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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韩非子尝云：“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他的本意是指，人类社会可以分为“上古”“中世”和“当今”几个阶段，不同阶段有各自的活动中心命题。而统治者则应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由此可见，这段言辞，是韩非子乃至整个法家有关历史发展观的洗练而扼要的表述。当然，韩非子将“上古”的时间范围，界定在虚无缥缈的有巢氏、燧人氏阶段，乃是有问题的。且不说有巢氏等在历史上是否真实存在，即便存在，与“道德”恐怕也扯不上关系，因为在当时，只会有残忍、暴虐的“血亲复仇”式的杀戮与灭绝。就像传说中的圣王尧、舜、禹攻灭三苗之战一样，战争的结果是对于“黎苗之王”，“人夷其宗庙而火焚其彝器，子孙为隶，下夷于民”（《国语·周语下》）。所谓的“道德”，仅仅是后人理想主义化的虚幻想象而已！
但是，如果将韩非子所说的“上古”，在时间的坐标上稍作下移，对应为殷商、西周及春秋前期，将“中世”，对应于春秋晚期与战国前期，将“当今”理解为韩非子自身所处的战国中后期，那么，我们可以发现，“上古竞于道德”，恰好吻合了商周“礼乐文明”体制下的社会政治基本特征，“中世逐于智谋”，正好为“礼崩乐坏”政治局面的形象写照，“当今争于气力”，在某种意义上，反映着由“争霸”走向“兼并”与“统一”的历史趋势。
这种历史趋势，投射到中国先秦时期的兵学文化，能够从一个侧面体现其发展上的四个基本阶段：（1）以甲骨卜辞为载体的酝酿萌芽阶段。（2）以“古司马兵法”《军志》《军政》《令典》等典籍为主要载体的基本创立与初步发达阶段，即以“军法”为主体的初始阶段。这一时期的根本特征，就是“竞于道德”，所谓的“以仁为胜，以礼为固”。（3）以《孙子》《伍子胥》的出现为标志的重大转折与高度发展时期，《孙膑兵法》《吴子》《尉缭子》以及诸子论兵之作也属于这一阶段的延续。换言之，即以“兵法”形成并占主导地位为标志的高度成熟繁荣阶段。该时期的特色，应该为“逐于智谋”，也即《孙子兵法》中强调的“兵者诡道”“兵以诈立”。（4）以《六韬》《管子》的成书为显著标志的综合融汇、全面总结阶段。这一时期的中心主题，就是“争于气力”，在“大争之世”，在走向天下统一的前夜，要确保国家在战争中取胜，就必须注重加强国家的实力，只有具备强大的实力，方能统一天下，这叫作“多力者王”，所谓“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力”（《商君书·靳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