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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提出“推进城市修补，生态修复工作，延续城市文脉”。城市病的治理和修复，是人类在城市时代之后面临的最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中不仅有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等多元因素的综合作用，同时也包括了自然、资源、历史、现实等多重矛盾的相互影响。在我国当下的城市发展中，无论是硬件方面的“城市病”，还是软实力方面的“城市文化病，”
都集中体现在城市文化功能衰落和城市特色消失两方面，具体说来，城市经济功能无节制的扩张是城市病形成和不断加剧的深层根源，而当代城市文化的同质化和“去本土化”则是我国城市特色消失、“千城一面”的“文化病因与病理”。就此而言，以“特色文化城市研究”为中心，一方面，在学理上，将中国城市文化功能衰落和城市特色消失这两个相关度很高的问题密切结合起来，予以统筹考虑；另一方面，在实践中为现实中相互缠绕的“城市病”与“城市文化病”的综合治理提供了框架与路径，本章拟就此问题进行初步的探索。
首先，在全球步入城市时代的世界背景下，特色文化城市研究主要基于文化城市正成为当下全球城市的发展趋势与战略目标而展开。
在全球人口爆炸、能源危机、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的当下，人类面临的资源与环境挑战越来越严峻，许多有识之士提出的共同对策是走文化发展之路。在当今世界，无论是文化产业直接带来的富可敌国的巨大经济效益，还是文化事业对社会建设、文化生态与心理健康的深层作用，都表明文化发展在人类可持续发展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也是如此。在人类进入城市时代和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一方面，被现代工业恶性损耗的自然环境与资源已无力支持当代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一直不受重视的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在消费社会中正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重要生产要素与先进生产力代表。由此可知，在人类发展的文化自觉和当代城市亟待走出现实困境的双重推动下，以城市文化功能为核心的文化城市正成为全球城市的主流发展趋势与重点战略目标。
20世纪中后期以来，以伦敦、巴塞罗那、新加坡、中国香港为代表的文化城市迅速崛起，引发了全球城市对文化战略的高度关注，并使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加入建设“文化城市”的行列中。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城市，同样走过了一条从主要以GDP增长作为衡量指标的“国际大都市”，到以“宜居城市”“文化大都市”等为独特发展目标的文化转型之路。其中，具有时间节点意义的是2005年7月21日召开的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工作座谈会，时任建设部部长的汪光焘以全国183个城市提出建立“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为对象，严厉批评了这些城市在定位上的不切实际以及盲目追求高速度和高标准等问题。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探索城市科学规划的巨大压力下，大多数以“国际大都市”为发展目标的城市已改弦更张，如北京2005年率先提出建设“宜居城市”，上海2007年率先提出建设“文化大都市”，也包括更多的城市纷纷提出“生态城市”“旅游城市”“文化城市”“创新城市”等发展目标，都可以看作是对全球城市发展主流和先进城市化模式的殊途同归。
在我们看来，文化城市是一种不同于“政治城市”和“经济城市”的新型城市发展模式，核心是一种以文化资源和文化资本为主要生产资料，以服务经济和文化产业为主要生产方式，以人的知识、智慧、想象力、创造力等为主体条件，以提升人的生活质量和推动个体全面发展为社会发展目标的城市理念、形态与模式。一言以蔽之，它最突出的本质特征是城市的文化形态与精神功能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主要力量与核心机制。
进一步说，文化城市理念的产生及其在人类实践中的展开，既符合当今世界城市化进程的内在逻辑，也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历史必然。就前者而言，在后工业社会的大背景下，当今城市不仅远远超越了城市原始的防卫、商业等实用功能，也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古代以“政治”为中心、现代以“经济”为中心的城市发展模式；就后者而言，人类有限的环境与资源已无法支撑以“工业化”为中心的现代城市化模式，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的必然选择，传统上以现代工业起家、在后工业社会中又成为文化产业和各种新型经济的大本营的城市，则必然首当其冲，面临着严峻的现实挑战，必须承担率先转型的先锋使命。
其次，特色文化城市是文化城市的一个基本类型，也是我国当下文化城市建设的重点形态。在这个新的研究对象与领域中，主要包含了城市病、城市文化病、文化城市、城市特色四个相互关联的要素，对它们之间客观存在的内在关系原理与相互作用机制加以梳理和辨析，有助于我们发现并确立特色文化城市研究的基本问题与框架结构，为我国特色文化城市的研究和建设提供科学的理论基础和可行的发展路径。
第一，在城市病、城市文化病与文化城市之间，一方面，城市病是城市经济功能过度扩张的必然结果，城市经济功能的片面发展直接导致了城市文化功能的急剧萎缩，因而可以说，近年来“国际经济大都市”这一定位与战略，直接导致了我国城市文化功能的集体退化，并成为越来越严重的城市文化病的深层根源；另一方面，在我国城市发展中越来越严重的城市文化病，则在很多方面直接加剧了城市病的症状与程度，并由此进一步影响了城市发展的质量。
在城市病和城市文化病的恶性循环中，一方面，城市的文化功能不断受到摧残和破坏；另一方面，中国城市发展的文化需要现实地被生产出来，逼迫中国城市集体反思其经济型城市化模式，并提出文化城市的发展战略。在这个意义上，正如罗马帝国在精神上的衰败直接催生了圣洁的基督教文化一样，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病和城市文化病，也是推动我国城市提出文化城市这一更高发展理想的现实土壤。
第二，在城市病、城市文化病和城市特色之间，一方面，城市的客观本质是“容器”，城市人口在短时间内的爆炸式增长是引发城市病的主要原因，其影响不仅表现在房价飙升、交通拥堵、就业困难、公共服务短缺等方面，同时也是城市空间大拆大建、传统文脉遭到破坏、城市特色迅速消失的现实原因；另一方面，城市的最高本质在于“提供有价值、有意义的生活”，这是城市的文化功能高于城市的其他实用功能的根源。当城市的文化功能被城市的经济功能绑架之后，城市发展就不再服从于“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最高本质，这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以“城市规划的同质化”与“崇洋媚外”“城市品牌的粗制滥造”与“低俗化”为代表的城市文化病泛滥成灾，也是我国城市特色消失、千城一面、同质发展的深层原因。由此可知，城市特色既是城市文化健康与否最直观的表现形式，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城市发展的质量与真实困境。因而，研究我国城市的特色问题，不能仅仅停留在建筑、规划、设计等硬件和技术层面，而是应该与我国城市文化功能的衰落、治理城市病和城市文化病的现实需要，以及建设文化城市的发展战略紧密结合起来，以城市特色的研究与重建为切入点，寻求对我国城市化进程面临的主要矛盾与关键问题的综合解决。
第三，在文化城市与城市特色之间，以城市文化功能为中介，两者具有一体两面、“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密切关系。一方面，文化城市作为以城市文化功能为核心而再生产的城市形态，其最本质的特征即建立在不同自然环境、历史空间文脉、传统生活方式、文化审美心态等之上的城市特色，每个健康的城市都应有独特的形象、性格、精神与气质；另一方面，城市特色是城市文化生产与精神创造的直观表现形态。作为历史财富与文化资本的城市特色资源（如城市特有的历史空间、社会生态、文化风俗等），在城市规模和经济扩张中被传承和保护得越好，就说明城市的文化机能越健康，在城市发展中的制衡和协调作用越大。相反，城市特色的消失，则直接显示出一个国家或地区正患上城市文化病和城市病，表明其城市化进程本身出现了严重的问题。由此可知，特色文化城市本身就是城市发展的一个晴雨表，直接显示出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深层矛盾和发展质量。
由此可知，在“特色文化城市研究”的框架和视域下，把原本主要属于城市规划学的“城市特色”和属于城市文化学的“文化城市”结合起来，一方面，对“城市特色”和“城市文化功能”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影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主要矛盾与关键问题；另一方面，城市特色重建是修复中国城市文化功能的重要抓手，而城市文化功能的健康成长则有助于从根本上推动中国城市发展方式转型，以城市文化功能修复和城市特色重建为现实切入点，还有助于探索和发现一条真正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型城市化新路。
在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特色文化城市战略主要基于我国城市发展和文化城市建设在当下同时面临巨大的现实挑战与重要的发展机遇。
首先，我国城市发展和文化城市建设在当下面临的挑战，集中表现在日益凸显和不断加剧的城市病和城市文化病上。
一是城市病正成为影响和制约我国城市发展的主要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的迅速与超常规发展导致了严重的“城市化过度”，使中国城市发展进入矛盾多发期。如果说，迅速的城市化进程是我国城市病产生和集中爆发的直接原因，那么也可以说，城市发展定位的雷同与发展战略的惊人相似是引发各种城市病的重要根源之一。在城市发展定位上，前文我们提到的180多个城市提出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即为例子。在城市发展战略上，很多中国城市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以GDP为中心、一切服从于经济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型城市化模式”。这两方面结合起来，使中国的“国际化大都市”往往被简单化理解为“国际经济大都市”，直接导致了以“产业同质竞争、项目重复建设、空间批量生产、功能华而不实”的“城市大跃进”。城市定位与发展战略的“同质化”与“GDP化”，是我国城市普遍出现规模失控、结构失衡与功能失调的直接原因，不仅导致了人口密集、交通拥挤、房价飙升、卫生与教育资源紧缺、就业与发展机遇竞争加剧及都市精神生态恶化等“城市病”集中爆发，也是我国历史悠久、形态丰富、特色鲜明、区域差别很大的传统城市生活方式资产迅速消失的主要原因。近年来我国很多城市开始重视文化建设，正是基于我国城市经济功能与文化功能严重失衡的普遍现状及其对城市发展本身带来的严峻挑战。
二是城市文化病使我国当代城市越来越缺乏个性和特色。在城市病直接威胁到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城市文化病也成了影响我国文化城市建设的主要问题。这主要表现在城市规划的“同质化”与“崇洋媚外”，以及城市品牌建设的“粗制滥造”和“低俗化”等方面。前者主要属于硬件上的问题，以常见的城市新区、主题公园、文化产业园区、市民广场、商业一条街、名胜风景旅游区、城市标志性建筑等为代表，我国城市在规划、设计与建筑上的相互抄袭和克隆现象十分普遍。以城市标志性建筑为例，很多城市都把标志性建筑等同于雇一个外国设计师以及建一个“洋气十足”的建筑物，以为这就是国际化大都市的标志或者说可以提升一个城市的现代化水平。但由于在意识形态、文化传统、艺术观念等方面的巨大差异，遍地开花的“洋标志性建筑”不仅日益“妖魔化”着中国城市已然十分珍贵的空间和形象，同时也是加速我国城市文脉、建筑遗产消失和传统文化心理、审美趣味解构的主要推手之一。据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的统计，在原来已登记过的文物中，目前已消失的为44073件，城市建设是主要原因之一。
其中，很大一部分与“崇洋媚外”的城市规划与设计直接相关。后者属于软件方面的问题。在“注意力经济”勃兴的消费社会中，城市文化品牌作为重要的城市资本，是拓展城市营销空间和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的主要手段之一。我国“国际经济大都市”固有的“产业同质竞争、项目重复建设、空间批量生产”等问题，同样也存在于城市文化品牌建设中，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在城市营销上相互因袭，缺乏创意。如以“东方日内瓦”自居的就有石家庄、秦皇岛、肇庆、昆明、大理、巢湖、无锡、上海崇明等。如果说，城市规划的“同质化”与“崇洋媚外”直接破坏了我国城市传统特色，那么城市品牌的“粗制滥造”和“相互因袭”则使我国当代城市越来越缺乏个性。
其次，如同我国当前所处的改革深水区、矛盾多发期同时也是重大机遇期一样，我国的文化城市建设和特色文化城市建设同样也面临着重大的战略发展机遇。
一是现实的倒逼机制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使我国城市战略发展重心逐渐由经济移向文化、由同质竞争转而探索特色发展。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摸索和实验，在付出了巨大的成本之后，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有意识地挣脱和走出“国际经济大都市”的误区，在制定发展目标和战略规划时越来越重视个性和特色。如在2007年，杭州市提出建设“国内最清洁城市”，呼和浩特市提出建设“世界乳都”；如在2008年，北京提出建设宜居城市，天津提出建设生态城市；如在2009年，常熟建设“中国品牌城市”，长春建设“健康城市”，深圳建设“发明之都”和“知识产权强市”。此外，文化在城市发展评估中的地位也在迅速上升。以2010年的城市排行榜为例，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对城市生活成本和生活质量的关注取代了“竞争力”“GDP排名”“总部经济”“投资潜力”“百强”等硬实力。
尽管这主要是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倒逼”的结果，但对疗救在经济发展中被恶性损耗的“城市文化机能”来说无疑是一剂治病良方。此外，经济型城市化进程尽管问题很多，但也为文化城市建设积累下较为雄厚的物质基础。
二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确立的“文化强国”战略，为文化城市发展和城市特色重建提供了顶层设计和政治保障。《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我国文化领域面临着不少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如“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健全”“文化产业规模不大、结构不合理”
等。但是，一方面，必须看到的是，这些“必须抓紧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本就是我国城市近年来“重经济、轻文化”的必然结果，集中反映了我国经济型城市化的后遗症和产生的疑难问题；另一方面，还要看到，作为文化人才、文化资本、文化产业部门、文化管理机构及文化消费市场主要集聚空间的城市，对外可以抵御西方后现代文化的传播和侵蚀，对内有助于集聚和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因此必然要成为我国文化强国战略体系的主导力量与核心机制。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文化强国”战略，将极大地推进人们更深刻地领会文化建设与城市发展的本质联系，努力修复在经济高速增长中受到严重损害的城市文化功能和城市特色，从根本上解决日益严重的城市病和城市文化病，改变城市发展方式，提升城市发展质量，向着“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伟大理想不断迈进。
从新中国城市化的历史进程看，新中国的城市大体上经历了政治型城市化（1949～1978）、经济型城市化（1978～2005）与文化型城市化（2005年以来，以“宜居指数”“生态指数”“幸福指数”等城市发展观为标志）三种模式。客观上讲，政治型城市化和经济型城市化既有其历史必然性，也有难以超越的历史局限性并必然遗留下各种各样的后遗症。如果说，政治型城市化的主要问题在于直接导致了城市经济的萎缩与城市人口数量的下降，干扰甚至在局部中断了中国的现代城市化进程，那么，以GDP为中心的经济型城市化则对城市生活方式和城市文化生态带来了诸多严重的负面影响，是我国当下愈演愈烈的城市病和城市文化病的深层根源。
同时，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化城市才能够在理论和现实两方面走向前台。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就寄希望于我国能够在“科技兴国”之后实现更伟大的“文艺复兴”。
21世纪以来，在我国很多城市发展思路中不约而同地出现了“文化自觉”，以文化产业、现代服务业和城市软实力为中心发展的“文化城市”思路与举措，在我国城市中已成为具有普遍共识性的发展理念与战略目标。
特色文化城市是中国城市发展的一面镜子，也是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路向。一段时期以来，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巨大压力下，尽管不少城市逐渐明白了文化建设在当今世界具有核心战略地位，但长期以来缺乏抓手和着力点，特别是在如何借助文化建设修复城市文化功能，治理经济型城市化的后遗症方面。对此，特色文化城市提供了一个具有“纲举目张”性质的抓手，从原理的角度，这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了解。
首先，特色文化城市是以城市特色为直观形式、以城市文化功能的良好生态为土壤的理想城市形态，城市特色的消失不仅意味着城市文化功能的受损，同时在深层还意味着城市本身的解体和衰落。
现实中城市病和城市文化病的相互缠绕和恶性循环，尽管在表面上只是加剧了城市文化的萎缩和城市特色的消失，但在根本上却直接威胁到城市的本质与存在的意义。城市的本质在于，不仅要使人生活得安全、富裕、健康，还要使人感到生活得愉快、自由与有意义。如果说，前者是城市必须发展经济的原因与动力，那么，后者才是城市文化功能被视为城市本质的重要意义所在。目前我国城市在表面上遭遇的是城市特色消失，但由于这在深层意味着城市文化功能的严重受损，同时由于这也意味着我们的城市生活丧失了愉快、自由与有意义，因而其结果就是我国近年来舆论中的“大城市伪幸福”和现实中的“逃离北、上、广”。这两方面结合起来，使以城市特色为代表的我国城市文化问题成为影响中国城市发展的关键和深层矛盾。
其次，以城市特色消失为切入点，深入城市文化功能重建，明确文化城市作为我国城市发展的发展理念与战略方向，既符合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总体要求，也对我国城市转变发展方式具有很好的引领与示范作用。
如果说，快速的城市化进程是导致城市环境恶化、城市问题大量涌现、城市危机不断加重的客观原因，那么，城市文脉的消失、居住环境的同质化、机械而单调的城市生活则是人们对城市发展产生怀疑、不满、厌恶甚至怨恨的内在根源。在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时代要求下，相对于粗放的、片面的、低质量的、不符合中国国情与世界潮流的“经济型城市化”而言，文化城市不仅对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落实具有重要意义，也为中国城市在发展方式上实现结构性转型与创新提供了机遇。就中国国情而言，一方面农业人口巨大、资源相对紧张；另一方面则文化历史悠久与资源丰富，文化城市在这个意义上直接影响着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否可以实现。
最后，特色文化城市，可以为我国文化城市建设找到现实的切入点，有助于我们把握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现实作用机制，为推动我国城市从经济型城市化到文化型城市化的飞跃找到现实的重点战略目标。
城市发展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中国城市由于人口多、发展速度快和面临的发展环境复杂，因而最需要的是抓住主要矛盾和关键问题。城市特色和城市文化是重要的抓手。城市特色是一个城市最重要的文化资源，也是一个城市文化功能最直接的感性表现。从硬件上看，城市特色是以城市历史空间、传统建筑形态及其形成的城市文脉为代表的城市物质遗产；从软件上看，城市特色则集中体现在以生活方式资产、市民精神性格、语言文化风俗、审美趣味和审美气质等为代表的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上。两方面结合起来，既构成了一个城市与其他城市相互区别的物质形式，也内在地构成了一个城市特有的内部认同体系。在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以解决城市病和城市文化病为战略目标，以城市文化功能修复和城市特色重建为战略重点和突破口，有望探索和走出一条真正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型城市化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