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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伊曼
1990年出生
土象金牛座
爱吃爱睡，目前就读于湖南某大学
作品散见于《萌芽》
第十二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
看来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们都安定了下来
所有人都记得七条山在这个夏天有一场轰轰烈烈的葬礼，葬礼的主角是一位年轻时美貌有加的妇人，她的儿孙如今排起长队走在七条山荡满尘土的山坡上，他们身穿素衣，头裹白布，胸前扎起一朵用白纸做成的美丽花朵，脚步叠叠荡荡在每一条街巷。他们每人脸上都挂满眼泪，眉间深藏不舍，他们戚戚然望向队伍最前方的一口黑色棺材，仿佛要与这浓稠昏暗的傍晚融为一体。
那是千禧年的六月四日，过完儿童节的第三个早晨，十三岁的我被母亲拉着手回到七条山。那时七条山遍处可见的山坡上洒满金橘色的朝阳，父亲走在最前面，弓背抱着一个绿得发黑的西瓜，他弯曲的后背像极了那些山坡的形状。我对父亲说热，他迈着步子沉默不语。他身上那件白色的背心已被汗水渗透，在阳光照射下隐约能看见背上深褐泛红的痣。母亲对我说忍一忍，忍一忍，就快到了。那时的我还不知道这一次回到七条山的原因是什么，以为那仅仅是一次简单的拜访。我已经很久没有回来，我甚至想不起上一次回来是什么时候了。
当我们走到家门口，猩红色的铁门敞开一扇。我推开另一扇门，感觉似乎是来到了另一个世界。彩色的花圈密密麻麻地摆放着，它们硕大无朋，静静地靠在墙边。整个院子上空搭着几根长竹竿，竹竿撑起白色的麻布，光线稀疏地落进来，院内显得格外昏暗。院子里站了很多沮丧的生面孔，我被吓了一跳，仔细辨认才看出其中一张是二伯的脸。二伯看见我们便对父亲埋怨道，怎么来得这样晚，就该听我的昨晚上过来住下的。他又摸了摸我的脸说，文英长高了不少。我冲他笑笑，喊了一声二伯。
他把我们引进堂屋，我抬脚走进这间深褐色的房子，一眼便看见厅堂正中央的一口巨大棺材。棺材被一块绣着金色凤凰的大红稠面布包着，非常大，简直看不出来那是一口棺材。我那些往日不多见的亲戚，一个个跪坐在棺材旁边，他们眼眶红肿，神色疲惫。他们抬起头看见父亲便说，小伟你怎么来得这么迟，快进去换上衣服跟我们一起坐下。父亲默不作声地看着棺材和那些跪在棺材旁边的人，转身走进里屋去。我扭头看母亲，她不知何时已经哭起来。我看到她的泪水顺着她有些发皱的脸庞流下来，心中突然意识到这次回到七条山的目的。
我的奶奶已经不在了。
母亲拉着我来到里屋，往我身上套了一件肥大的麻布袍子，又拿一块长方形白布裹在我头上。那是夏天，不久我全身就爬满了汗珠，但我不再冲父亲说热。母亲把我推到棺材旁边跪下，一边对着棺材磕头一边对我说，“文英，这里面躺着的是你奶奶，你给她磕几个头。”
我跪下来，近距离看着那口巨大棺材。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棺材长什么样子，棺材立在我眼前，被绣着金色凤凰的大红绸面布包着，一瞬间仿佛膨胀了好几倍。我眼前是火红的、大片的红，夹带着眼神犀利的凤凰拍打着翅膀，纷纷在我耳旁呼啸而过。我忽然感到压抑地透不过气。
“快磕头，文英。”母亲冲我喊道。
我像没有听见，愣在那里动弹不得。
于是，在七条山被太阳烤得快要干裂的午后，在老人的巨大棺木前，母亲的巴掌“啪”的一声落在我背上。
疼，我想。我的膝盖扣紧仿佛要陷进温热的水泥地面中。我整个背部软了下来，在疼痛中似乎突然清醒过来，俯下身对着棺材磕了一个头。我感到背上很疼，但我没有哭，我能听见身后一些亲戚在小声议论着。她们说，老四家的闺女怎么这么不懂事呀；她们说，老四媳妇可真下得去手呀；她们说，也不知道是不是合伙演戏做给咱们看的呢。
母亲自然也听见了，她没说什么，拉我起来让我坐到里屋去。整个下午，不断有远亲和村友来了又走，他们跪在棺材前磕头拜祭，边哭边呼喊奶奶的名字。我也是在这时候才知道奶奶的名字叫方玉梅。我在里屋的小床上和陌生或不太熟悉的女眷们坐在一起，她们每人胸前还斜挂着一匹花布。其中有人亲热地拉着我的手问，这是阿福家的闺女还是阿伟家的。我说我是最小的。她们笑着说，原来是阿伟家的啊。她们拿起桌子上的糖和瓜子塞在我手里，她们的手很粗糙，像撕掉皮以后变干的馒头。我想她们可能早上才在地里干过农活，可能刚刚收割了麦子又种下水稻。陌生令我恐惧，我想躲开这些人的手，可我拒绝了那些瓜子和糖，却拒绝不了这些陌生的手。
这一年，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直面死亡。它真实地来到我身边，漏出晦暗而抽象的面孔。此前我从不知死亡为何物，甚至以为很多东西永远不会消失，年幼时相信身边所有美好值得眷恋的事物都可以永恒，单纯得可怜又幸运。直到那一年回到七条山，奶奶的去世让我开始隐约明白一切事物都是出现又消失，愈美丽愈短暂，又是多么遗憾。
不久后奶奶的遗体出殡，请来的戏班一大早就在院门口搭起舞台开唱，声音传得很远。唱词里写入了老人的一生，我看见母亲细细地听了几句之后又开始落泪。那天我们早早地穿上孝衣，裹上白布，我的胸前也被横披上一匹碎花蓝绵绸。从院子门口开始排起长长的队伍，我的大哥哥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举着奶奶的遗像，大人们跟在他身后，我们几个孩子穿插在队伍中间。队伍的最后是一些村友。我们一路走过七条山每户人家门前的土地，人们纷纷从屋里跑出来站在门前看着这支队伍，他们一定在想，到底是谁家的老人死了，他的子孙数量为何如此庞大，他们为什么哭得那样悲伤？
出殡的队伍每经过一处那里便荡起昏黄的尘土，人们脸上爬满汗珠，顺着脸孔淌下来和眼泪混杂在一起。后来不断有人走进我们的队伍，跟着我们一起朝下葬的那片玉米地走去。我观察着那些陌生的人，他们脸上同样带着无以名状的悲戚。那天人们哭泣的声音格外响亮，炙热太阳曝晒下荡起尘土的地面仿佛快要崩裂，浩浩荡荡穿着白衣的人群在我眼前缓缓前行，我却什么也听不见，一切像是一场无声电影。
那些离我而去的人，会继续生活在天堂吗？他们会过得比生前幸福吗？他们能看见地面上的我们如今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吗？这是我一直疑惑的。奶奶的遗体葬在一片玉米地里，紧挨着爷爷的坟，旁边有一棵小树。父亲说葬在树旁是好的。玉米还没有成熟，嫩绿色一眼望不到边，当我双膝跪在柔软的泥土之中，有风从田埂尽头吹来在耳边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在那声响中，我忽然想起更年幼的时候在七条山待过的日子。那时的我非常小，被父母托管在老人这里，去村里的小学念了几年书，然后又搬回了城里。很多事已经模糊，但我记得老人有一头花白的头发，她总是在清晨喊我起床，煎两个鸡蛋放在木桌上，为我梳头时会张开满是皱纹的手。她总给我蒸我爱吃的糯米饭，配一小碟白糖，有时下一锅西红柿鸡蛋汤面。偶尔我放学晚了，老人还会站在我回家的路上等我，夕阳落在她脸上呈现温暖的橘红。
双膝陷入这片青色玉米地之中，我又想起了许多事情。渐渐地，在夏季的热风吹过玉米叶的声音里，我记起了离开七条山之前的一切。关于老人和七条山的一切我都想起来了。在七条山生活的那些日子，父母很少回来看我，老人对我无微不至。老人身上带有绵绸的气味和米香，那种混杂的味道让人安心，印象中我从没在父母身上闻到过类似的味道。后来当父亲在城里换了工作，我就离开了七条山。临走前老人站在院门口，用粗糙的手摸了摸我的头发，她没有说些什么就进屋去了，又或许是我已经忘记她说了些什么。那时大伯二伯留在她身边，直到她去世。
再后来城市里的钢铁气味渐渐泯灭了我的嗅觉，我们全家没有再回过七条山。父亲在工地帮别人盖房子，拿着能养活一家人的薪水，却一直很忙。母亲平时做家务，闲时在中学给人代课。我上了中学，学业渐渐忙起来。一切似乎都为我们不再回七条山搭建了合适的理由。曾经有一次，我和母亲去工地探望父亲。父亲带着像半个西瓜一样的安全帽在空中向我们挥手，我仰起头看见他黝黑的脸，感觉有细碎的干掉的水泥落进眼睛里。那次在工地上，父亲和母亲的谈话中说起奶奶，他对母亲说，过段时候带着文英回七条山看看咱妈吧，太久没有回去了。母亲犹豫了一会儿说，文英现在初二已经开始忙了，她时间很少，回一趟七条山要耽误课的。我们终究还是没有回去。直到半年后有一天中午二伯打来电话，说奶奶早上起来做好了饭返回屋内睡去，之后就再也没醒来。母亲当时就落了泪，想必她是后悔当初没有答应父亲带着我回一趟七条山。而父亲只是沉默，在那段时间里消瘦如影。
我死去的记忆鲜活起来，像冰山遇暖开始逐渐消融。当我跪在柔软的泥土之上，耳边是玉米叶窸窣的声响，我那本已停止流动的记忆不禁奔腾起来。我终于在老人的坟前止不住流下眼泪，这时我真切地明白了离开意味着什么。那个头发花白为我梳头的老人，常做糯米饭给我的老人，在夕阳下脸庞被染上红彤色的那个老人已经不在。我最后一次见她，是她摸着我的头发站在院子门口像一帧瘦弱的剪影，但那剪影也已经模糊不清了。
记忆里的一些东西消失了，已经再没有挽回的余地。而我原本以为它们应该一直待在那儿、待在身边，像太阳一样每天都能看到。
葬礼过后的那个夏天，我第二次觉得离开七条山是一种无法回头的诀别。这时父亲在城里盖了一间房子，有明亮的窗子和阁楼。我一个人搬进阁楼里住，父亲给我做了一张木床和一个很大的书柜。还记得搬家时母亲说过一句话，她说，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家，可以安定下来了。
让活人有根可扎的是房子，让死人永久长眠的是坟墓。看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都安定了下来。
我们所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