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尚武”精神，这是先秦历史与文化的基调。
先秦是中国历史的少年时期，它的显著特色之一，是崇尚果毅精武、充沛阳刚之气，积极有为，锐意进取。这首先在它的社会审美价值观念上有鲜明的体现。
具体地说，当时普遍推崇“尚武”精神，很显然，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执干戈以卫社稷”才是正儿八经的事业，只有孔武有力的武士，才是人群中的精英、社稷的靠山、国家的栋梁，所谓“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讲的就是这种时代风尚。换成在今天，“赳赳武夫”，那就是京剧《沙家浜》中胡传魁司令一类人物了，即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粗汉一个。顾颉刚先生曾作过考证，认为“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也”
。他们是“国士”，地位崇高，万人钦仰：“国士在，且厚，不可当也。”
这种社会普遍“尚武”的风尚，在当时的婚姻择偶观中也有具体的反映。《左传·昭公元年》所记载的郑国贵族徐无犯之妹的婚姻故事，就是一个形象生动的例证：
郑徐吾犯之妹美，公孙楚聘之矣，公孙黑又使强委禽焉。犯惧，告子产。子产曰：“是国无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与。”犯请于二子，请使女择焉。皆许之。子皙盛饰入，布币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观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妇妇，所谓顺也。”适子南氏。
郑国贵族徐吾犯之妹择婿时，舍弃衣冠楚楚（“盛饰”）、扭捏作态的公子黑（子晳）而最终选择“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的公孙楚（子南），其理由就是公孙楚粗犷强悍，有一身的蛮劲，“子晳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妇妇，所谓顺也”。追求阳刚之气概，鄙视阴柔之美，其“尚武”之价值取向，可谓昭然若揭。显而易见，推崇勇敢，赞美果毅，乃是当时人们的普遍嗜好与强烈追求。《国语·周语》记载晋国卿大夫郤至自称有“三伐”：“吾有三伐：勇而有礼，反之以仁。吾三逐楚军之卒，勇也；见其君必下而趋，礼也；能获郑伯而赦之，仁也。”
这里，“勇”，是为“三伐”之首的，“尚武”之风貌，可谓跃然纸上！而像《诗经·秦风·无衣》这样的诗篇，更是将“尚武”精神弘扬光大到了极致：“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由于“尚武”精神风行于当时整个社会，因此，贵族们都特别重视尊严，将个人的荣誉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动辄决斗，遵守规则，讲求信誉，视死如归，这就是“尚武”风尚在贵族社会生活中的自然反映。换言之，提倡“信诺”，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尚武”精神在道德范畴上的应有之义。因此，成书于春秋晚期的《孙子兵法》一书，在阐释“将有五德”问题上，将“信”列为将帅必须具有的五项素质中的第二位，其地位仅次于“智”而高于“仁”“勇”“严”。“人而无信，不知其可”
，“言必信，行必果”
，云云，遂成为当时社会的普遍共识，连孔夫子也将“信”这一道德伦理范畴，看成治国安邦的先决条件：“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左传·昭公二十一年》所记载的宋国两位贵族的决斗，非常典型地透露了当时贵族在“尚武”精神熏陶下的规则意识——决斗交锋之正大不诈的原则。两个宋国的贵族在战场上发生冲突，为了维护自己的荣誉与尊严，他们决定以射箭决斗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两人各自驾着战车，其中有一位名叫华豹的先射了一箭，遗憾的是，他未能射中对方，按“军礼”的要求，接下来该轮到对方射了。华豹当时心急火燎，还想发射第二箭，这时候，对手公子城发现华豹有作弊的嫌疑，忍不住高声大喊：“不狎，鄙！”
你怎么能不讲规则呢？这太卑鄙了！你已经射了我一箭，现在该轮到我回敬了。华豹一听，有道理，觉得非常惭愧，于是就停止了发射箭镞的动作，心想且等你射完第一箭之后，我再回敬你一箭。于是他就傻傻地等着对方射，结果被公子城一箭射死。这就是当时在“尚武”之风弥漫的背景下，人们对信义的自然皈依。所谓“追逐败逃的敌人不超过一百步，追击主动退却的敌人不超过九十里”
，“君子不会再伤害已经负伤的敌人，不抓俘头发斑白的中老年敌人。古人作战，不凭借和利用关隘险阻这样的地形。寡人我虽然是早已经亡了国的殷商后裔，但还是会遵守‘军礼’，决不会在敌人还未列阵之前就发起进攻”
，等等，皆系“尚武”精神浸润之下的自然产物！
先秦时期的“尚武”文化精神的张扬，是与当时的教育主体与教学内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贵族所受的教育中，军事的科目占有很大的比重。当时的“六艺”，并非孔子整理古代经典以后所确立的“六艺”（《诗》《书》《礼》《乐》《春秋》《易》），而是富有实践与操作意义的“礼、乐、射、御、书、数”。学“礼”，乃是道德行为准则的确立；学“乐”，乃是文化情操境界的塑造；“书”与“数”，则是应对社会事务能力的培养；而“射”与“御”的学习，则是为了军事技能的掌握。由此可见，当时的贵族教育，注重的是德、智、体、美全方位健全人格的培育，而军事技能的学习和掌握，则是非常重要的环节，这种教育模式，实与先秦时期的“尚武”风尚相一致。
对广大的“亦兵亦农”的普通国人来说，更主要的军事训练和实战演习乃是通过参与田猎活动来实现的，即所谓“则其制令，且以田猎，因以赏罚，则百姓通于军事矣”
，“天子乃教于田猎，以习五戎”
。田猎一般在农闲时进行。按《左传·隐公五年》：“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归而饮至，以数军实。”
可见当时统治者每年要进行四次田猎活动来使将士熟悉军事，以车兵、射士和步兵的作战阵形模拟实战进行演习，从而提高部队的实战能力。又据《周礼·夏官·大司马》记载，这种以农闲进行的四次军事演练，又有独特的命名——“振旅，茇舍，治兵，大阅”，这反映了其在演练上各有自己的不同侧重点。
在四时田猎习武活动中，尤以冬季的那一次“大阅”规模最大，最具有代表性，所以《国语·周语上》干脆忽略了其他三季的演练，仅仅把冬季的“大阅”列为军事训练活动，“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此时，国君、朝臣都要参加，《诗经·豳风·七月》所载即系明证：“二之日其同，载缵武功。”郑玄笺曰：“其同者，君臣及民因习兵而俱出田也。”
随着军事发展的需要，王室和方国在利用田猎开展军事训练的过程中，逐渐减少了娱乐性的成分，使之更适应实战的要求，如《周礼·夏官·大司马》对四时的田猎活动，作出了阶段性的安排：首先侧重基础性的军事演练，如阵形排列，识别旗、鼓、金等指挥信号，并且“教坐作、进退、疾徐、疏数之节”
（单兵队列教练）；然后进行狩猎，以野兽为假想敌，模拟进攻行动，演习军阵；最后检查捕获物以论赏罚；仲冬十一月，则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和军事检阅，“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角力”
。
排演练习战斗舞蹈（“武舞”），也是“尚武”氛围笼罩之下先秦军事训练中的重要项目。参加武舞的人员，一般都手持干盾，模拟基本战斗动作，既用来激励舞者本人和旁观者的战斗激情和尚武精神，又促使舞者熟悉作战动作的要领，为实战作必要的准备。闻一多先生曾指出：“除战争外，恐怕跳舞对于原始部落的人，是唯一的使他们觉得休戚相关的时机。它也是对于战争最好的准备之一，因为操练式的跳舞有许多地方相当于我们的军事训练。”
这是很精辟的说法。唯根据实战过程，制为舞乐，“美盛德之形容”
者，不仅原始部落有之，夏商以降历代均有之；不仅汉族有之，其他民族也有之。
从文献记载看，当时的武舞是和射御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如《礼记·内则》说：“成童舞象，学射御。”又如《诗经·齐风·猗嗟》也说：“舞则选兮，射则贯兮。四矢反兮，以御乱兮。”可见武舞实际上就是军事操练的一种形式
，是“尚武”文化精神的艺术上之形象写照。它与“蒐狝”活动一起，构成当时军事训练的主体内容，并且在实战中体现出其独特的壮观景象。相传武王伐纣时，在进攻朝歌的前夜，“师乃鼓噪，师乃慆，前歌后舞”
。而在凌晨进攻时，勇锐的巴师则“歌舞以凌殷人”
。
先秦时期还开设各级学校培养人才，在贵族子弟中进行军事教育。这些学校，从本质属性上讲，乃是教授“武学”。对此，王晖教授在其《庠序：商周武学堂考辨——兼论周代小学大学所学内容之别》
一文中曾有翔实的论证。他认为，商代的武学堂为“庠”，周代的武学堂为“序”，就其性质而言，乃属于当时的大学辟雍，其基本功能，是教授射、御技能，同时也进行礼仪活动的教育。《孟子·滕文公上》言夏商周三代教育云：“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
夏代的史迹尚不是很清楚，而商代对贵族子弟、战车甲士进行射、御训练已经得到甲骨卜辞的证实。卜辞中有大量诸如“王学众，伐于□方”“学马”“教戍”一类的记载
，还常见是否令其人“庠射”“庠三百射”的反复占卜。
西周时期的学校军事教育得到进一步加强。当时，在中央设立的“辟雍”“学宫”“射庐”“大池”等学校机构，可以统称为“序”。《孟子·滕文公上》言“夏曰校，殷曰序，周为庠”，王晖认为，这里殷商学校名称与周代学校名称错置了，而许慎《说文解字》“广部”、《汉书·儒林传》皆作“殷曰庠，周曰序”，乃是与甲骨卜辞、西周金文所述学校名称相一致的。诸侯国及卿大夫采邑，也设置有“泮宫”“庠”“序”“校”“塾”等学校，以保证军事教育与军事训练的普遍推行。
大致而言，贵族子弟一般从十五岁起学习乐舞（包括“武舞”）和射御课程，每名“学士”都要学好射箭和驾驭兵车的本领，这些本领包括“五射”（五种射箭技法）和“五驭”（五种驾车的技巧），由保氏等专业人员负责传授。周代的射仪，规模十分盛大，据《仪礼》记载，分为大射、宾射、燕射、乡射四种，各有定制，所用的弓、箭、靶和伴奏音乐均不相同，其目的是通过表彰射、御之善者，以提高射、御之术，加强军队的战斗力。其中，大射是在射宫举行的“选射之礼”。据静簋铭文记载，当时有位名叫静的人，曾遵照王命在学宫教一些贵族少年习射。两个月后，他们又参加了一次在大池举行的田猎，进行演习，而周王本人也经常在射宫和猎场亲自发矢操练。这种武学教育体系的确立和武学教学内容的落实，也就成为先秦“尚武”文化精神维系与发扬的重要制度性保证。
除开展射、御技能训练外，在整个社会“尚武”风尚的影响下，当时的学校还从事告庙、献俘、庆赏、饮至等军礼的教育。它们和射、御训练一起，构成当时贵族子弟的主要学习内容。
先秦时期的“尚武”精神之充沛激昂，我认为还可以通过对《汉书·艺文志》图书分类与学科界定的考察而有所认知。
今天，人们呼吁重归传统，倡导弘扬国学。这当然值得赞许，应该肯定。然而，当激情渐渐消退，理性终占上风之时，我们是否该扪心自问：我们究竟要回归哪个传统？我们到底要弘扬哪种国学？是回到明清，还是唐宋？抑或秦汉，甚至先秦？是依据《隋书·经籍志》所最终确定的经史子集的四部之学，还是复兴《汉书·艺文志》所系统构建的六艺、诸子、诗赋等六略之学？是回归以经典传承为中心的《诗》《书》《礼》《乐》《易》《春秋》的“六艺”，还是回归以全人培养为宗旨的礼、乐、书、数、射、御的“六艺”？
要对这些问题作出比较科学的回答，就需要我们回归经典，回归学术，考镜源流，辨章学术，洞隐烛微，钩玄提要。而重点关注与深入研究《汉书·艺文志》，毫无疑义，就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应有之义、必由之途。
众所周知，《汉书·艺文志》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具有提纲挈领、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承载了先秦至秦汉学术形态演变的基本脉络，是后世梳理、认知、评判先秦及秦汉学术的最重要凭借。因此，还原《汉书·艺文志》形成的历史场景，再现《汉书·艺文志》编排的内在逻辑，梳理《汉书·艺文志》论述学术的基本考量，对把握先秦及秦汉的学术文化整体面貌与基本特征具有关键的意义，而后世对先秦及秦汉学术若干重大问题的争论，也往往以《汉书·艺文志》为探讨的逻辑起点与根本核心。套用明代兵家茅元仪评论《孙子兵法》的话来说，就是：“前《汉志》者，《汉志》不遗；后《汉志》者，不能遗《汉志》。”
《汉书·艺文志》是《汉书》“十志”之一。它记载了“六艺”和诸子百家的图书总目录，其内容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略，共收书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篇。它同时又是体现先秦至秦汉的学术文化发展总成就、总趋势与总特征的理论总结，因为在叙录书目的同时，《汉志》在每种图书之后均有“小序”，在每一“略”之后均撰有“总序”，对先秦至秦汉的学术文化的源流、嬗变、特色、价值、影响，都有系统的梳理与全面的总结。
我始终认为，不能单纯地将图书的目录分类，视为目录学问题，而应视为学术思想文化发展状态与特征的综合性、集中性体现。图书的目录分类准确折射了其所处时代的“文化性格”“学科建设”面貌与特色。所谓的“经、史、子、集”图书四部分类法，是历经荀勖《中经新簿》、阮孝绪《七录》，至《隋书·经籍志》最终确立的。虽说它在目录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与价值，但是明显偏重于纯学理的图书分类，与《汉书·艺文志》的目录体系与学术旨趣有显著的差异。稍加分析，我们就能发现，在《汉书·艺文志》中，实用之学与理论之学是结合在一起的，它传承西汉刘向《别录》、其子刘歆《七略》而来，在刘氏父子的学术总结基础上集粹撮要，遂成文献总目和学术渊薮。
六艺略，就是理论指导，《诗》《书》《礼》《乐》《易》《春秋》，即国家的统治思想与文化；诸子略，就是中国的学术思想流派；诗赋略，就是文学艺术作品；兵书略，就是用于指导战争实践的理论及其相应的操作方法；数术略，近似于今天学科体系中的“理科”；方技略，颇类似于今天的“工科”。换言之，《汉志》“六略”，前三略，六艺、诸子、诗赋属于同一性质，可归入“道”的层面；而后三略，兵书、数术、方技又是一个性质近似的大类，属于“术”的层面。“道”的层面，为“形而上”；“术”的层面，为“形而下”。“形而下”者，用今天的话来说，是讲求功能性的，它不尚抽象，不为玄虚，讲求实用，讲求效益。但在经史子集的目录体系里却淡化了这些操作性、实践性的东西，取消了兵书、数术、方技三大类图书典籍的独立地位，将它们纳入子部之中。《汉志》的图书目录分类，从学科体系构筑上考察，显然更全面、更系统。我们今天弘扬国学，要真正超越经史子集的传统，回归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中国传统学术的原生态——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六略”之学。
而“六略”之学之所以向“四部”之学嬗递，我认为，除了在魏晋门阀制度背景下，史部著述数量由于谱牒学、方志学等发达而剧增等具体原因外，也与中国文化性格特征、价值取向的转型有内在的关系。这种转型，从本质上来概括，就是由“尚武”转向“崇文”，由阳刚转向阴柔，由进取转为守成。
先秦的“尚武”之风，至两汉而未改，故张骞敢于横绝大漠，致力“凿空”；班超勇于进取开拓，“投笔从戎”；陈汤能发出铿锵有力的时代强音：“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所谓“汉唐雄风”，其底蕴、其特色，就是对先秦时期“尚武”风尚的传承和赓续！这种“尚武”的文化精神，折射到当时的图书目录分类，就是兵书略独立而成为一略，是一级学科，与诸子略并列，兵家高于道、法、墨等其他诸子。
汉代传承先秦的“尚武”文化精神，对承载“尚武”意识的兵书高度重视。这首先表现为对兵书的整理与校订。与秦王朝仇视和灭绝文化的立场与态度不同，西汉王朝的统治者重视文化的积累与发展，尤其提倡实用性较强的学术文化。兵学是实用之学，直接关系到政权的稳定，因此为西汉统治者所关注，校理兵书就是这方面的重要举措。
西汉对兵书的搜集整理工作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汉高祖在位时“韩信申兵法”：“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
限于汉初“干戈未息”，“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
的政治经济条件，以及“挟书律”未除的文化氛围，这次整理大约重在搜集和遴选。第二次是在汉武帝时，当时反击匈奴的战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为了夺取战争的胜利，统治者自然对兵学倍加关注，于是就有军政杨仆整理兵书之举：“军政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犹未能备。”
颜师古注曰：“捃摭，谓拾取之。”可见杨仆的工作主要也是搜集兵书，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次整理尚存在缺陷——“犹未能备”。第三次是在汉成帝时，由“任宏论次兵书”，“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
可见是由步兵校尉任宏整理兵书，并由刘向总其成，为整理校订后的兵书作叙录，附于各书之中，上奏皇帝。这次整理的意义要远远大于前两次，不仅划分了兵家的各类流派，而且还认真厘定了文字，规范了版本，揭示了各部兵书的学术价值——刘向、任宏对搜集到的各部兵书，校勘其文字，确定其书名，统一其篇名，排定其篇章次序，撰就其提要，缮写而后成为定本，由国家集中收藏。这次整理，使先秦至西汉中期的兵书基本上以较完善的面貌存之于世。
在西汉第三次兵书整理过程中，步兵校尉任宏对搜集到的兵书进行了系统的分类工作——“任宏论次兵书为四种”，即根据西汉中叶以前兵书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征，把兵家划分为兵权谋家、兵形势家、兵阴阳家、兵技巧家等四大类。
其中兵权谋家共十三家，著作二百五十九篇，现存《吴孙子兵法》
《齐孙子》
和《吴起》《公孙鞅》《大夫种》《兵春秋》《庞煖》《兒良》《广武君》《韩信》等，这是兵学流派中最主要的一派。兵形势家共十一家，著作九十二篇，主要有《楚兵法》《蚩尤》《孙轸》《王孙》《尉缭》《魏公子》《景子》《项王》等，现仅存《尉缭》。兵阴阳家共十六家，著作二百四十九篇，主要有《太壹兵法》《天一兵法》《神农兵法》《黄帝》《封胡》《风后》《力牧》《鬼容区》《地典》《师旷》《苌弘》《别成子望军气》等。现都已散失，只有后世诸如《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类书、政书保留有极零星的内容。兵技巧家共十三家，著作一百九十九篇，主要有《鲍子兵法》《伍子胥》《公胜子》《逢门射法》《阴通成射法》《李将军射法》《魏氏射法》《剑道》《手搏》《蹴鞠》等，亦已基本散失。比较能反映兵技巧家的基本情况的，只有后人辑佚的《伍子胥水战法》以及《墨子·城守》十一篇。
在划分兵书种类的基础上，刘向、任宏还就每类兵书的军事学术特点加以分析和总结。他们指出兵权谋家的基本特点是：“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
可见这一派主要讲求战略，是一个兼容各派之长的综合性学派。
兵形势家的基本特点为：“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乡，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
即主要探讨军事行动的运动性和战术运用的灵活性与变化性。结合实战历史，挂名西楚霸王项羽名下的《项王》一书，可能最合乎兵形势家的特征了。有不少学者认为这一学派主要是讲求战术的。
而兵阴阳家的主要特点则是：“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
这表明它注重天时、地理条件与战争关系的研究，可能与范蠡以及黄老学派有浓厚的渊源关系。近年新出土的张家山汉简《盖庐》一书，《六韬》中的《五音》《兵征》诸篇，《孙子兵法》中“画地而守之”“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等文字，以及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本《孙子·计篇》中的“顺逆，兵胜也”之类的提法，都可以说是兵阴阳家特色之具体写照。
兵技巧家的主要特点为：“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
这就是说，这一派注重的是军械和作战技术，它包括设计、制造攻守器械和使用器械的方法、要领等。从现存的文献看，墨家是最典型的兵技巧家。这表现为《墨子》一书对守城防御作战的器械装备和具体战术作了充分的论述。它根据“今之世常所以攻者，临、钩、冲、梯、堙、水、穴、突、空洞、蚁傅、
辒、轩车”等当时通行的十二种攻城战法，提出了诸如“备高临”“备梯”“备水”“备突”“备蚁傅”等一系列有效的守城战术。墨家学派的城守思想，对我国古代防御理论具有奠基意义，影响非常深远。后世有关防御原则和战术的论述，多借鉴或祖述《墨子》，以至于把一切牢固的防御笼统地称之为“墨守”；近人尹桐阳称赞它“实古兵家之巨擘”；岑仲勉则将它与《孙子兵法》相提并论，说：“《墨子》这几篇书，我以为在军事学中，应该与《孙子兵法》同当作重要资料，两者不可偏废的。”（岑仲勉《墨子城守各篇简注·自序》）这些评价是有一定道理的。
需要加以说明的是，刘歆《七略》中著录的兵书，较之于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兵书，数量上要多许多。刘歆《七略》的“兵书略”中，“兵权谋”一目下还著录有《伊尹》《太公》《管子》《孙卿子》《鹖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等著作。班固考虑到这些书目已在其他类目中作了著录，出于避免重复计，《艺文志》“兵权谋”一目中便省略未著录。《七略》的“兵权谋”一目还著录一种《军礼司马法》，《艺文志》则将它移入“六艺略”的“礼”目之中。《七略》的“技巧”一目还著录有《墨子》一家，《艺文志》因其已录入“诸子略”的“墨家”之目，故亦省略不著录。另外《艺文志》“兵技巧”一目又增录《蹴鞠》一家。
任宏、刘向对兵家流派的划分与总结，是中国兵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从此兵家四分法经《汉书·艺文志》记载而为后世兵家奉为圭臬，成为后世兵书撰著与兵学理论建树的规范程序与指导方针。
但是，在后来“崇文”的文化氛围越来越浓厚的历史背景下，兵家的地位日趋低落，兵书的总量相对萎缩，到了唐初编纂《隋书·经籍志》之时，兵书略被归入子部之中，且日益边缘化，由“蔚为大国”退化为“蕞尔小国”了。这就是目录分类变化背后的学术文化变迁之一个显著事例，也是“尚武”精神日益萎缩的一个具体象征。
春秋后期，随着“学在官府”格局的瓦解、学术下移趋势的不可逆转，“尚武”风尚也开始悄然改变了，社会上“崇文”的现象逐渐高涨了起来。许慎《说文解字》有云：“儒者，柔也。术士之称。”
可见，在春秋后期之前，儒者，作为一个群体，在社会上乃是被边缘化的角色，在当时相当多人的眼中，“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只会摇唇鼓舌，不能冲锋陷阵，正是这些“文化人”的最大特征。用《墨子·非儒下》的话来讲，即“博学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累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繁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遇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学不可以导众”
。随着孔子正式创立儒家，儒者就成为章太炎《国故论衡》下卷《诸子学九篇·原儒》中指出的“私名”之“儒”：
儒有三科，关“达”“类”“私”之名。达名为儒，儒者，术士也……儒之名，盖出于需。需者，云上于天，而儒亦知天文，识旱潦……古之儒知天文占候，谓其多伎，故号遍施于九能，诸有术者悉赅之矣。
又云：类名为儒，儒者知礼、乐、射、御、书、数。《天官》曰：“儒以道得民。”说曰：“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地官》曰：“联师儒。”说曰：“师儒，乡里教以道艺者。”此则躬备德行为师，效其材艺为儒。
再曰：私名为儒。《七略》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周之衰，保氏失其守。史籀之书，商高之算，蜂门之射，范氏之御，皆不自儒者传。
自此之后，儒者作为中华文化精神的承载者、守护者，逐渐成为社会生活的主导力量，“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的基本立场和价值取向，无疑潜移默化、感化挹注地改变和重塑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而精神风貌上的“尚武”转向“崇文”，则是这种改造中最为突出的变化之一，这就是《汉书·儒林传》中所津津乐道的政治文化新气象：“自此以来，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
当然，这种民族文化性格的转型，有个漫长的过程。如前所述，汉唐时期，尽管“崇文”的风尚越来越炽热，但“尚武”精神的魂魄犹存，汉唐雄风依然凌厉而高扬。领略建安风骨，或者品读唐人的边塞诗，我们分明能感受到当时人们那种慷慨激昂、遒劲豪迈的阳刚之气，那种悲凉沉郁、睥睨天下的风骨气概！“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曹植《白马篇》）就是“尚武”文化精神与民族性格的生动诠释！到了唐代，这一传统仍在延续，像“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杨炯《从军行》），“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李贺《南园十三首》其五），“健儿宁斗死，壮士耻为儒”（杜甫《送蔡希曾都尉还陇右因寄高三十五书记》），等等，均洋溢着高昂的英雄主义与“尚武”精神。
由“尚武”到“崇文”的根本转折点是在宋代。众所周知，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宋朝之后，片面汲取唐末藩镇割据、五代政权更替的历史教训，在国家治理上，一味推行“重文教，抑武事”
的基本国策与方针。从而在国家发展大战略的层面，从根本上决定了“尚武”精神式微、“崇文”意识全社会化这一趋势的不可逆转性。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氛围之下，宋人普遍以“崇文”为荣，而以“尚武”为耻，反映在个人仕途上，只要有机会，就希望出任文职，而排斥担当武职的官员。例如，宋代著名兵学思想家、经典兵书《何博士备论》的作者何去非，尽管兵学造诣精深，又身为武学教授（后晋升武学博士），但自上任之日起就不安心本职工作，曾求其好友苏东坡两次上书朝廷，请求“换文资”，即希望把他由武官改为文官，由武学博士转任为太学博士。何去非的选择，就是这方面非常有代表性的例子。
同样的道理，文官如果要被改授武职，哪怕武职官衔更大、地位更高，一般也不愿意。《湘山野录》卷中就有这方面的生动记载：“真宗欲择臣僚中善弓矢、美仪彩，伴辽使射弓。时双备者，惟陈康肃公尧咨可焉。陈方词职进用。时以晏元献为翰林学士、太子左庶子，事无巨细，皆咨访之。上谓晏曰：‘陈某若肯换武，当授与节钺，卿可谕之。’时康肃母燕国冯太夫人尚在，门范严毅。陈曰：‘当白老母，不敢自辄。’既白之，燕国命杖挞之，曰：‘汝策名第一，父子以文章立朝为名臣。汝欲叼窃厚禄，贻羞于阀阅，忍乎？！’因而无报。”
在“崇文”社会大氛围笼罩下，武将在文官的眼中，简直就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大草包，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七中寇準斥责曹利用不假辞色，态度之恶劣，可为佐证：“寇为枢密使，曹利用为副使，寇以其武人，轻之。议事有不合者，莱公辄曰：‘君一武夫耳，岂解此国家大体！’”
武人出身的官员，即使爬到了枢密使、宰相这样的最高位置，其内心仍耿耿于怀于非科举正途仕进，缺乏底气，不无自卑，有时候免不了要发点牢骚，名将狄青就是如此。（《默记》：“韩枢密功业、官职与我一般，我少一进士及第耳！”
）狄青他以卓越的战功成为宋仁宗时期的最高军事长官——枢密使，但由于他是行伍出身，受到文臣们的嘲讽和排挤。他的名望与身份，也大大低于当时的枢密副使韩琦。韩琦，乃是以进士出身出任武职，看不起军人，说什么：“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也。”缘是之故，狄青才有上述的感慨。在这样的“重文抑武”背景下，先秦时期的“尚武”之风真是销声匿迹、荡然无存了！
客观地讲，宋代的文治，是高度文明，高度成熟，可谓极大的成功：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所直观反映的汴京市民生活情景，读《武林旧事》《东京梦华录》之类的宋人笔记所记载的勾栏瓦舍的热闹场面，我们不能不承认宋代城市繁华、经济发达、文化进步，使普通民众基本上过上了尚算可以的生活。“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我们可以批评宋时民众安于现状、缺乏进取的问题，但却不能不承认“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老百姓安居乐业、悠闲自在的事实。
但是，缺乏“尚武”精神支撑的宋代国防，则是完全失败的。说宋代“积贫”，也许未必，但称宋代“积弱”，则是殆无疑义。它不仅不能收复当年被石敬瑭割让出去的战略要地燕云十六州，反而年复一年地让契丹、女真、蒙古欺凌打压，损兵折将，割地求和，面子里子都输得干干净净。它打不过辽，打不过金，打不过元，那也就认了，可在小小的西夏的面前，都难求一胜，则多少有些匪夷所思了。
这种局面一直延续下来，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中，“粗犷”“原始野性”的成分可谓是日益弱化，阴柔替代阳刚，文弱替代武毅，成为普遍的社会风尚。到了清末民初，中国民族性，似乎再也看不到刚毅进取的特色，而是成了鲁迅先生所批判的“中庸”模样：“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这艺术的可贵，是在于两面光，或谓之‘中庸’——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表面上是中性，骨子里当然还是男的。”
这种唯“崇文”而不“尚武”之风的盛行，从兵书在整个文化事业与图书分类中被日趋边缘化中，也有所体现。中国古代兵书的数量之多，内容之广，确实是令人惊讶和震撼的，形容为汗牛充栋毫不为过。民国时期，陆达节撰有《历代兵书目录》，据其统计，中国历代共有兵书1304部，这当然是不尽完备的数据。许保林先生《中国兵书知见录》中著录兵书3380部2323503卷（959部不知卷书，未计在内），其中存世兵书2308部18567卷（731部不知卷数，未计在内），存目兵书1072部4936卷（228部不知卷数，未计在内）
。这个统计尚是初步的，刘申宁先生的《中国兵书总目》有更多的著录，达4000余部之多
。但不管是3000多部，抑或是4000余部，中国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兵法大国”，乃是当之无愧的。
但是，我们看到，最终被收录于清代“四库全书”的古代兵书，仅寥寥二十部而已，像著名兵书《武备志》《筹海图编》《翠微先生北征录》《百战奇法》等，都被摈弃，不予收录。总之，在整个“四库全书”中，兵书的数量微不足道。须知道，《汉书·艺文志》中收录的兵书，就有兵权谋家十三家，兵形势家十一家，兵阴阳家十六家，兵技巧家十三家了。一千多年下来，被朝廷认可并收入皇家图书编目体系的兵书，数量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呈减少的趋势，这实在是不太正常的文化现象。而这种文化现象之所以会出现，归根结底，乃是受“尚武”转向“崇文”这种民族性格与文化精神之嬗变的左右。
【注释】
[1]
《诗经·周南·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