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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居，意为百姓居住之所，也称民宅、民房，是民间建筑的主要形式。《中国土木建筑百科辞典·建筑》一书中，将“民居”解释为“非官式的民间居住建筑，与王公贵族居住的府邸宫室不同，民居不受官方身份等级制度的限制，而是以经济的手段满足生活居住的功能需要”
。民居作为人类基本生存要件之一，是百姓根据生活需要而自发修建的居住场所，是没有经过官方统一规划，没有依托固定建造理论和专业技能，完全依据生活生产经验和文化传统建造的民用建筑。因使用人群和功能需求不同，加之受建造工艺、物质人力、社会环境等诸多影响，虽物质技术平淡，但其设计制作和文化内涵却呈现出因地制宜、灵活多样的地域特性。
何为传统民居？《现代汉语辞海》一书对“传统”二字进行了如下解释：“过去形成并对现在产生定向性、规范性影响的文化因素，如风俗习惯、作风、民族风格、道德、艺术等；世代相传的；旧有的。”
传统民居，即可理解为寻常百姓居住的具有文化延续性、历史传承性且对社会发展具有积极促进作用的民间建筑，是经过一代代人使用并留存下来的民间住宅样式。与由建筑师设计的建筑相比，传统民居更具有社会实践的广泛性。传统民居满足了人们生活的基本需求，是人们衣食住行的重要依托，因而传统民居是先民生活模式、技术水平、文化信仰等方面的集中体现，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景观基因理论的研究缘起1997年马俊如院士对地理学问题的探讨，他提出能否寻找一个简单的表达来研究地学领域的图谱问题。随后，刘沛林（2003）在《古村落文化景观的基因表达与景观识别》一文中将生物学中基因的概念引入对传统聚落的研究，提出了“传统聚落文化景观基因”的概念，开启了文化景观基因理论研究的先河。从生物学的角度，基因是控制生物性状的基本遗传单位，不同基因的遗传信息不同。如同生物的基因一样，景观基因也是文化景观遗传的基本单位，它对文化景观的形成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了解一个区域的文化景观基因，也就抓住了该区域景观的决定因子。
生物学上的基因有两个特点：一是能够通过自我复制来保持生物基本性状不发生改变；二是在某些情况下，基因在复制的过程中也会发生突变，从而形成新的变异基因。而景观基因同样具有此特性，既能够保持因历史文化、地理社会环境造就的稳定传承，又会在历史推进的浪潮中产生适者生存的变异基因。景观基因理论所诠释表达的正是这种稳定又不断更新的动态传承模式。本篇通过对传统民居景观基因的识别建立传统民居景观基因谱系，进而以基因为基本元素作用于传统聚落可持续发展。
2014年6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国大运河项目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第8个被列入的河流遗产，其余7处均为国外文化遗产，可见国外较早地开始了对运河的保护和研究，而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效。1984年美国将伊利诺伊-密歇根运河设立为国家遗产廊道，掀起了国际上对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热潮。麦克（Michael）和布里安（Brian）从发展评估的角度对美国这条国家遗产廊道近年来的发展状况进行了研究，对比创立时的计划、目标，在肯定发展成果的基础上分析了制约其发展的原因；丹尼尔（Daniel）等从旅游发展的角度对美国俄亥俄和伊利运河国家遗产廊道开展研究，依托游客的出行特征、消费模式等行为数据对遗产区的调查工作提出了建议，对运河文化遗产的营销和发展策略具有参考价值；苏珊（Susan）和詹姆斯（James）使用扎根理论方法评估了两个运河遗址的开发，对英国运河的社区开发能力做了测评，分析了社区资源在运河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意义；布鲁克（Brooke）等对巴拿马运河流域的旅游消费模式进行了研究，探索了发展生态游轮旅游对保护生态资源和保护文化遗产方面的积极作用。
国外对运河类文化遗产的保护也为国内运河的实践研究提供了案例。加拿大对里多运河立法要求沿岸30米内不可进行商业开发，最大化地保护了运河历史风貌，以法规法令的形式保障运河文化遗产价值最大化；荷兰对阿姆斯特丹运河进行活态开发，以发扬运河文化为主线大力推广和发展运河文化遗产；瑞典对达尔斯兰运河进行了创新性打造，制定了完善的游览制度；美国伊利运河在原航道基础上进行扩建，提高了航运能力，在新时期仍然发挥着运河的综合功能；英国对庞蒂斯沃特水道桥及运河的保护采用协作管理、法律支撑、规划控制、遗产监测、公众参与等多渠道共建的方式使得其较早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民居建筑遗产是人类宝贵的历史财富，对于传统村落的保护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国际上对于乡土民居建筑的研究是一个不断深入的动态化过程。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传统民居的生存空间受到强烈冲击，人们逐渐意识到乡土建筑保护的重要性。西方国家对于传统民居等乡土建筑类型的研究保护工作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保护制度。近年来，国外对于传统民居等乡土建筑的研究不断深化，由早期对独特房屋类型的历史演变、结构分布的研究，到保护策略、文化内涵以及乡土建筑的可持续性发展等方面持续深入。麦克（Michael）和朱迪斯（Judith）对西班牙南部阿尔普贾拉斯地区拉洛尔村的住宅建筑进行建筑单体特征识别，调研了当地住宅建筑变化的主要特征，认为建筑的细节变化是乡土建筑自然演变的必然结果，然而外部投资引发的大规模现代化开发却让“传统”被慢慢侵蚀；格则姆（Gizem）和罗伯特（Robert）在对多哈的阿尔阿斯马克地区建筑遗产的研究中，展示了当前居住者是如何以动态的、变革性的方式适应空间，探讨了建筑环境和人之间互相适应和塑造的相互关系；内斯利汗（Neslihan）等探讨研究了土耳其锡韦雷克的传统房屋建筑，对其平面、立面、结构、材料等建筑特征全面分析，指出了该地区传统文化建筑遗产在发展中面临的困境，为其传统建筑的可持续保护提供了重要资源；叶海亚（Yahy）等通过对当代建筑和乡土建筑的对比研究，建立住宅生态文化可持续性的理论体系，在对约旦的两个新旧住宅案例研究中指出，可持续性理论体系的设计应该加大对非物质文化因素等文化指标的综合考量。
国外对于传统民居住宅、乡土建筑的研究起步较早，由地理学、人类学、民俗学、建筑学等领域参与，有利于对传统民居等乡土建筑进行全面的解读，为我国传统民居的跨学科综合研究提供了借鉴。我国传统居住建筑外在形式多样，内在成因复杂，与国外居住建筑在地域文化、自然地理以及发展现状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对于我国传统民居的研究不能照搬西方，应在开拓思路的基础上，大力展开基于本土文化的民居研究。
目前国内对于景观基因的理论研究尚以刘沛林研究团队为先导，其理论内涵和应用领域近年来逐步拓展。刘沛林（2011）对景观基因的研究主要从景观基因的表达和识别、传统聚落景观基因图谱的构建、传统聚落景观区系划分等方面深入开展，系统整理了景观基因理论的基本框架和研究方法，全方位探索了其对传统聚落景观的保护和利用措施，并尝试了“景观信息链”理论的具体应用。除此之外，刘沛林团队先后研究了传统聚落景观基因信息单元表达机制（胡最等，2010）、景观基因的识别与提取方法（胡最等，2015）以及中国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组图谱特征（胡最和刘沛林，2015）；祁嘉华等（2020）还对传统村落景观基因的价值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保护策略。刘沛林等人的研究极大地充实了景观基因理论体系。目前，其理论体系已初步形成，实践应用也具备了一定的条件，为深入研究京杭大运河山东段传统城镇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相对成熟的方法论体系。
对于景观基因理论的应用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向：
一是利用景观基因理论在聚落景观划分方面的优势，对国内不同区域的景观基因进行普查，打破原有地理区划的强硬划分，建立以同源基因为划分依据的全国聚落景观区划，从景观基因的角度研究不同区域类型传统聚落，建立基因图谱，有利于开展景观基因类别的区划。例如：刘沛林等对少数民族聚落进行了景观特点总结并开展景观基因的识别，采用“大区—区—亚区”的划分法将全国的聚落景观进行了不同尺度的划分；毕明岩（2011）重点讨论了基于江南村庄文化基因的七种规划技术方法；张芮（2019）对延边地区朝鲜族传统聚落文化景观基因进行研究，构建朝鲜族传统村落文化景观基因图谱信息链；谢杰兰（2019）对关中地区传统村落开展景观基因研究，建立关中传统村落景观基因识别体系。
二是景观基因理论从“基因”层面的研究思路对传统聚落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在传统聚落“遗传”和更新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因此部分学者基于景观基因理论开展对传统聚落的保护和开发研究。刘沛林等（2009）提出了景观基因完整性保护理念，认为传统聚落的保护开发应该在了解历史的基础上科学定位，建立完整的景观基因体系，进行全面思考；裴沛然（2018）从重庆历史文化古镇文化基因的传承困境出发，提出对应的保护应对策略；田晨曦（2019）以景观基因理论为基础，提出“景观基因排序”和“景观基因植入”的理念，探索传统村落景观信息链构建的方法。
三是以景观基因视角进行旅游规划的研究，景观基因理论介入旅游规划可以更好地挖掘展示旅游地的历史文化内涵，为旅游规划守住历史文脉和传承基因，保持原真性和可持续性提供思路。刘沛林（2008）提出“景观信息链”理论，利用景观信息“元”“点”和“廊道”，对景观基因要素进行识别提取，实现历史文化记忆重现，展示旅游地形象；曹帅强和邓运员（2017）提出了“画卷式”旅游规划模式，将历史文化信息通过叙事的故事线路进行表达并尝试实践运用；张萍（2018）从游客认知的角度对满族乡村聚落景观的四个要素维度进行认知度评价，提出了要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形态，建设地标性景观来营造民族传统聚落文化氛围，传承历史文化信息，对传统聚落旅游开发具有指导意义。
四是景观基因理论介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景观基因理论应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有助于非遗的特征提取和识别，可以为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景观特征识别提供方法借鉴。胡最等（2015）以汝城香火龙为例，将景观基因理论拓展到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研究提出适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景观基因识别方法；曹帅强等（2016）以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例，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结合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从地域分布和空间格局的角度探究其发展的时空特性，得到有效论证。
国内对于大运河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阶段。2006年之前，国内对于大运河的研究处于缓慢发展阶段，主要是以大运河历史沿革、挖掘变迁的历史考证类研究，大运河对区域经济文化繁荣发展的研究，运河漕运、交通等功能应用型研究为主，多是对大运河的基础性研究；2006年国家提出对运河进行文化遗产申遗，大运河申遗之路的开启引起了各领域对于大运河的关注，大运河的研究进入全方位迅速发展的阶段。关于大运河的研究涉及的领域复杂、文献众多，与本篇相关的大运河遗产研究进行梳理，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以大运河历史文化视角为主线，对大运河流域历史沿革、文学艺术、信仰习俗等文化遗产开展的价值理论研究。蔡勇（1995）把济宁运河文化发展分为萌芽、形成和繁荣、衰弱、新发展四个阶段，从经济特征、文化特征和文化构成三个方面对济宁运河文化的形成和特点进行了研究；俞孔坚等（2008）从大运河的文化遗产价值、现实功能价值、生态设施价值和潜在休闲价值四个方面对大运河进行全面的价值再认识，提出对大运河的保护必须建立在价值完全认识的基础上；郭文娟（2014）通过对济宁段京杭大运河历史脉络、文化遗产的细致梳理，对运河文化遗产进行类别区分和系统详述，提出了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策略；葛剑雄（2018）从实事求是的角度对大运河历史文化和发展进行辩证分析，提出要避免盲信盲从，注重将无效或无益信息剔除后弘扬其优质的历史文化。
二是以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为主线，对大运河流域进行保护发展、旅游开发的实践应用型研究。朱强（2007）对大运河流域工业发展和布局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建设大运河工业遗产廊道，探讨工业遗产方面整体性保护策略；阮仪三和王建波（2009）结合大运河申遗现状分析了大运河遗产的重要价值，对不科学的开凿引流、不尊重历史的拆除重建等保护方式提出质疑和全局性的思考；张茜（2014）探讨了南水北调对大运河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对两者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了南水北调背景下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原则和策略；张恒和李永乐（2016）将“共生”理论引入运河聚落遗产研究，探讨其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和共生界面，形成一体化保护格局；霍艳虹等（2017）将“文化基因”的概念引入京杭大运河文化遗产的研究，对其文化基因的提取及传承方式进行了探究，为传统文化基因活态传承提供了思路。
三是以大运河聚落形态研究为主线，对大运河名村古镇的建筑风貌、形态结构等聚落要素开展研究。既有从整体宏观角度对区域大运河聚落开展的研究，如：朱晓明和阮仪三（2008）探讨了影响长江以北运河古镇存量的主要原因，提出当前对运河古镇的保护应该建立在全方位基础调查的大数据支撑下进行；牛会聪（2011）对大运河天津段聚落文化及形态特征进行研究，提出了“三体一位”的保护发展模式；赵鹏飞（2013）对京杭大运河山东段传统建筑开展研究，对居住建筑、公共建筑、水工建筑三大类型从建筑用材、空间格局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张书淼和徐雷（2019）对山东运河流域传统民居从形成历史、民居类型、空间布局以及民居传承现状进行了梳理。也有从微观层面以小见大地开展古镇或古街道的研究，如：石坚韧和柳骅（2009）对比大运河杭州段两个不同历史街区，对文化背景和街区空间结构、建筑特征等进行差异性研究，通过对共性和个性的探讨来明确保护和利用的平衡处理；阮仪三和王建波（2009）对大运河江南段的崇福、长安等古镇从历史沿革、空间格局、民居建筑等方面进行大量研究，提出相应保护发展策略；魏方（2010）以“运河四大古镇”之一的夏镇为例，对其历史沿革、地方民居、城镇风貌进行调研，探讨了不同的策略改造模式以实现再设计；赵一诺（2017）以线路视角对山东段大运河古镇的区域分布、文化和结构特征进行研究，提出南阳古镇街巷、建筑保护开发的观点。
总之，在大运河申遗背景下，学术界对于大运河历史文化遗产的研讨日益增加，但是对于其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的研究还需继续深入，领域和视角也应更加开阔。通过对研究现状的梳理与分析，可以发现目前相关研究还存在以下问题：
① 关于民居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人们通过大运河互联互通的历史状况。对于京杭大运河建筑遗产的研究主要停留在对建筑类型、空间格局、形态差异的基础研究上，以及现状梳理的层面。而对于最能体现大众审美特征与生活状态的传统民居研究较少且不够深入，研究视角单一，缺少对大运河民居建筑传承内涵的深入挖掘和发展脉络的动态研究。
② 大运河流域传统民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化的交融与相互影响，而景观基因理论作为探究传统聚落遗传因子的新视角，可为进一步厘清运河流域传统民居景观基因构成，明确京杭大运河的影响过程和作用机制提供方法论，但相关的研究未见报道。
③ 民居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既是生活的重要载体，又是最重要的活动空间，随着大运河淤堵断航等历史原因，大运河文化受到一定的冲击。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充分发挥大运河民居文化遗产的价值，将其蕴含的传统文化运用到现代文化创意产业中，焕发运河文化新的活力，使其成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新引擎、文化传承创新的新范式，是亟待开展的研究。
目前对于大运河流域民居文化遗产的研究尚不全面，民居作为生产生活不可缺少的场所，与其历史、文化、环境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应采用综合、动态的研究思维。本篇以景观基因理论为出发点，对大运河山东段传统城镇民居开展研究，分析大运河传统民居在历史文化脉络、社会地理环境等综合因素影响下，形成的建筑风格、建造格局、细部特征等，运用“胞—链—形”的层次结构研究方式，整理大运河传统城镇景观基因的根本结构和整体形态，以动态的角度，通过其景观基因结构的研究，探究大运河传统民居的形成发展过程，为大运河传统城镇的保护和发展提供理论实践支撑和新的研究视角。同时，尝试运用大运河传统民居景观基因的研究结果，对大运河传统城镇进行提升性的规划设计，以更好地传承发展大运河传统城镇民居及其人文景观环境的传统风貌。
大运河作为线性文化遗产的代表，对山东段区域聚落的发展演变具有重大而特殊的影响。因此，对大运河民居的调研要从大运河的历史成因、发展轨迹及其对大运河传统聚落形成的根源性影响开始，时间和空间相结合，对大运河古镇民居建立全面、系统的认知，为景观基因识别与提取提供基础资料和数据。
本篇以景观基因理论为视角开展大运河民居的研究，必然要以景观基因理论的研究方法对大运河民居进行景观基因识别，主要从屋顶造型、山墙造型、屋脸形式、平面结构、局部装饰和建筑用材等方面进行民居个体特征分析
，从街道走向、建筑布局等方面进行聚落民居空间整体特征分析，完成对大运河古镇民居景观基因的识别和提取。
基于对民居景观基因的提取，进一步探讨传统城镇景观基因的结构类型，运用“胞—链—形”的结构分析方法，对以民居为核心构成要素的聚落景观形态进行分析，探究大运河传统城镇的整体聚落形态结构。以动态的角度，通过其景观基因结构和来源的研究，明确大运河对山东段沿途民居文化的影响，客观地揭示其演变及文化交融的历史面貌，探究其在传统民居形成发展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
以上述研究成果为指导，选取某一具有代表性的大运河传统城镇为研究案例，结合“景观基因链”理论进行现状分析，形成以文化景观恢复为目的的规划设计方案，以期对其保护开发模式提出意见建议。
大运河距今已有2500年的历史，对其区域民居的研究需要从实际出发、从历史出发，并对大运河民居相关的文献资料信息进行系统的整理归纳，掌握大运河民居的历史沿革、现存情况。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建立大运河民居时空发展的整体性框架，尤其是对于在历史进程中自然消失的以及在开发利用过程中遭破坏而失去的重要内容加以整理利用，进而搜寻有价值的材料，以便开展研究。
实地调研是对文献分析的补充，便于从历史和现实两个角度全面认识研究主体。一方面，对于大运河民居的调研非常重要的手段就是观察，以亲身经历、亲眼所见来了解大运河流域各地民居的现状，包括消失的、废弃的、现存的以及尚在使用中的各类建筑；另一方面，民居是人类生活的主要场所，应综合分析民居及其利用现状，即原住民与建筑的相互关系。民居是人与环境交互的媒介，既要实地了解民居的结构功能，又要分析民居所在的社会文化环境，实地调研是掌握一手资料的必要途径。
比较分析法是对不同研究对象的相似或相异性的探究分析，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对不同事物进行考察，以探讨其规律的做法。本篇基于景观基因理论对大运河流域民居进行的研究，就是要从差异中寻找规律，以区域为单位，寻找可供“遗传”的共性，探讨大运河聚落民居的遗传规律。通过比较分析法结合特征提取法，对大运河聚落民居进行特征提取，即景观基因的识别方法。
“胞—链—形”理论原本是生物学研究的重要理论，刘沛林（2011）将其运用到聚落景观基因的研究中，提出基于聚落景观形态分析的“胞—链—形”聚落结构分析方法，将聚落景观结构分为“胞—链—形”三个层次。本篇根据大运河民居的基本特征，运用该方法有助于更加全面系统地构建传统民居景观基因的层次结构。“胞”是构成大运河传统村落或城镇的基本单元，即个体民居；“链”是穿梭链接各单体民居所形成的交通链接系统；“形”是民居整体布局及其道路分布构成的运河传统村镇的整体景观基因形。
本篇研究的技术路线见图2-1。
图2一1 本篇研究的技术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