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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丝比我大两岁半。要理解我们的关系，就需要知道我的个性和我在家中的位置。我是家里五个孩子中的老四，是家里的第二个女孩，还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弟弟。
我爸妈、外公外婆、爷爷奶奶都说，自打出生，我就是个快乐而知足的小孩。亲人和陌生人都喜欢我，我也爱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
回想起来，那时在某种程度上我已经意识到，因为我姐姐的脾气，家里的气氛并不稳定，所以我总是试图逗笑每个人，缓解当时的紧张气氛。因为丹尼丝脾气阴晴不定，我变得特别随和，所以我成了家里的和事佬。
我认为，我姐姐是深爱着我的，但是随着我们长大，她变得非常矛盾。在她“正常”的时候，她友爱又体贴，给了我很多很好的意见，甚至在我需要出门时，会帮我熨好衣服。那时，她是一个开心果，一个非常棒的姐姐，所以我愿意为她做任何事情。
然而，当她的黑暗面出现时，我并不是每次都能及时察觉。有时，我会未经询问就拿走她的某件衣服穿。她从来不说什么。但是之后我发现，我最爱的裙子或衬衣不见了。我很快知道，不要跟她作对。随着我们逐渐长大，进入高中，我们没那么亲近了。周末，我会待在朋友家，而丹尼丝会整日拉上窗帘，在我们的房间里睡觉。
之后，在我们的孩子还小的那些年，我们的关系还挺不错的。我跟丹尼丝亲密得不得了，但她讨厌分开。如果我们因为某种原因计划离开，她就会在我离开前的数日甚至数周就开始跟我分开。
之后，在我32岁、丹尼丝34岁时，我们一起进入了护理学校。她表现突出，学习积极性很高。她总是得A，而B+的平均分就让我满足了，我也远没有她那么专心致志、充满激情。从1972年到1975 年1月，我们开着她的车去学校，每天都会在学校里待4～8个小时。在学校里，我们在实验室里和午餐时结识了一群不错的朋友，似乎一切都很正常。然而，在1975年2月，就在我们原定要毕业的前夕，有一天她没说一句话，也没打电话，就没来接我一起去学校。那天等我进了教室，才发现丹尼丝已经坐在她常坐的位子上了。她头也没抬，也没理我。课后，当我尝试靠近她时，她没有理会，一言不发地走出了教室。之后我给她家打电话，也没人接。虽然我参加了护理学校的“授帽”仪式，却没有参加毕业典礼，而丹尼丝在毕业典礼上发表了告别致辞。那年秋天，我们开始在同一家医院工作，但是我们从不提及学校发生的事情。不久后，我们又陷入了我们姐妹相处的老路子——我会全心付出，而丹尼丝只拿她想要的，然后拒绝所有其他的。
丹尼丝成了一名非常受人尊敬的护士，专攻老年医学，并且深受患者的喜欢。
随着时间流逝，丹尼丝喝酒越来越频繁，且酒量越来越大。她开始晚上不分时间地给我打电话，我会听着她语无伦次的厉声斥责，直到她挂断电话。后来，她在打电话时会告诉我，她要自杀。我会冲到她家，有时发现她吸毒过量，还有几次发现她割腕了。之后她几次住院，病情却几乎没有明显改善。
就在她43岁生日前，她对我们的妈妈很生气，拒绝见妈妈，甚至拒绝跟妈妈讲话。妈妈非常伤心，她给我打电话时，我能从她的声音里听出她的极度痛苦。我意识到，试图改变丹尼丝的思维倾向是一件多么徒劳的事情，但是我还是打电话跟丹尼丝说，如果她不花时间跟妈妈相处，那么我也不会花时间跟她相处了。我告诉丹尼丝，别再给我打电话了。
她真的没再给我打电话。在她的生日宴上，她被一块猪排骨噎着了。她没有在餐厅里当众引起骚乱，而是去了女洗手间，但她在洗手间里晕倒了。因为缺氧，她病情发作，约40分钟后，被送到医院时，她被宣布脑死亡，上了呼吸机。
丹尼丝给予我们的如此之多，并且当她可以时，她会慷慨地给予。尽管我们一家人经常为她担心，跟她生气，但我们知道，她一生遭受了巨大的痛苦，而我们都深爱着她。我们一家人都留下了很大的情感创伤。她走得太早了，我至今依然非常想念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