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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学思想深深根植于一定的社会土壤，它是时代政治、经济、文化大氛围下的产物，更是丰富多彩的军事实践在人们观念上的反映。作为观念形态的兵学思想，其起源与形成要略微滞后于战争的发展。一般而言，它的起源至少取决于三个前提条件，一是文字，二是一定战争经验的沉淀与积累，三是人类思维能力达到一定的水平。从这个背景出发，并考察先秦兵学思想发展历史的实际，我们可以这么说：中国兵学思想萌芽于夏商时期，初步成型于西周时期，渐趋成熟和繁荣于春秋战国时期。
有关夏商时期兵学思想萌芽情况，一部分见于《左传》《国语》《尚书》等文献的追叙，其中主要的内容包括政治与军事、战争指导原则、军事法规与纪律等多个方面。
夏商时期的兵学思想萌芽，更重要的载体乃是甲骨卜辞所反映的军事学术内涵。甲骨卜辞虽然是对战争等活动进行占卜预测的产物，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然而却比较客观地反映出当时人们的战争指导水平与战术运用特点。大致而言，甲骨卜辞所体现的兵学思想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重视掌握情报，立足知彼知己的战前准备原则。如商王通过守卫四土的侯、伯、田、牧、卫搜集各类军事情报，了解、掌握周围方国的动态，如边地官员沚戛报告说：土方进犯我国东部边地，侵扰了两个城邑。工方也进犯我国西部边疆。 [1] 从而及早做好应战的部署，制定正确的军事对策。
第二，综合考察和分析形势，制定多种作战方案，以供实战中选择使用。如《甲骨文合集》27972曾记录商最高统帅部在部署对羌方的一次战役中的多项选择方案：在何种场合，举行何种祭典，可以保佑己方的军队抵御羌方进犯时既重创敌人又能保全自己；让部队暂避敌锋芒却不必回师，仍然可以顺利破敌；如果将戍军调回，另换其他将领出征，是否会造成不良的后果。
第三，在作战中，比较灵活地运用各种战法，实施积极的攻守方针，掌控战场主动权，夺取作战的胜利。这包括依据地形、地貌与军队本身条件，布列有利的阵位、阵势，“亚立（位），其于右，利？其于左，利？”
预设阵地，用各种手段使得敌军进入受攻击位置，加以伏击和聚歼，妇好和沚戛一起讨伐巴方，王自东方进攻，敌人在妇好预先设伏处受到伏击；
派遣先头部队及时打开通道，为主力随后大举进击创造条件，沚戛作为先锋，王随后跟进，上帝会给予我们以福佑吗？
进攻时，身披兽皮发动突袭，震慑敌人，打乱敌人的阵形
[2]
，等等。
第四，申明军事纪律，确保令行禁止，从而使参战将士能够步调一致地投入战斗，去夺取战争的胜利。如《小屯南地甲骨》119曾有“师惠（惟）律用”的记载，说明至少在殷商晚期已把申明与贯彻军事律令作为治军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将厉行军纪列为军队克敌制胜的关键。
甲骨卜辞所反映的兵学思想萌芽，虽然因甲骨卜辞性质的限制而显得零碎不系统，然而它毕竟已触及军事学术的核心问题，为后世兵学思想的发展开了先河，吉光片羽，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