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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颖源
AIA ，ASLA
意格国际副总裁
设计总监
美国注册建筑师
景观设计职业在30年前的中国是一个时常被人误解的行当，那时大学里的科目先称之为“园林绿化”，后又更名为“风景园林”，游走在工、农、林各门类的边缘，很难向公众解释清楚到底除了在公园绿地里搞些亭台花草之类的小情趣外还能有何作为。在一个从精神到躯体都被禁锢的年代，这个粉饰太平、装点吉祥的行当显得如此渺小软弱。
风云乍起的经济大潮似乎转眼间就将这个浑浑噩噩的职业激活，并以“景观设计”的包装登场，在各种政治节目和商业策划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或在超人尺度的城市广场上渲染非凡气魄，或在禁卫森严的豪门深宅中描画不世仙境，为权力造势，为财富标榜。景观设计借助外在权力和财富提升自身的社会认知度和影响力，亢奋之暇似乎时而也应该自省一下行业的社会公共价值。
华夏文明源远流长，但中华造园史上只有私家园林和皇家园林的身影，公园实实在在是一个随着西方文明浸渗入老大帝国的舶来品。由于公园的原旨是在一个公共空间里每个人都可以在一个公共规则下享有平等权利的自由和尊重，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尊卑等级观念格格不入。在公园的范畴下，群体不代表个人，个人也不能否定群体，个性的发挥和群体的稳定是平衡的两极。
飘扬一个甲子有余的理想主义大纛在商海狂飙中被吹打得支离破碎，于是就有人重演孔孟国学的复古剧以求灵魂安宁。西方人没有圣贤服可套，却知道用绿色维系公益的长久。Olmsted在一个半世纪前就用341hm 2 的纽约中央公园在全球最昂贵的土地上保存着人类对美好自然的向往，承诺对每个人永远彻底地开放，体现的是对人的基本权利的尊重，弘扬超越权力和金钱的人性关怀，这种尊重和关怀在一个连搀扶跌倒老人都有风险的社会里是何等缺失。
社会总体的富裕未必能创造社会的祥和，依靠权力和财富对社会资源进行过度分配后，依托不泯良心的社会公益的存在可以调和分配不均产生的对立情结和差异感，体现社会责任心和均好性。每个周日香港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周围的大街小巷会被席地而坐的菲籍人士堵得寸步难行，但并不见有“城管”干涉。伯克莱加州大学旁的People's Park 素来就是流浪汉和反传统人士的家园，也能与周边社区相安无事。美国的Park与中国的“公园”概念经常不对等，没有围墙，融入社区，设施简单，用材朴素，大小由之，因地制宜，多活动场地，少雕琢景点，说白了就是一块放大的后花园，人人参与，人人爱护，民主本意由此而得。
公园绿地滋养公民公德意识，国人时常慨叹西方人举止文明、高雅有礼，殊不知言行修养需要在优美宽松的社会环境中养成。1868年，上海外滩公园草创初期对华人的限制其实主要是出于对彼时华人公共场合不雅举止的顾虑。公园是行为的规范场，个人以任何形式对公共资源（视觉、空气、水、设施、植栽）的无度消费，本质上是对他人权益的侵犯。
经济大潮中的城市绿化建设也经常扮演着双重性格的角色，一方面各地为树立生态城市的标杆想方设法推高城市绿化率，大肆兴建环城绿带、中心景观轴之类业绩工程；另一方面又不时以旧城改造、改善交通、促进经济等公益名义把与市民休戚相关的中心城区公园绿地或关或移或改。杭州、海口、昆明、南昌……都在进行着城市绿地的市民保卫战，胜算寥寥。在改天换地的蓝图伟业中，一块绿地的得失固然微不足道，波及面又时常局限于人微言轻的弱势群体，而正是这些芥末草民把这星星点点的残绿剩红当做自身社会价值的最后屏障，期望分享一杯为官、为富者盛宴后的免费残羹。
景观设计师从事的就是一种受人驱使、替人做嫁衣的工作，为社会大潮卷裹，随波逐流，并没有一丝话语权。为稻粮奔波之余，如果心中尚有对公益公德、良心民心的一线牵挂，即使无力，纵然有心，也不妄做人、做设计的善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