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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起源于人们对知识和理解（或解释）的需求，即认知需求（38，43）。在另一篇文章（50）中，我总结了各种各样的证据，这些证据证明，认知需求是本能的，因而具有人性（尽管不仅仅是人性）和物种的根本属性。在那篇论文中，我试图区分由焦虑引发的认知活动和“健康的”认知活动，后者是指无所畏惧的或克服恐惧的认知活动。也就是说，这些认知冲动似乎要么出于恐惧，要么出于勇气，但在这两种不同的条件下，认知冲动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可以这么认为：由恐惧或焦虑引发的好奇、探索和操作都有一个主要的目标，那就是减轻焦虑。调查某物或探索某地，从行为上看像是出于对某物或某地的兴趣，而实际上可能主要是机体想让自己平静下来，缓解自己的紧张、警觉和忧虑。此时，未知事物首先制造了焦虑，而调查和探索首先是对该事物进行“解毒”，使其成为无须害怕的东西。有些机体一旦打消了疑虑，就会出于对独立存在的现实的纯粹好奇心，去深入考察物质本身。而其他机体一旦“解毒”并熟悉（33）了某物，而且不再害怕它，可能会对它完全失去兴趣。也就是说，熟悉会导致注意力不集中和厌倦。
首先，在现象学上，这两种好奇心的感觉是不同的。其次，二者在临床上和人格学上也不相同。最后，许多巧妙的实验证明，二者在几种类人生物和人类身上的行为表现也有差别。
但同样的人类数据却迫使我们去假设另一个超越纯粹好奇心的“更高级”的概念。不同学者各抒己见，探讨过理解需求、意义需求、价值需求、哲学或理论需求、宗教或宇宙学的需求，或对某种解释性的或合法的“制度”的需求。这些最初的模糊概念一般意指某种需求，以使纷繁复杂的现实变得有序化、结构化、组织化、抽象化或简化。相比之下，在大多数情况下，“好奇心”可以被解释为专注于某一事实、对象，或者最多是一组限定对象、情况或过程，而不是专注于整个世界或绝大部分世界。
这种理解需求，就像强烈的认知需求一样，也可以被视为一种自我表达和组织行为，目的是减轻焦虑或满足对现实本质的非焦虑性兴趣。在这两种情况下，临床和人格学经验表明，焦虑和恐惧通常超过了对现实本质的客观兴趣。在这种情况下，“勇气”既可以看作无恐惧感，也可以看作克服恐惧并在恐惧下正常生活的能力。
任何认知活动，无论是体系化的科学工作和哲学思考，还是个性化的心理治疗探索，都可以在这一背景下得到更好的理解。认知活动涉及多少焦虑引发的勇气和多少无焦虑的勇气？既然大多数人类活动都离不开这两者，我们不禁要问：焦虑和勇气各占多少？行为，包括科学家的行为，在最简单的图式中可以看作焦虑和勇气共同作用的结果，也就是说，它糅合了消除焦虑（防御）的手段和以问题为中心（应对）的手段。
我曾在不同的情况下用几种不同的方式对这一基本辩证法进行了描述。每一种描述都可用于不同的目的。首先（34，第10章，“应对危险”），我区分了弗洛伊德的“防御机制”（在寻求满足的同时缓解焦虑）和我所说的“应对机制”（无焦虑条件下或不顾焦虑地去积极、勇敢、圆满地解决生活问题）。其次，另一有益的区分（43，第3章）是匮乏性动机（deficiency-motivations）和成长性动机（growth-motivations）之间的区别。认知可能更属于匮乏性动机或更属于成长性动机。如果认知主要由匮乏性动机驱动，那么它就更有利于降低需求，更能维持自我平衡，更能缓解明显的匮乏感。当认知行为更多地受到成长性动机的驱动时，就更无益于减少需求，而更有利于实现自我和更全面的人性，更具表达性，更少私心，更关注现实。这就相当于，“只有我们解决了个人问题时，我们才能真正地对这个世界本身产生兴趣。”最后（43，第4章），成长被视为一系列无尽的日常选择和决定，在每一个选择或决定中，人们可以选择退回到安全地带，也可以选择迈向成长的方向。人必须一次次地选择成长，一次次地克服恐惧。
换句话说，科学家可以被看作相对防御型的、受到匮乏性动机和安全需求驱动的人。他们的行为主要由焦虑驱动并以减轻焦虑为目的。或者我们可以认为，他们已经控制了自己的焦虑，可以积极地应对问题，从而解决问题，为实现自我和最完整的人性而成长，因而他已经获得了自由，转而关注本质上丰富多彩的现实，全身心投入其中，而不是投入与他的个人情感困境有关的现实中。也就是说，他可以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 [1]
大多数心理疾病都跟这种认知动机有关，这一认识毋庸置疑地表明，对知识的追求可以缓解焦虑。
首先，让我们简单研究一下那些脑损伤的士兵，库尔特·戈尔茨坦（Kurt Goldstein）（22）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他们先是受到了真实的伤害，随之又丧失了实际能力，这不仅让他们感觉力不从心，而且使这个世界看起来更加令人难以承受。按照一般的理解，他们的许多行为都是为了维持自尊，避免直接面对那些易于引发焦虑的问题，因为面对这种问题他们注定会失败。为此，他们首先缩小了自己的生活圈子，以回避他们无力应对的问题，而只处理自己力所能及的问题。在这样一个狭小的世界中，只要少冒险、少尝试，对远大抱负和宏伟目标“敬而远之”，他们就可以正常生活。此外，他们精心布置和安排这个小世界，保证每件东西都各就各位、一丝不乱。他们努力把自己的小领地几何化，让它们变得可以预测、可以控制，安全可靠。再然后，他们倾向于把它们定格成静止不变的状态，以避免变化和不稳定因素。他们的世界因此变得更可预测、更可控制，不易引发焦虑。
人如果能力有限、缺乏自信，认为这个世界难以应对，无法接受现状，那么这些做法都是合乎情理、合乎逻辑，可以理解的，而且的确奏效。士兵们的焦虑和痛苦确实得到了缓解。如果不仔细观察，这些病人看起来跟常人无异。
这些安全发生机制是务实合理的（而不是“疯狂”、怪异、神秘的），这点在这一类人身上很容易观察到。由于他们的能力不比从前，他们肯定会认为这个世界更危险、更难以应付，他们必须立即制定各种安全机制来保护自己不受实际伤害。因此，他们必须立即缩小自己的圈子——可能是把自己关在家里，直到能“把控”周围环境。每件家具都必须有固定的位置，每件东西都必须放回原处。任何不可预料或意外的事情都不应该发生，因为有危险。世界必须保持现状，变化就意味着危险。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路线必须熟记于心。
类似的情况在神经官能症患者身上也可以看到。我这样说可能有些简单化，但这里确实涉及一个基本问题，那就是这些患者对自身的冲动和情感心怀恐惧。
他们总是担心：万一情感失去控制，可怕的事情就会发生，也许是谋杀。所以一方面，他们严格控制自己，另一方面，他们把这种内心的激烈冲突投射到外部世界并试图控制它。他们内心所排斥的一切——情感、冲动、自发性、表达力——也流露在外，尽管表现得有些自相矛盾。当他们拒绝来自内心的声音和信号，对自己的自发愿望和类本能冲动产生怀疑时，他们必须依靠外部信号来告诉自己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例如依赖日历、时钟、时间表、议程、定额、几何化、法律、各种法规等。由于变化和意外可能会使他们对周围事物失去控制，他们还必须规划和设计未来，使它毫厘不差、不出意外。他们的行为也变得有序化，成为重复性的程序和仪式。
在这些患者身上我们也能观察到同样的安全机制。他们通过回避令人不快的人、问题、冲动和情感来缩小自己的生活圈子。也就是说，他们过着狭隘的生活，并易于成为狭隘的人。他们画地为牢，以便能控制世界。为免于恐惧，他们使自己的世界有序化、规范化，甚至定格化，这样世界对他们而言就是可以预测的，也就是便于掌控的。他们倾向于靠“数字”生活，按规则行事，依赖外部提示而非内心暗示，依赖逻辑和事实而非冲动、直觉和情感。（一个强迫症患者曾问过，他们如何证明自己在恋爱！）
极端歇斯底里的神经症患者通常与强迫性神经症患者形成对照，但在此却引不起我们太大兴趣，因为他们的极度压抑和全面拒绝已经将任何令人不快的知识拒之千里。很难想象，这样的人能成为科学家，更不用说成为工程师或技术专家了。
最后，我们可以研究一下某些疑病性神经症患者和偏执狂，他们不由自主地想要知道所有正在发生的事情，唯恐自己不知情。他们必须知道紧闭的门背后发生了什么，奇怪的噪音必须有个说法，那些听不太清的话必须听得一清二楚。危险在于未知，只要是未知的，就一直有危险。这种求知行为主要是防御性的，是强迫性的、偏执的，由焦虑引发，并且会进一步引发焦虑情绪。只是从表面上看，他们是在追求知识，但是现实一旦变为已知，对他们而言就不再危险，也就失去了魅力。也就是说，现实本身并不重要。
临床上还可以观察到其他一些病态（主要是由焦虑引起的）认知需求的表达（无论是科学家还是普通认知主体），现罗列如下：
1.对确定性的强迫性需求（而不是对确定性的享受和欣赏）。
2.对确定性的迫切需求导致急于定性（因为不能忍受等待的状态和对最终决定的未知状态）。
3.出于对确定性的迫切需求，偏执地过度依赖某一结论，尽管新的信息与此结论相矛盾。
4.否认无知（因为担心显得愚蠢、软弱、可笑）——不会说“我不知道”“我错了”。
5.拒绝质疑、困惑和迷茫：要表现得胸有成竹、坚决果断，不会谦虚。
6.表现得勇敢顽强、坚韧不拔、无所不能的神经质需求。反恐惧机制是对恐惧的防御机制，也就是当人真正感到恐惧时，对恐惧感的否认。人不愿表现出软弱或伤感的一面，这种心理最终可能会演变成一种对（被曲解的）女性特质的防御。科学家追求“实际”、坚持“定见”或讲究“严谨”的合理愿望可能会走向病态，演变为“唯实用主义”、唯我论，或为严谨而严谨。结果可能会使人变得一味强势，过度专断，控制欲极强，缺乏耐心，无法做到虚心接纳。即使某些情况下，比如在心理治疗中，也同样无法虚心接纳（治疗时只有虚心倾听才能更好地了解病情）。
7.只会主动、支配、把控、“掌管”、“刚硬”，而做不到不加控制、不予干涉、善于接纳。这是认知主体多面性的丧失。
8.对某种精神分析的合理化（“我不喜欢那家伙，得找个正当理由”）。
9.不能容忍模棱两可：不能适应模糊、神秘、未知的事物。
10.需要与他人一致，需要获得认可，需要成为团体的一员——不能有异议，不能被排斥，不能被孤立。在阿施（Asch）（4）、克拉奇菲尔德（Crutchfield）（14）以及其他人的实验中均可以观察到这种需求对认知的影响。
11.自大、狂妄、傲慢、自负、偏执倾向。经深度治疗证明，这是内心深处对自身缺点和无用感的一种防御。总之，这种自我意识妨碍了对现实的清晰认识。
12.对偏执、自大或傲慢的恐惧。对个人的光荣、伟大、完美有防御心理，不敢有大的抱负，逃避自己的成长。不相信人能有所发现，因此对重要发现视而不见，拒不相信，更不能运用或发掘这些发现，只能处理琐碎的问题。
13.对权威、伟人过分尊崇，成为一个信徒、一个忠实的追随者，最终沦为一个傀儡，无法独立自主，无法肯定自己。（“不要做一个弗洛伊德的追随者，要做一个弗洛伊德”“不要步大师的后尘，而要去追求大师的目标”）
14.轻视权威。对抗权威的需求，不能向长辈或老师学习。
15.需要做到始终且必须理性、明智、符合逻辑、善于分析、精确、智慧等。即使在某些特殊的场合，也做不到无理、野蛮、疯狂、依赖直觉等。
16.理性化，即将情感转化为理性，只感知复杂情况中理性的一面，仅满足于命名事物而非体验事物，等等。这是专业知识分子的一个普遍缺点，他们往往对生活中感性和冲动的一面比较迟钝，而仅关注认知层面。
17.智力可能成为一种工具，用来支配他人，以求高人一等，或者通过片面印象误导他人。
18.因为诸多原因，知识和真相令人生畏，因而遭到抵制或歪曲（43，第5章）。
19.标签化，即病态范畴化，脱离具体的体验和认知过程（38，第14章）。
20.强迫性二分法、二分倾向、非此即彼、非黑即白（38，232—234）。
21.对新奇事物的需求和对熟悉事物的贬低。即使奇迹重复一百次也无法察觉。贬低已知事物，将其视为老生常谈、陈词滥调等。
类似的认知病态表达还有很多，因此这一列表可以无限延长。例如所有弗洛伊德式的防御机制都会导致认知效率低下，其他影响除外。一般来说，神经症和精神病都可以被认为是认知方面的疾病，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性格障碍、存在判断的“障碍”、“价值病态”，以及人类能力的削弱、萎缩或丧失等也是如此。甚至许多文化和意识形态都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例如鼓励愚民、抑制好奇心等。
通往完全真理的道路是崎岖不平的。全面的认知是困难的。不仅门外汉如此，科学家也是如此。科学家和外行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科学家是自觉自愿地主动去探索真理，而且会竭尽所能地去学习寻求真理所需要的所有技巧和伦理（11）。的确，一般说来，科学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技术，通过运用这种技术，容易犯错的人可以战胜他们畏惧真理、回避真理以及歪曲真理的倾向。
所以，认知病态的系统研究是科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显然，这一学科分支应该有助于科学家成为更好的认知主体和更有效的工具。然而至今鲜有这方面的研究，令人费解。
那么，这些“堂而皇之”的科学词汇——预测、控制、严格、确定性、准确、精确、整洁、有序、合法、量化、证明、解释、验证、可靠性、合理性、组织等，一旦运用到极端，似乎都能导致病态。所有这些都可能被用来满足安全需求，即主要成为回避焦虑和控制焦虑的机制。它们可能是一个混乱恐怖的世界的解毒机制，也可能是热爱和理解精彩纷呈的大千世界的方式。追求确定性、精确性或可预测性等可能是健康的，也可能是不健康的；可能是出于防御性动机，也可能是出于成长性动机；可能缓解焦虑，也可能收获发现和理解的喜悦。科学可以是一种防御手段，也可以是一条坦途，通往充分的自我实现。
为确保准确理解一个要点，我们也必须审视那些勇敢无畏的、受成长性驱动的、心理健康的科学家。为凸显区别和对比的效果，我们暂且再选一个极端类型。上述的所有机制和目标在成长性需求驱动的科学家身上也可以观察到，不同之处在于，它们没有神经质化
。它们不是强迫性的、偏执顽固的、无法控制的，就算不能及时得到满足和回报，也不会引起焦虑。它们不是迫切需求，也不是绝对需求。健康的科学家不仅可以享受精确之美，对散漫、偶然和歧义也同样甘之如饴。他们可以享受理性和逻辑，但也同样陶醉于疯魔、狂热和情绪化。他们从不担心预感、直觉或异想天开。通情达理固然好，但偶尔忽略常识也无伤大雅。发现规律乐在其中，一套能解决问题的简单实验可以并确实能带来高峰体验。但困惑、推测、荒诞有趣的猜想也是科学游戏的一部分，也是追逐真理过程中的一大乐事。思考一条完美的推理或数学论证可以体验到无上的美感和神圣感，但是琢磨神秘莫测的事物也有同样的神效。
富有创造性的、勇敢无畏的伟大科学家都是多面手，上述内容正好印证了这一点。收放自如，能松能紧，理智而又不失疯狂，严肃而又不失活泼，这些似乎不仅是一个人心理健康的特征，也是其具有科学创造性的特征。
最后，我确信，在培养年轻科学家的过程中，我们既要鼓励谨小慎微，又要提倡大胆创新。单纯强调谨慎、冷静和执着，只能培养出好的技术员，而这样的人很难有新发现或提出新理论。谨慎、耐心和保守是科学家的必备素质，但如果追求创造性的话，那么最好同时具备勇敢无畏的特质，两者不可或缺，相互并不排斥，甚至可以相互整合。众美兼备的科学家具有灵活性、适应性，而且多才多艺。或者正如精神分析学家常说的，最好的精神分析学家（或科学家或普通人）结合了癔病患者和强迫症患者的优点，而没有二者的缺点。
从认识论的观点来看，如果我们认同认知主体与认知对象之间的同构平行关系（52），那么我们可以信心十足地期待，“更高”、更大胆、更全能的认知主体才能够认识更高的真理。谨小慎微的认知主体只知道如何避免引起焦虑，因而是“半盲”的。他所能认识的世界比强者所能认识的世界更加狭小。
[1]
“应对这种焦虑的方法有很多，其中有些是认知性方法。对这样的人来说，陌生、模糊、神秘、暗中、意外的事物都具有威胁性。要让这些事物变得熟悉、可预测、可驾驭、可控制（即不再恐怖，于己无害），有种方法是认识并了解它们。因此，知识不仅能促进继续成长，还能减轻焦虑，后者是一种保护性的自我调节功能。认知的外在行为表现可能差别不大，但其动机可能天差地别，因而对认知主体的影响也有所不同。比如忧心忡忡的房主在半夜拿着枪去楼下查找神秘恐怖的声响从何而来，当确定一切正常后，会感到紧张缓解后的如释重负。再比如，年轻学生通过显微镜第一次看到细胞的微细结构，或是人们领悟了一首交响乐、一首复杂的诗歌或一种政治理论的意义，会恍然大悟、心醉神迷、欣喜若狂。这两种认知对主体的影响截然不同，在后一种情况下，认知主体会感到更强大、更聪明、更有力、更充实、更能干、更成功、更敏锐。”
“这种动机辩证法随处可见，在最宏大的人类背景下，在伟大的哲学中，在宗教制度中，在政治和法律体系中，在各种科学中，甚至在整体文化中都存在此类辩证法。简言之，它们能以不同比例同时呈现认知需求和安全需求的结果。有时，安全需求几乎可以完全使认知需求服务于焦虑缓解的目的。免于焦虑的人可以更大胆、更勇敢，可以为了知识本身去探索和推理。当然，我们有理由认为，后者更有可能趋近真理，即事物的真实本质。相对于受成长性需求驱动的哲学、宗教或科学，受安全需求驱动的哲学、宗教或科学更易于走向盲目。”（43，61—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