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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观的这种变化要求人们如何改变对科学的态度呢？这些改变从何而来？它们为何能引起我们的关注？为什么机械化、非人性化的科学模式逐渐让位于以人为中心的科学范式？
我个人也经历了科学世界观的这一冲突，最早表现为我同时面对着两种互不相关的心理学。在我埋头实验室的实验主义生涯中，我对正统科学的传统不仅欣然接受、适应良好，而且能将其吸收。
事实上，正是约翰·华生（John B.Watson）的乐观信条（见1925年《心理月刊》）引领我和其他很多人踏入了心理学领域。他的纲领性著作向我们展示了未来的光明道路。我欢欣鼓舞，认为这必然会带来进步。真正的科学心理学有可能存在，它严谨可靠，能够从一种必然不可逆转地稳步推进到另一种必然。它提供了一种有望解决所有问题的技术（条件作用），以及一种极具说服力且易于理解和应用的哲学（实证主义、客观主义），帮助我们避免重蹈覆辙。
但是，作为一名精神治疗医师、精神分析师、父亲、老师和人格研究人员——换言之，当我面对完整的人时——“科学心理学”则逐渐显得毫无用处。我发现，在这个研究各色人等的领域中，“精神动力学”，尤其是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心理学，以及那些当时看来明显不“科学”的心理学，反而能提供更加重要的养分。
当时的心理学家似乎同时遵循着这两种相互排斥的法则，或者出于不同的目的操着两种不同的语言。如果他们对研究动物或人的部分—过程感兴趣，他们就会成为“实验和科学心理学家”。但是，如果他们关注的是整体的人，那么这些法则和方法便用处不大了。
这两套法则在解决科学的新型人类和个人问题上各有成效，我认为，如果能对比两者的相对有效性，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哲学上的这些变化。我们来思考几个问题：假设我想要更好地了解人性——例如了解你，或者其他特定的人——那么最有望成功和最有效的方式是什么？传统科学的设想、方法和概念化有何用处？什么最有效，哪种方式，哪些技巧，哪种认识论，哪种交流方式，哪些测试和测量方法，知识本质的哪种前提条件？我们所说的“了解”又该作何解释？
首先，我们应该知道，了解某个人这一问题早就被很多科学家排除了，因为他们认为这一问题无关紧要或并不“科学”。几乎所有（客观的）科学家的研究都基于某种隐性或显性的假设，即研究不同类别或种群的事物，而不是单一事物。当然，实际上你每次是在观察一样东西：一只草履虫，一块石英，一个特定的肾脏，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这当中的每样东西都是某一物种或某一类别的样本，因此是可以互换的。（见第31本文献中关于伽利略和亚里士多德的科学研究）如果一篇文章只是详细描述了特定白鼠或特定鱼类，一般的科学期刊都不会录用。传统科学的主要任务是概括，比如抽象出所有白鼠或鱼类等的共性（畸形学主要研究例外事物和“神奇事物”，即研究怪物，并没有很大的科学价值，除非它能通过对比的方式告诉我们更多胚胎学的“正常”过程）。
任何样本都只是样本，并不是事物本身，只代表着某一事物。它无名无姓，可有可无，既无特色，也不神圣，而且也并非不可或缺，它没有自己的专有名称，作为个例自身也无可称道。它之所以引人入胜是因为它不仅仅代表自身，还代表了其他事物。我说过，正统教科书式的科学通常集中研究某类事物或者可互换的对象，我指的就是这个意思。物理和化学课本中没有对个体的研究，更不用说数学了。以此为中心，天文学家、地质学家、生物学家有时会把特殊个例当作典型和范例进行研究，例如研究特定的天体、地震、香豌豆或果蝇等，但他们仍致力于追求普遍性，因为这才是被认可的更科学的方法。对大部分科学家来说，这是科学知识进步的唯一方向。
然而，当我们进一步摆脱非人化、概括化以及追求共性的核心科学模式时，我们就会发现，有些人对那些独特、具体和个性化的事例怀有持之不懈的、全面的好奇心，这些事例往往不可互换，换言之，它们独具特色且绝无仅有。比如某些心理学家、民族学家、生物学家、历史学家，当然还有所有处于亲密个人关系中的人都是如此。（我相信，物理学家和化学家苦苦琢磨他们的妻子费的功夫，和他们研究原子的功夫不分上下）
我最初的问题是：如果我想要了解一个人，最好的方式是什么？现在我可以更精准地重新表述这一问题。常规物理科学的一般程序（请记住，这是所有科学，甚至是一切知识所普遍认可的模式）对此有何用处？一般而言，我认为这些程序没什么用处。事实上，如果我不仅想要了解你，还想要真正理解你，那么这些程序几乎毫无用处。假如我想要了解一个人，了解其人格中对我来说最为重要的那些方面，我发现我就必须以不同的方式来完成这项任务，就必须运用不同的技巧，运用截然不同的哲学范式，涉及超然性，客观性，主观性，知识的可靠性、价值和精确性，等等。下面，我将对其中部分内容进行详细说明。
首先，我必须把某人当作独一无二的特殊个体、人类中的唯一成员进行研究。当然，多年来我积累了大量的一般科学知识、抽象知识和心理学知识，这确实有助于我将他大体归入人类的分类体系中进行研究。我知道我应该寻找什么。现在我能大致评定他的性格、体质、精神疾病、人格和智力（IQ），而且比二十五年前做得更加得心应手。然而，所有这些常规化的知识（关于法则、概括化、平均数）只有在引导我研究这个特定个体的具体知识时才能发挥作用。所有临床心理医生都知道，要想了解他人，最好先排除思维的干扰，全神贯注地观察和倾听，保持开放接纳、虚心被动的状态，耐心地慢慢等待，而不能操之过急。一开始就测量、发问、计算或检验理论、分门别类的行为对此并无帮助。如果你的大脑过于繁忙，你便无法很好地倾听和观察。弗洛伊德提出的“自由漂浮注意”便很好地解释了这种具有非干预性、全面性、接纳性、期待性的认识他人的方式。
如果要寻求关于人的知识，那么抽象知识、科学法则和概括化、统计分析和预期都各有作用，只要这些技术能被人性化、个性化、个体化，并且聚焦于特定的人际关系。识人者，能从传统“科学”知识中得益；不识人者，世界上所有的抽象知识皆于他无益。正如一些智者所言，“任何笨蛋都有可能拥有高智商”。
在此，我不想贸然地进行高度概括，尽管我已经掌握了高度概括的方法（作为一名治疗师和人格学家）。如果我想要进一步了解你这个独立的个人，我就必须把你作为一个单元、一个个体和一个整体来研究。解剖的传统技术和还原分析在无机世界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即使在类人生物世界中也同样表现不俗，但这种技术对于我们了解具体个人却是一种妨碍，甚至对于研究一般人类也存在一定缺陷。心理学家尝试了各种原子论剖析，并将知识简化为基本结构单元，而整体很可能就是由这些单元构成——基本感觉模块、刺激—反应或关联纽带、反射或条件反射、行为反应、因素分析产物、各种测试数值表。上述所有尝试在抽象、常规化心理科学中都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没有人真的会把任何一种尝试作为有效的途径，去了解某一陌生文化中的成员或极右组织约翰·伯奇协会的成员，更不用说去了解初次约会的对象了。
我不但必须对你进行整体观察，还必须进行整体分析，而不是简化分析（倘若尚有篇幅，我还想说明一下格式塔心理学对实验心理学和实验室心理学的影响，更详尽的论述请见第38本文献，第3章）。
迄今为止，我们了解他人的最好方式就是让他们自己通过某种方式，比如直接问答或者自由联想来自我表白，这时我们只需安心倾听。或者让他们通过隐秘交流、绘画、梦、故事和手势等我们能够理解的方式间接地向我们倾诉。当然，所有人都深谙此道，并且在日常生活中也能运用。但事实上，这会造成某些真正的科学问题。例如，当某人跟我们讲述他的政治态度时，可以说他是自我报告的唯一见证人。只要他想，他便能轻而易举地愚弄我们。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的是信任、善意和诚实，而其他任何科学的研究对象都不存在这一问题。说话人和倾听者的人际关系至关重要。
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地质学家等并不关心这些问题，至少最初并不关心。如果要他们关注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关系，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大多数年轻的心理学家将对照实验作为获得知识的标准方式。我们这些心理学家不得不缓慢而艰难地成长为一名优秀的临床或自然观察者，学会耐心等待、观察和倾听，不加干预，避免过于积极活跃、冒失唐突、进行过度的干预和控制——在尝试理解他人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学会保持沉默、拭目以待、洗耳恭听。
这有别于我们研究物理对象的标准方式，即操纵、摆弄或者分解它们，以观察会发生什么。如果你这样研究人，你不仅仅无法了解人，人们也不想并且不会让你了解他们。我们的干预行为只会妨碍我们了解他们，至少一开始是这样的。只有当我们对某人有了充分的了解之后，我们才能表现得更加积极，才能更刨根问底，提出更多要求——总之，这时我们才会更具有实验状态。
对我来说，只有在探索所谓“更高级的人类生活”以及进化程度更高的人类时，才会和坚持方法中心论的科学家发生冲突。只要我还在研究狗和猴子的行为，还在对学习、条件和动机行为进行实验，那么这些现成的方法论工具用起来就仍然得心应手。这些实验可以合理地设计和控制，数据也足够精确可靠。
但当我开始向研究者提出一些新问题，一些我无法顺利解决的问题，以及一些模糊不清、尚未定义和难以处理的问题时，我才会陷入真正的麻烦。我发现，很多科学家鄙弃那些他们无法解决、处理不当的问题。我记得自己在愤怒中曾引用了一句名言进行反击：“凡是不值得做的，都不值得做好。”现在我想补充一句：“凡是需要做的，即使做不好也值得做。”其实我想说的是，研究新问题的首次尝试大多简单粗糙、模棱两可。从这种初步尝试中我们最多只能学到下次如何做得更好。然而首次尝试是必经之路，绕不过去。我记得有个孩子，当他得知大多数火车事故都发生在最后一节车厢时，竟然建议把最后面的车厢去掉，认为这样就能减少事故了！
任何事情都得有个开端，开端是无法遏制的。甚至遏制的想法或期待都是对科学精神的背弃。开拓新的领域无疑更加令人振奋，更有价值，对社会也更有帮助。里尔克（Rilke）曾说道：“你必须热爱问题本身。”对于科学来说，突击队自然比宪兵队重要得多，虽然突击队免不了摸爬滚打，伤亡更大。比尔·莫尔丁（Bill Mauldin）在战争期间的动画很好地阐释了前线冲锋陷阵的士兵和后方指挥部光鲜亮丽的军官在价值观上的冲突。必须有人率先蹚过这片雷区。（我最早称其为“蹚过思想雷区”）
当我对心理病理学的研究引领我去探索非病理学——心理健康者时，我遇到了一些前所未见的难题，例如价值观和标准问题。健康本身就是一个规定性表述。我渐渐地开始了解到，为什么之前鲜有关于该方面的研究。按照好的“正常”研究的常规标准来看，这并不是一项有价值的研究（事实上我并不称之为研究，而是称之为探索）。它极易遭到批判，并且我也批判过它。有个问题确实存在，即我自身的价值观可能会干扰我对研究对象的选择。当然，如果有一组评判者可能会更好些。如今，我们拥有了比独立评判更加客观、公正的测试，但在1935年这些测试尚未面世。当时，要么由研究者独立选择，要么就干脆放弃。我很庆幸自己选择了前者，并从中受益良多，其他人可能也是如此。
无论对于我个人，还是对于我这样的科学家来说，对相对健康者及其特征的研究揭露了很多新的问题，很多之前我习以为常的老办法和旧观念都让我极为不满。这些学者提出了很多新问题，如关于常态、健康、善意、创造力和爱、更高需求、美、好奇心、满足、英雄和人类中的神一般的人、利他主义和协同性、对年轻人的关爱、对弱者的保护、怜悯和慷慨，以及人道主义、伟大、卓越的体验和更高层次的价值观等问题。（从那之后，我一直在研究这些问题，我确信能为回答这些问题做出一些贡献。这些并非无法检验的、“不科学”的问题）
这些“更高层次”的人类心理过程跟现有心理学机器格格不入，也无法从中获取可靠的知识。事实证明，这部机器和我家厨房的“处理机”很相似，这种“处理机”只能处理某些东西，而不是所有的东西。或者打个比方。我记得曾经见过一台精密、复杂的自动洗车机，这种机器能够出色地完成洗车任务，但是也仅限于此，任何进入这台机器中的东西都会被当作一辆汽车来清洗。我想，如果你唯一拥有的工具就是一把锤子，那么你会不由自主地把所有的东西都当作钉子。
总而言之，我要么放弃问题，要么寻找新的答案。我选择了后者。很多心理学家也是如此，他们选择尽其所能地解决一些重要问题（以问题为中心），而不仅仅局限于解决那些能够借助现有技术轻松解决的问题（以方法为中心）。如果你将“科学”定义为力所能及之事，那么那些力有不逮之事便成了“非科学”，即不科学的。
和其他任何科学家相比，我们心理学家更需要同一个惊人的事实——拒绝真相——做斗争。我们尤其害怕了解自己，因为这种知识或许会改变我们的自尊和自我形象。正如我们所知，猫会觉得做一只猫很简单，所以并不害怕做一只猫。但是，做一个完整的人却难上加难、令人生畏且问题重重。人类崇尚知识、寻求知识——因为他们天性好奇——但他们同时也对知识充满畏惧。对个人的认识越深入，对知识的恐惧就越强烈。所以，人类的知识趋向于成为爱和恐惧的对立统一。知识包括对知识自身的防御、压抑、包装、疏忽和遗忘。因此，任何能够获得真相的方法论都必须包括精神分析学家所谓的某种“抵抗分析”，这一方法能消除对自我真相的恐惧，从而让人赤裸裸地直面自己——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我们也不妨这样理解一般知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论是对人类自我的一次沉重打击。哥白尼观察事物的方法也是如此。然而，对知识的恐惧确实是有差别的：知识越客观，同我们的个人问题、情感和需求就越不相关，我们对知识的抵触情绪就越少。当我们的探索越来越接近个人核心时，对这种知识的抗拒就会越来越强烈。我们可以这样表述这种“知识总量法则”：越是远离个人知识，科学知识的总量就越大，某一主题的学科史就越长，研究就越安全，科学就越成熟，等等。正因如此，我们对化学品、金属和电能的（科学）认识远胜过我们对性、偏见或剥削的了解。
我们必须经常跟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研究生交流，就仿佛他们马上就要奔赴战场一般。我们必须同他们论及勇气、思想道德修养、策略和战术。心理学家或社会学家必须奋战到底，以揭示热门话题的真相。
人作为知识的对象，之所以有别于其他事物，就在于他不由自主地渴望被人了解，或者至少不得不允许自己被人了解。
他必须接受并且信任认知主体，甚至还会在某些情况下爱上他。可以说，他会完全屈从于认知主体（82），反之亦然。被人理解是桩幸事（73），甚至令人鼓舞（3）且有治疗效果。其他事例可见书中的其他章节。（亦可参见所有的心理疗法和社会心理学文献）
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你必须在认识论上接受这样的事实，即人具有物理对象所不具备的意图和目标。传统科学对物质世界的研究很明智地放弃了对意图的推测，包括上帝和人类的意图。事实上，这种排除是使物理科学成为科学的必要条件，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就能更好地了解太阳系。对意图的推测不仅没有必要，事实上反而会妨碍对物质世界的充分理解，但如果研究的是人类，情况就大相径庭了。人的确拥有意图和目的，可以通过内省的方式直接感知到，也很容易通过行为进行研究，就像研究类人生物一样（71）。这一简单的事实被传统自然科学模式排除在外，所以传统自然科学的方法自然不太适用于研究大多数的人类行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没能区分手段和目标。因此，正如波拉尼（60）指出的那样，它无法辨别正确和错误的工具性行为，无法辨别有效和无效、正确和错误、病态和健康，因为所有这些形容词指的是手段—行为在真正实现目标方面的适用性和有效性。这些考量和纯粹的物理或化学体系格格不入，因为这些体系没有意图，因此也无须区分好的或坏的工具性行为。
人可能意识不到自己的意图，这一事实使我们的问题更加复杂化。例如人的行为可能符合精神分析学家所谓的“无意识的表现”（acting out），即对一种明确目标的明显追求，然而，这种目标并不是行为的“真正”目标，而是一种象征性的替代品，且永远也无法满足他的渴望。
所有全面的心理科学都必须深入研究有意识和无意识、有意识和前意识的关系，以及所谓的“初级过程”认知和“次级过程”认知的关系。我们已经认识到，知识是可以言表的、明确的、清晰的、理性的、有逻辑的、结构化的、亚里士多德式的、现实的、实用的。面对深层的人性，我们心理学家也学会了尊重另一类知识，即那些含混不清的、语前和语后的、隐含的、不可言喻的、神秘的、古老的、象征性的、诗意的、审美的知识。缺少了这些资料，任何关于人的描述都不可能完整。但这些资料只属于人类，因此有必要采取特殊的方法来获取这些资料。本书的剩余章节将继续研究同一问题及其衍生问题：如果我们的任务是获取关于人的知识，那么传统科学的概念和方法是否完全适用？不适用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能如何改善？又能提出什么样的反向研究计划以供思考和检验？一般科学又能从关于人的科学中得到什么样的启发？
