增长危机的当下，重视文化生产力，挖掘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以实现文化城市为目标的文化型城市化为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发展提供新思路。然而，“路漫漫其修远兮”，如何成功建设文化城市，还需要不断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