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大运河工程浩大、历史悠久，是我国劳动人民创造的伟大历史工程，在我国璀璨的文化发展史上具有不可小觑的地位，已经成为我国的文化符号之一。2009年11月，国家旅游局决定将以长城和丝绸之路的发展策略来建设京杭大运河，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文化与经济价值。2014年6月，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条世界上建造时间最早、空间跨度最大的人工运河再次走入人们视线，成为运河文化保护的新起点。
大运河作为贯穿中国南北的交通线路，在文化交融发展上起到的作用无可替代，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要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宝贵的大运河文化遗产。2019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对大运河传承的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详细解读，对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提出了系统详细的要求和部署，提出重点着力打造大运河文化带，充分挖掘展示大运河丰富璀璨的文化，从历史和当代的多重角度，开展大运河文化传承保护工作。建设大运河文化带理念的提出开启了运河文化整体性保护的新篇章，《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河为线，城为珠，线串珠，珠带面”的思路，城是大运河的明珠，大运河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发展研究再一次进入人们的视野，成为弘扬和发展运河文化、打造运河文化繁荣带的重要突破口。2021年4月，中央宣传部出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重点项目规划》将“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程”作为新设项目纳入，制定了五年发展蓝图，摸清传统文化家底，致力优秀文化振兴，进一步推动了大运河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提出，应该详细阐述文化的本质，深入研究和解释中国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和基本取向，保护文化遗产的传承。着重加强对历史文化街区和城市特色管理等项目的打造，精制一系列突出文化特色的经典元素和标志性符号，并将其融入城市建设之中。
大运河是经过长期历史积淀形成的文化遗产，具有不可复制性，更无法模仿，其文化价值是不可替代的。其中，传统村镇和文化建筑遗产是大运河传统文化景观空间的典型代表。2012年住房城乡建设部、文化部、财政部印发了《关于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了传统村落的保护传承和利用的具体要求。随着我国传统村落保护力度的加强，京杭大运河作为“活”的文化遗产，其流域传统村落的保护备受重视。近年来，大运河沿线的保护修复工作如火如荼地进行，以大运河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等不同形式，在各地进行发展、开发与利用。但是文化遗产的保护不应该是简单的通航翻新，大运河流域历史文化古镇的恢复也不应该是单一的造型复制。大运河建筑文化遗产是人类社会发展中形成的极具价值的历史文化资源，也是大运河遗产廊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人类文化的基因库。
为此，本书以大运河山东段为研究对象，分上下两篇，分别关注其传统村镇的民居和其他建筑文化遗存。大运河申遗成功之后，留下的是申遗后时代对如何保护大运河这一世界文化遗产的思考，如何对文化遗产进行有机更新，如何使大运河在空间上实现南北“互联共通”的同时，也在时间上实现历史和当下的“贯古通今”，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
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典范，疆域辽阔，历史悠久。中华民族五千年发展史也是民族文化的积累史，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地理气候条件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社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各式各样的传统聚落形态和文化建筑应运而生。
民居作为传统聚落的典型构成要素，其样式和风格各具特色。传统民居作为人类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生活场所，是民族智慧和历史文化的结晶，是人类长期生产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民居可以反映出不同时代和不同区域政治、经济、文化各层面的互动关系，是人民智慧的产物，也是研究传统历史文化的重要媒介。本书对京杭大运河古镇民居的研究，即是对运河传统聚落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的探究，更是对运河历史文化从时间到空间上的综合研究，对地域文化的传承发挥重要作用。景观基因理论是研究中国传统聚落的全新视角，借鉴生物学中基因分析的方法对传统聚落文化景观进行剖析，以文化景观基因作为传统村落发展传承的基本因子，通过对传统村落进行基因识别，找寻传统聚落文化景观形成的决定性因素，为传统聚落的研究和保护提供帮助。本书将景观基因理论运用到运河古镇的研究中，以期进一步拓展景观基因理论的应用领域，完善其方法论体系。
同时，文化景观遗产具有明显的继承和叠加性。下篇主要研究京杭大运河山东段建筑文化遗产的差异化分布格局，反映不同时代和不同区域文化及彼此之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层面的互动关系，也有利于拓展学术研究的新视角和新内容。
大运河在我国古代经济、文化等领域有着独特的地位和重要的历史价值。一方面，随着我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其区域保护整治工作刻不容缓；另一方面，大运河被纳入了我国“南水北调”工程之中，大运河山东段作为东线工程的重要利用线路，其区域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也必须充分考究。《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对建设和繁荣大运河文化带、弘扬运河优秀传统文化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精准保护和有效开发成了新时代背景下京杭运河发展不可忽视的两大议题。
本书意在通过对大运河山东段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文化古镇民居和建筑文化遗产的研究，梳理其历史文化背景和发展脉络，找寻文化景观的基因构成、空间格局和影响机制，在大运河传统文化景观资源的有机更新和民生战略性工程的双重视角下，为新时代大运河的保护和开发提供新的视野，为运河文化的整体性保护发展提供支撑，为大运河文化带和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提供有益的思路。
大运河始于春秋时期，经隋、唐、宋、元、明数个朝代的开凿、取直、修葺，最终完成了从北京至杭州水路的全线通航。而本书研究所界定的大运河山东段位于京杭大运河的中段即鲁运河，也称山东运河，主要指临清至台儿庄段，北端由河北省与山东省交界处卫运河进入山东省临清市，南端由枣庄市台儿庄区流出进入江苏省，途中主要流经山东省聊城市、济宁市、枣庄市等区域，约占京杭大运河总里程的三分之一（张从军，2013）。该运河流域在明清以前社会经济发展处于平稳发展的阶段，并无显著成就。明成祖朱棣即位后于永乐九年（1411）派人重开会通河，新修河道使得大运河山东段通航标准得到了较大的提高，运河穿境而过，漕运随之兴盛，从而带动了该区域经济的迅速发展（王云，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