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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要坚持回归经典自身的整体性原则。南宋郑友贤在其《十家注孙子遗说并序》中指出：“武之为法也，包四种，笼百家，以奇正相生为变。是以谋者见之谓之谋，巧者见之谓之巧，三军由之而莫能知之。”《孙子兵法》十三篇是一个完整、有机的思想体系。每篇既是一个独立的整体，篇与篇之间又相互保持密切的联系。前后十三篇逻辑严谨，层层递进，首尾呼应，浑然一体，对战前的准备工作，战略计划的制订，战役程序的组织，战术手段的运用，以及行军、后勤保障、各种地形条件下的作战行动及特殊战法都作了层次分明、前后贯通的阐述。其思维的整体性和思辨的深刻性在先秦诸子中也是罕有其匹的。全书从战略运筹、战争预测（《计篇》）起步，经战争准备（《作战篇》），运用谋略（《谋攻篇》），发展实力（《形篇》），创造有利态势（《势篇》），灵活用兵、争夺先机、因敌变化而取胜（《虚实篇》《军争篇》《九变篇》），到解决“处军相敌”（《行军篇》），利用地形（《地形篇》），掌握兵要地理（《九地篇》），实施火攻（《火攻篇》），搜集情报、以资决策（《用间篇》）等具体的战术问题，始于“知彼知己”，又终于“知彼知己”，恰好规划了一个完整的战争程序。其篇次结构序列设计，注重于按用兵制胜的要领与方法加以展开，以战争规律为立足点。曾有人这么认为：“十三篇结构缜密，次序井然，固有不能增减一字、不能颠倒一篇者。”（蒋方震等《孙子浅说·绪言》）不少研究者曾根据《孙子兵法》的内涵文义，从逻辑上努力梳理过全书的思想脉络和内在联系。如支伟成编的《孙子兵法史证》，其卷首《孙子篇目述义》就这样分析十三篇的逻辑递进关系：“《计篇》第一，将之贤愚，敌之强弱，地之远近，兵之众寡，当先计及之，而后兵出境。故用兵之道，以计为首。《作战篇》第二，计算已定，然后完车马，利器械，运粮草，约费用，以作战备，故次《计》。《谋攻篇》第三，计议战备已定，然后可以智谋攻，故次《作战》……”日本学者山鹿素行也认为《用间篇》与《计篇》的前后呼应，是全书浑然一体之标志，“《始计》《用间》在首尾，通篇自有率然之势”。应该说，这是正确理解孙子十三篇思想及其价值的通衢捷径。唯有如此，我们才能避免对《孙子兵法》作片面的理解。
其次，是要坚持认识经典要义的灵活性原则。戴溪《将鉴论断·孙武》有云：“孙武之书十三篇，众家之说备矣。奇正、虚实、强弱、众寡、饥饱、劳逸、彼己、主客之情状，与夫山泽、水陆之阵，战守攻围之法，无不尽也。微妙深密，千变万化而不穷。用兵，从之者胜，违之者败，虽有智巧，必取则焉。可谓善之善者矣。”《孙子兵法》的灵魂，在于强调“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虚实篇》）。在孙子看来，兵法的许多基本原则，如“高陵勿向，背丘勿逆”“围师必阙，穷寇勿迫”之类，是无数次战争经验与教训的沉淀积累，是无数人用鲜血与生命换取的结晶，自然应该充分尊重，加以借鉴和传承。但是，对这些兵学原则，又不能过于迷信，亦步亦趋，而必须结合新的状况，针对不同的对手，根据不同的条件，灵活机变，出奇制胜，否则就是拘泥僵化，胶柱鼓瑟。孙子希望人们学习兵法，但他的终极宗旨是期盼人们在学了兵法之后忘掉兵法。在孙子的心目中，没有规则，就是唯一的规则；没有规则，就是最高的规则，即所谓“形兵之极，至于无形”（《虚实篇》）。用岳飞的话讲，就是“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宋史·岳飞传》）。
战场形势瞬息万变，作战对象形形色色，如果执一定之规，应无穷之敌，不知变通，机械保守，那一定会招致败绩，沦为笑谈。如同何去非《何博士备论·霍去病论》所言：“法有定论，而兵无常形。一日之内，一阵之间，离合取舍，其变无穷。一移踵瞬目，而兵形易矣。守一定之书，而应无穷之敌，则胜负之数戾矣。”历史上学《孙子兵法》、用《孙子兵法》的人多了去了，可是，有不少人由于不懂得这个道理，食古不化，一味迷信兵学教条，不但没有让《孙子兵法》帮助自己在战场上克敌制胜，建功立业，反而大败亏输，覆军杀将，沦为纸上谈兵的反面典型。像三国时的马谡，他对《孙子兵法》可谓是熟稔于心，倒背如流，其在街亭之役中，行军布阵，处处遵循《孙子兵法》的要求：《孙子兵法》中说军队屯驻宜“视生处高”，他就部署军队于高丘之上，声称“居高临下，势如破竹”；别人提醒他山上无水源，若遭敌军包围，就容易陷入不战自乱的困境，他亦拿出《孙子兵法》的话来为自己作支撑——“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他忘了自己的对手乃曹魏宿将张郃，而拘泥《孙子兵法》的教条，输得连自己的命都搭进去了。
由此可见，今天读《孙子兵法》，关键是要做到既能入乎其内，更要出乎其外，真正做到《何博士备论·霍去病论》中所主张的那样：“不以法为守，而以法为用，常能缘法而生法，与夫离法而会法。”不把兵法原理当作教条，而要结合实际情况来灵活运用这些原理，与时俱进，在原有理论的基础上发明新的理论、新的战法。表面上看你做的事情跟兵法原理好像不相符，实际上却与兵法原理的核心精神相吻合，这才是理解和运用《孙子兵法》的最上层境界，也是现代社会竞争中掌握先机、争取主动的根本前提。
最后，是要坚持理解经典价值的超越性原则。《孙子兵法》是一部成书于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兵学著作，它之所以在今天还为人们所热爱、所阅读，自是其拥有独特的魅力，具有时空的超越性。更为重要的是，它已超越了单纯的军事领域，而具有了哲学意义上的普遍性价值。从本质上讲，《孙子兵法》是一部哲学著作，是一种思想方法论，充满哲学启迪与人生智慧。像在理想层面的“求全”和在操作层面的“取偏”，就是孙子朴素辩证思维理性的表现之一。
中国文化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称为“求全”文化。追求万全，争取圆满，是中国人孜孜以求的理想目标，它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着广大民众的心态意愿。似乎只有“万全”“圆满”，才算是实现了极致的人生理想，达到事物发展的最佳阶段。
在这样的“求全”文化氛围笼罩之下，孙子同样对“全”情有独钟。《孙子兵法》十三篇中，孙子提到“全”的地方多达十余处，如“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兵不顿而利可全”“自保而全胜”“全国为上”“全军为上”等，“全”在孙子的兵学理论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能有这样的境界，孙子无疑是崇高的理想主义者，的确了不起。但更加了不起的是，孙子同时还是一位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在他的心目中，“求全”只能是一面旗帜，一种理想，一个口号，如果过于拘泥于“全胜”，而忘记了战争厮杀这个残酷的事实，将理想同实际简单地等同起来，则不免是“迂远而阔于事情”，自欺欺人了。换言之，孙子已清醒地认识到，一味追求万全之策是不现实的。“先作万全之计，然后图彼。得之则大克，不得则自全”（《魏书·邢峦传》），“全胜不斗，大兵无创”（《六韬·武韬·发启》），云云，只能是一种理想的追求，事实上很难有真正的万全，更不应为追求万全、争取圆满而患得患失，瞻前顾后，投鼠忌器，优柔寡断，以致错失战机，陷于被动，与成功失之交臂，图虚名而处实祸。
正因为孙子早已将这层关系明了于胸，所以他在高举“全胜”这杆大旗，在理念上汲汲追求万全之策的同时，在具体操作的层面上一直磨砺“战胜”这把尖刀，注重“取偏”的实效，特别强调突出重点，剑走偏锋，主张集中兵力，发挥优势，寻找突破口，各个击破，在此基础上扩大战果，克敌制胜，“故为兵之事，在于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九地篇》）。孙子指出战略家最大的过错，在于不分主次、轻重和缓急，眉毛胡子一把抓，西瓜芝麻随地捡：“故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虚实篇》）
由此可见，在“兵圣”孙子眼里，理想上求“全”与操作上重“偏”是高度统一的。孙子真正明白了“舍得”这层道理。得与失是辩证的，舍得舍得，说到底有舍才有得。所以孙子强调五“不”：“涂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九变篇》）绝不能为求“全”而大包大揽，绝不应为“全胜”而放弃“战胜”，一切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牵一发而动全身，“以正合，以奇胜”。应该说，孙子这种剑走偏锋的思维方式充满深邃的哲理精髓，老子说“少则得，多则惑”，其所体现的精神旨趣，正与孙子“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的基本理念相吻合。
很显然，孙子有关“求全”与“取偏”平衡统一的辩证思维，反映了理想与实际的统一，终极目标与阶段任务的统一。这在今天也是很有价值的，不无重大的启迪意义。它提醒人们，凡事都要设立一个远大而崇高的理想目标，朝着“尽善尽美”的方向去积极努力。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则要摆正位置，放低身段，调整心态，尊重客观现实，不作超越个人能力与水平的期冀，特别要防止出现一味求稳求全，事事渴望圆满的行为方式，这包括在制订计划方案时面面俱到，方方皆足；在博弈竞争活动中通吃不漏，竭泽而渔；在人才选拔任用上求全责备，立一杆标尺。在具体的运作过程中，更有必要借鉴孙子的用兵艺术，人生智慧，分清缓急，甄别主次，开拓重点，把握关键，集中兵力，各个突破，先捡西瓜，后捡芝麻，千万不可不分重点，到处撒网，平均使用力量，导致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甚至芝麻西瓜统统丢光的局面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